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投案者的故事,但是很抱歉,我不能在这里写出他的全名。这篇报道所追求的,并不在于触碰禁忌,而是在于用全新的有别于香港同类报道的语态,去写一个纪念碑式的人,去理解他的选择与行为逻辑。我诚实记下他的痛苦,也不会刻意美化他话语与思想系统里,让我感觉仍然停留在当年学生时代的某种简单或者陈旧。

我从不怀疑自己在短时间内抓取细节的能力。这篇报道是应急之作,全部采访只有一个90分钟的越洋电话。

明天我将去台湾,这一次,我将真正与历史相会。我与我所供职的这本杂志,不会让你们失望。)

刊于亚洲周刊 记者/谢梦遥 朱永潇

中国最著名的通缉犯之一吾尔开希,决定投案自首。他用了大约十天时间来筹备,计划周详,包括通过香港支联会找一位有影响力的律师陪同,提前3天(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在网上购买了在香港中转的机票,早早写好千余字的声明,登机前拍照并连同声明一同发布。

这个64事件中在通缉令上排名第二的学生领袖,已经流亡了近25年。与许多民运人士不同,他从未经历过真正意义的囚犯生活,当年,他幸运地躲过子弹、警犬与关卡,抵达国境之外。最近15年,他在台湾生活。在11月25日,一个与64事件毫无联系也找不到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他开始了新的行动。
目标是,监狱。

投案

事实上,从2009年起,他已经开始向中国政府投案。、东京、华盛顿,在三座不同的城市,他做过同样的尝试。过程略有不同,但结果是一致的,他被澳门政府扣押一日之后遣返台湾,驻日本和美国的大使馆则不得其门而入。

这个结果不难理解,64事件仍然是当今中国的政治禁忌,避而不谈是官方当下最好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吾尔开希成了一枚滚烫的山芋,没有人愿意接手。“不可能成功的”。在这次行动之前,他的陪同律师何俊仁即告诉他。

但他还是决定了第四次投案,“我希望以后不再是有什么时间节点,而是该做时候就去做。”

他的计划是,到达香港后,混进入境方向的人流,在入境闸口宣布自己的通缉犯身份,要求香港政府协助引渡。他的预案中没有料到的是,飞机一落地,入境处的官员已经等在了机舱口。

并不意外,与前三次结果一样,投案以失败告终。5个小时后,他被香港入境处递解出境。用吾尔开希的话来说,整个过程甚至可以用“愉快”来形容。讯问的办公室温度太低,对方调高了空调温度,中午还给他送来盒饭。等待期间,媒体的电话涌入,入境处官员们眼睁睁地看着他用手机接受采访,“他们意识到好像不对,但似乎并没有法律允许他们掐断我和外界的联系。”离开时,一位官员陪他走到返回台湾的飞机舱口,告诉他:“我们个人的立场非常支持你,但我们有职责在身。”

“香港入境处不幸变成了我的对手。”三天后,身在台北的吾尔开希在电话中对亚洲周刊回忆,在入境处时他并未试图拍照、录音,以挑战对方权威,“我没有把他们列入我的敌对方,我抗议的是达成递解出境决定的决策层。”

在那架驶回台湾的飞机上,没有愤怒,没有忧伤,吾尔开希只感到深深的疲倦。有人认出了他,深沉地点头致意。随后,他的回程之旅陷入到一场平静的睡眠之中。“这些年,我们学会了让强烈的情感在心里面,不会影响我们的情绪。面对对手,情绪是否平静,是能不能占上风、掌握状况的一个关键点。”他说。

他把投案的进展更新到了网络上,从2008年开始,他开始使用各种社交媒体。现在,他的推特有5万粉丝,每篇博客浏览量超过10万,Facebook并不开放,但仍有上千名好友。(他也有新浪微博,实名的最长只存活了20个小时,现在他用了马甲,只看不发。)

几乎所有香港媒体都报道了投案事件,其中亦不乏批评声音,有人指责他在作秀。他并不会回避,“用媒体发出我们的声音,并让声音形成压力,本来就是民运的做法。”
但吾尔开希也表明了他的决心。“当你知道你还会继续做的时候,有一点误解是没关系的”。在电话中,他一字一句地说,“我是真的想回去坐牢。”

活着

吾尔开希把决心投案的原因归结为对父母的思念。过去的近25年之间,他从未见到他的父母。在此次投案发出的那封公开信中,他写道,“我期待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能跟他们见面团聚,哪怕这种见面必须隔着监狱的玻璃墙。”

在所有64事件被通缉的学生领袖里,他是唯一的特例。在流亡的日子里,其他人的父母逐渐得以出境与子女相见,他的好朋友、通缉令上排名第一的学运领袖王丹的父母前年还来到了台湾。但吾尔开希的父母从未获批得到护照。他的家庭是维吾尔族,他父亲又是局级官员,虽然从未得到过官方答案,但他猜想是这些因素,让他的父母成为了被祖国圈住的人。

他没有放弃过沟通,这种沟通,也包括与公安、国保系统的见面。无数次的希望和失望之后,他称自己最终“感受到的是屈辱和绝望”。在2009年那个投案的决定首次冒出来之前,父亲已有过两次病危,母亲罹患中风。

在这次行动的3天前,他还和父母通了话,但并未提及投案一事,“不想让他们担心”。这些年他们主要通过Skype联系,保持每周通话的频率。

曾有消息称,吾尔开希的父亲是兰州空军,他逃亡之时坐空军飞机由兰州到珠海。他向亚洲周刊否认,“中国怎么可能给少数民族军官调度飞机的权力?我父亲不是军人。他以前在中央民族出版社做编辑,在新疆维吾尔语出版界,地位崇高。”

1989年,吾尔开希的父亲在中央党校读书,已经是副局级干部。“已经内定回去要连升两级了,如果我没在天安门捣蛋,他应该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吧。”说到这句话时,他语气中的那种年少轻狂似乎又回来了。1989年的吾尔开希,刻意穿着病号服,在人民大会堂上打断了李鹏的讲话。他21岁,面容瘦削,但毫无惧色。

吾尔开希的父亲是位超过4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翻译过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共产主义者的著作。在学运期间,他更多的是表达他的担心。在一个只有父子两人的场合,他抱着儿子老泪纵横:“你不知道这社会的复杂与恐怖。”

在64事件之后的一两天,他曾收到父母通过朋友带来的口信:“只要你活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都活着等着与你见面。”

在流亡的最初,父母与他的通话中,总是欲言又止,还告诫他“不要反政府”。但在1992年的某次通话里,在一番沉默后,父亲突然对他说,“祝你们争取一个没有恐惧的社会的努力早日成功。”
“你不觉得那句鼓励很了不起吗?”吾尔开希相信在那时的环境下,电话是被有关部门监听。

2000年时,应陈升请求,他写了首诗,后来陈升谱了曲。诗的名字,叫《爸爸》。“爸爸你昨夜来到我的梦中,梦中我看着你无语,后来我又把被子踢掉的时候,你笑着摇了摇头。怎么别人说我们一模一样,而我却觉得你我天壤之别……”这首诗似乎有他自己的影子,一个体制内官员家庭,却诞生了一个长着逆鳞的儿子。

在多数情况下,他并不愿意陈述当年的故事,因为“心态上没有调整到可以开始讲回忆录的程度”。对于“乘着空军飞机逃亡”的传言,他未曾主动澄清过。他也拒绝向亚洲周刊回忆最后一次与父母的相见。

20多年之后,他还会想起当年家的样子。“我爸妈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他们,他们教会我许多东西,坚强、勇敢、不屈服……”他的语速慢下来,“拥有母爱的孩子,是征服者。”

流亡

吾尔开希从小在北京长大。“一个湖南人在北京出生长大,不会有人说他是湖南人,但是一个新疆人,就会被说是新疆人,我回到新疆就会被说成北京人。所以对异乡,我既使不能说甘之如饴,至少也是处之泰然。”

他对流亡的感受,不如其他人强烈。某些时候,他甚至会对流亡产生一种幸运感,“能够在海外,跟那么多划时代的思想家对话、学习,这些机会再国内想都不敢想。”从他的个人经历来看,他算是成功,他的主业是做生意,而副业是政治评论,文章刊发多家报纸,他还娶到了一个家境富有的台湾太太。他甚至写文章表达过担心,“我们在西方生活太过安逸了。”

尽管衣食无忧,流亡仍然是一种精神酷刑,每年六月生出的那种惆怅感,只是痛苦的一小部分。

《唐山大地震》在台湾上映时,他带着太太去看。电影里的怀旧细节,让他感触颇深。“我当时也有这么一件海魂衫”、“我也用过那种书包”、“我也吃过那种冰棍儿”,他不断和太太解释。当看到电影里母女的重逢时,他哭了,想到了自己。

即使在心情最为愉快的那一天,比如儿子的出生,他承认,流亡者的感觉也从来不会真的消失。

2009年的最初几个月,吾尔开希的情绪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6420周年,对应于我们流亡在外的人来讲,是一个心理上很难逾越的时间点。我们原来想着也许流亡5年就要回去,一晃眼已经20年,难道我们这一辈子就永远回不去了吗?”

另一方面,随着一些学生领袖离开了民运阵营,也让他感到形势索然。“也许放弃幸存者的负罪感和使命感,我会舒服得多。”这种思考,让他非常痛苦。他害怕被人遗忘,但他强调害怕不是因为自己被遗忘,而是那段历史,“遗忘是人类重复历史悲剧的主要原因”。

最终他决定做点什么。顺承对亲人的思念,他选择2009年的6月3日在澳门做出投案之举。不可否认,在这个时间点做这件事,有着某种挑战意味。
“既然大家管我叫学生领袖,我也接受了这个名词,享受了它给我带来的各种荣光,我就要对它有种责任感。”他说。但某种意义上,这个身份也在无形对他进行绑架,“大家会期待我发出批判中共的声音,这方面我也尽量在做,可能做得还不够多。”

天安门学运领袖,已经成了他一辈子背着的符号。台北的日常生活中,会有人把他认出来,“正在吃饭,你要把一碗面放下回答别人的问题”。这当然是具体直接的打扰,当他回过头来,发现桌上的面已经凉了。但他又觉得有所收获,“就像被人拍了拍肩膀,人心的温暖,比一碗面的温度,重要多了”。

他也面临着指责与攻击,不仅来自于外部的“五毛”(他坚信博客上的许多留言是有组织的行为),也来自于民运阵营之内。一度,他增长的体重也成了讥笑的对象(为此他最近两年每天游泳减肥)。外甥女看到博客上的那些谩骂,难过地对他说:“舅舅,怎么有人这么恶毒啊?”他回答说:“这说明了一件事,我是好人这边的,我是天安门学生啊。”

就像一些异见人士一样,他的表达不可避免地陷入简单逻辑和自我重复的窠臼之中。某些表达,让人感到用力过猛,以至于产生疏离感。“《英雄》那个电影就已经把张艺谋的混蛋脸孔暴露出来了。他的声音就是杀,该杀”。在电话采访中,他气愤地说。他没看过中国奥运会的开幕庆典,“从美学意义上排斥。”

也许只有谈到家人时,更容易让人产生与他相同的感受,但他并不愿意展示更多细节。“王丹可能更愿意表现他感情丰富的部分,我更愿意保留在自己的个人生活里”。

在1989年产生那一代流亡者中,每个人仿佛是一座孤岛,不仅性格,他们的命运也各不相同。王丹成了台湾的大学教授,韩东方在香港经营劳工NGO,柴*在美国进入商界,在2011年以公开信的形式,表达了对当年的中国领导人和士兵的原谅。而以财富衡量,最成功的可能是李禄,他成为了巴菲特的副手,甚至还曾以陪同后者的机会,回到过中国。

如果把日历翻回到1989年7月4日,64事件过去了刚好一个月,、李禄等8个逃亡者,汇集到巴黎远郊一处农舍,在草地上聚会讨论未来。严家其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有个人说,“为了中国的民主,大家都应该成为‘职业革命家’。”那时,他们所有人都年轻。

没有人成为真正意义的职业革命家。问及吾尔开希,他已经不记得那场聚会的细节了。但可以确定的是,当他坐在阳光温暖笼罩的草地上,他并不知道,一场旷日持久的流亡之旅,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