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法新社
過去幾個月，衝擊香港言論自由的事件接二連三，先有《明報》把總編劉進圖換成來自馬來西亞的編輯，接著《商台》著名的時評主持李慧玲無故被辭退，最令人震驚的是剛被調職的劉進圖在街上被二名兇徒斬至重傷入院。
不論媒體人還是公民社會，均相信這幾宗事件均與香港的言論和新聞自由相關。
「公民提名」還是「官方篩選」
當下香港，行政長官選舉方案正進入諮詢期，北京及香港的親中陣營異口同聲，指“公民提名”有違《基本法》，要把“愛國愛港”定為候選人的資格。假如最終方案設有篩選候選人的機制，香港將會上演一系列的公民不合作運動。當權者對主流媒體老闆施壓，很明顯是為了防止公民不合作運動的擴散。
面對著這狀況，新聞工作者發動了多次的遊行以作回應。但不少意見認為，這些遊行像“例行公事”，表達完憤怒後，又回到日常，自我審查的壓力仍在，敢言者隨時被調職，甚至被辭退。
新媒體迎戰
在困局下，又有些意見說，不要悼念式的回應，要以新媒體迎戰。
的確，在過去兩年，香港的新媒體不斷湧現，2011年成立的《主場新聞》在Alexa 的本地排名已81位。去年新進場的還有《852郵報》、《巴士的報》，及利用Facebook的公共頁面傳播的《社媒》和《惟工新聞》等。
互聯網令發布的成本降低，令小資本、甚至個人都隨時能經營媒體。
互聯網壟斷
然而，互聯網並不是一個完全公平和自由競逐的空間。事實上，互聯網上的壟斷，與傳統媒體相比，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新媒體的確較倚重內容和社群互動去建立讀者群，但不論內容的發布和社群互動的模式，均受制於大型的平台。譬如說，在香港Facebook的就變成了很多網站的資訊出口，而每當Facebook上改變公共頁面的傳播方式，均會對這些資訊網站帶來影響。
在中國大陸，微博、微信作為資訊的出口，成為了審查機構監控的重地，就是看清互聯網上資訊發放的層級關係。當然，Facebook不受中宣部審查，但集體投訴也會阻斷訊息的流動，去年中國女權主義者艾曉明裸體半身聲援被拘留的葉海燕，就因為被用戶集體投訴而遭Facebook的管理員移除。
新媒體雖然更能以內容，互動和社群去建立讀者，但有較雄厚資本的新媒體，可以透過在Google、Yahoo、Facebook等大型網站賣廣告而增加能見度與讀者量。在資訊浩瀚的互聯網上，資訊的消費像“填鴨” 般，讀者很多時是被動地接受，餵養。
若以商業的模式去經營新媒體，它也會面對主流媒體所承受的政治壓力，抽走廣告的事情也會發生。最近，主流媒體如《蘋果日報》和《AM730》分別被銀行和地產集團抽走廣告，而以商業模式運作的《主場新聞》，也面對很大的廣告壓力。
公共性的辯論變成了社群化的回音室
此外，縱觀過去兩年新出現的新媒體，有能力透過採訪、調查和分析生產新聞故事的少之又少。大部份網上媒體均透過主流和即時新聞評論，以不同的觀點吸引不同政治取向的支持者。結果，公共性的辯論變成了社群化的回音室。
這是由於新媒體一方面受制於小資本的經營，一方面被社交媒體的朋友發放模式影響，使人以群分，物以類聚的效應更強烈。
台灣獨立新聞發展模式
當然，新媒體是一個尚在發展的領域，但多元小眾形成的公共空間不會自然而生，需要不斷的實驗與探索。在香港，新媒體更多地與政治和社會運動配合，過去幾年催生出好幾個小政團；在台灣，地下電台在解嚴前是反對政治的媒介，隨著政黨輪替及進一步民主化，近年除了直接由政府撥款資助的公共媒體，如公視架構下的《PeoPo公民新聞》外，專業新聞工作者積極介入，建立新的平台，不僅發展獨立新聞工作者的課程，更在網上建立民間集資支持調查報導的機制。相對來說，台灣比香港走得更前。
用新媒體改變政治議程
傳統媒體不斷受壓，新媒體的確是一條路，但這條路絕不平坦。
互聯網雖然開放，但資訊的發放也有權力規律，互聯網的管治方式，是另一個戰場。而社群式的傳遞，也使新媒體更分散，不容易形成統一戰線的反抗政治。如何在分散多元的新媒體環境，建立反抗性的公共領域(counter-publics)之間的對話和辯論，生成主流意見與改變的議程，對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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