忏悔、道歉，近来不断引起万众瞩目，尽管迟到了30多年，但有总比没有强。

罪己，原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连皇帝都不例外，但在当代，却变得无比稀罕起来，遍及各省的大饥荒、大量人的非正常死亡、“冤狱遍中国、冤案堆如山”，从来都不曾见到有人公开道歉，而且还在史书中常年将人祸转嫁为天灾。因此，不管是什么人，如今只要是公开忏悔和道歉，我们都应该向他们的勇气致敬。

当听到看到别人在忏悔在道歉时，作为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我们是做热心观众还是当个局外的评判者呢？这也让我想起了我的过去。

我出生于1957年，1966年正在读小学。我就读的那所学校叫北京府学胡同小学，有一批教师先后被揪斗，校长姓吴，被剃成阴阳头；王立人老师，我哥哥的班主任，被戴上军统特务的帽子；还有一位教体育的老师，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我的班主任孙纹绣，举止温文尔雅，对待我们永远充满了慈爱，没想到连她也被批判，因为她的父亲是孙良诚。在学校里，被批斗次数最多也是最残酷的是田静一老师，大约快50岁了，以前她从未教过我，但我却在学校礼堂参加过多次批斗她的大会。每次在台上，她都被高年级同学按着头，反拧着胳臂，“坐喷气式”，一斗就是两三个小时。她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加房东，她的邻居还专门赶到学校登台控诉她，说她进行阶级报复，和一家工人邻居吵架，让邻居家的媳妇流了产。我们这些小学生听到田老师的“罪行”后，无不义愤填膺。我还被班级选为代表，上台批判田老师。那次批判会，我脚穿翻毛皮鞋，说到激愤处，猛一跺脚，吓得田老师向后一闪，以为我会踹她。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一跺脚，我至今难忘，深深自责。

贫寒之家出身的祖母，因为嫁给了我的祖父，1950年就被定为地主成份。1966年，红卫兵将“勒令”贴到了我家门口，她每天被迫站在北京铁一号大门口，与几十个老弱病残的所谓“地富反坏右”一起受批斗，浑身沾满路人的吐沫，还有人不停地向他们身上扔石头，常常被砸得头破血流，最后又被一起遣送原籍劳动改造。临行那天，祖母被剃成阴阳头，不得不在头上裹着条头巾，正好我放学回家，在路上遇见她背着包袱往外走，她一见我就大声喊我的小名，而我却远远躲着她，不敢上前。没想到这一喊，竟成永诀，她回到上海嘉定娄塘老家后不久，尸体就漂浮在池塘里。当时公安局来电称“畏罪自杀”，可上世纪80年代我去嘉定，当地检察院却告诉我有可能是他杀，真相一直难辨。一想起她临行前的凄惨目光，我就悔恨不已。

我的母亲曾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1966年也在劫难逃，先被关押，后又送水泥厂劳动。1969年在下放江西的前夕，军代表和我母亲的一个学生忽然来到我家，召集我们全家开会。那个女学生个头很高，其父是军级干部，所以披件军大衣，趾高气昂。她高声要求我们帮助母亲找出问题，认清历史，端正态度。幸亏我那时没有犯傻，最终也没有站出来揭发批判自己的母亲，否则会悔恨一生。而我家邻居的孩子，只比我大一岁，其父在一所大学任党委副书记，一天，红卫兵将他的父亲揪来游斗。他的父亲低着头，戴着纸糊的高帽，边走边敲锣，喊“我是黑帮”；而他，则牵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就套在他父亲的脖子上，嘴不断里高呼：我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此情此景，恐怕我终身不忘。

在我居住的那个大院里还有一家，父母分为两派，姐妹二人各随一派，天天家里争吵不休，互相揭发批判，都自称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另有一家兄妹，其父将其母的日记贴到院子里，其母又反过来揭发其父，他们夹在中间，受尽人们的羞辱。

1971年，我回到北京后，在165中学上学，这是一所百年老校，拥有一批留美留日和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老师，所以，历史问题也就成为很多教师不得不承受的“污点”。我刚进学校时，一位老太太天天戴着大口罩在扫厕所，别人都说她是日本特务，等到我读高一时，她重新走上讲台，这才知道她是数学老师刘淑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刘老师回到讲堂以后还遗留着“特嫌”尾巴，同学们因此不把她放在眼里，尽管她的教学水平很高，所有的难题在她那里无不豁然开朗，可惜，全班没有几人听讲，多数人都在那里聊天、打闹，她只得哀求：“求求你们啦，听我说啊！”

文革自始自终都是晚辈揭发长辈，学生批斗老师，经过10多年的斗争洗礼，敬老、尊师、百行孝为先，所有的传统道德终于被悉数扫荡一净。

别看我只是个学生、未成年人，但批判这个批判那个的事情却没少干，从批判刘少奇到林彪，从批判孔老二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从批判老师到同学，整整批了10多年。物理老师唐润和上个世纪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因为他没有历史问题，所以敢于维护课堂纪律，被人称作“唐大炮”。在学习黄帅、学习张铁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日子里，我们都被要求贴出大字报批判老师，我就违心地写了一张《令人发指的教育》，文中直指唐老师。这张大字报，是我在中学的一个污点。我还写过批判同学的发言稿、黑板报，批判他们有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他们阶级斗争意识不强。有位沈振山同学，因为穿了一双皮鞋，并且擦得锃亮，就被我在黑板报上点了名。中学毕业后我去农村插队，其实，那时根本不能称之为毕业，考试形同虚设、听不听课无所谓，很多人连人民日报也念不下来，许多人连一封家书都不知如何写，于是，在农村，写批判稿这样的任务又落在了我的头上。我写了不少，批判同村的插队青年，批判邓小平，并被送到县里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在学习班可以挣满分，还可以吃肉和白面馒头。

文革10多年，那个时代究竟有多少人是干干净净的，我不知道。但据我的经历，我敢断言，我们既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只是程度不同、责任不同罢了。其实，何止是文革，历次政治运动，哪次不是人人过关？哪回不是个个沾了一身的污泥浊水？

妓院出来的人，还有干净的吗？文革结束，当举国都在声讨四人帮，将一切罪行统统归结为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时，一位长辈忽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话。多少年过去了，言犹在耳。

的确，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我们同样也需要忏悔和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