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王洪才：中国大学为何难以实现学术为本

　　
内容摘要：大学以“学术为本”本是一条公理，但在现实中却屡遭尴尬，常常不自觉地走向行政化、商业化乃至娱乐化。尽管大学行政化的根源错综复杂，但文化因素的影响根深蒂固。在中国文化中，大学首先被理解为教育组织而非学术组织，这从根本上抑制了大学的学术性；而将学与术分离以致也使学术失去自明性；学术长期处于依附地位，从而彰显了它的工具价值而抑制了本体价值。这一切都使学术难以自立，大学自然也难以实现学术为本。大学要实现其学术卓越就必须恢复学术的优先地位，否则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是不可想象的。

　　 关键词：中国大学 学术为本 文化传统 大学校长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高等教育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出现了诸如“一切围绕经费转”、“一切围绕招生转”、“一切围绕排行榜转”等种种不和谐现象。人们普遍感到高等教育质量严重滑坡，大学组织越来越行政化，办学活动中的商业化气息越来越浓厚，大学文化越来越充满娱乐化，而大学的灵魂———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也渐渐失去了传统威严，在量化管理的挤压下越来越畸形。此时此刻，大学还能保持对学术的忠诚吗？大学能否在追求经费支持、获取优质生源或在提高自己的办学排名的同时，而不牺牲学术的谨严与自由的作风呢？这无疑是对中国大学的一个严峻考验。

　　 一

　　 今天，中国大学无一例外地加入了“经费大战”、“生源大战”和“排名大战”中，因为没有哪所大学不希望自己的经费是丰盈的、自己的生源质量是最好的，当然也无不希望自己的排名是最优的。大学这种参与竞争的态势无可厚非，但如果牺牲了学术质量和学术自由就值得商榷。因为“经费大战”势必要把每个教师都拖向激烈的课题竞争中，从而使他们无暇顾及真正的科研和教学；而在“生源大战”中各个高校又必然各显神通，极力掩饰不足而过分夸大自己的优势，甚至给予不恰当的许诺；在“排名大战”中则不惜牺牲学术尊严而换得排名制作单位的青睐，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原来的学科特色去搞一些短平快的突击行为，这些行为的后果就是把整个大学拖入浮躁的喧嚣中，而大学所应秉承的知识独立、学术自由的品格则日渐稀薄，这种与学术风骨渐行渐远的情形不能不令人警惕。

　　 大学办学无疑需要充足的经费支持，没有可靠的经费保障就难以办出一流的大学。但大学不能为了经费而牺牲基本的学术伦理。办好大学当然需要优秀的生源，但生源仅仅是一个基础，培养过程才是更为根本的要素，如果忽视培养过程的努力，单纯依靠优秀生源来提高办学声望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办大学当然不仅需要大师，也需要大楼，但大楼和大师不是一种装潢，大楼与大师必须与学校的定位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效益。大学排行榜虽然值得重视，但充其量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大学排行榜，都不可能全面反映大学办学的真实情况，因为大学办学靠特色取胜，而特色往往是独一无二、不可比的，大学成功的根本在于具有独特的大学文化，这恰恰是大学排行榜僵硬的数字所无法反映的。

　　 为了说明学术为本的重要性，我们首先要分析近年来很多高校喊得震天响的“以学生为本”。在生源大战背景下，许多高校纷纷打出了“以学生为本”的招牌。表面上看，这是对学生利益的尊重，是为了弥补过去对学生需求关注不够的缺陷。但从实质上看，它是大学由计划向市场逻辑转变中出现的症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办学策略的调整是必须的，但如果就此认为“以学生为本”反映了大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则是错误的。不可否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学生理应成为大学关注的核心对象，没有学生，大学就无法生存。但大学生命维系更多依靠的是学术影响力，如果没有学术影响力，单纯强调重视学生需求似乎很难持久。然而当“以学生为本”口号变得日益普遍之后，人们似乎认为这就是对的，也是必然的，至于是否合乎逻辑就无须计较了。这种“不计较”的态度所表现的恰恰是一种“市场本位”，而非真正的“学生本位”。

　　 尽管许多大学都把“以学生为本”解释为“育人为本”，但“以学生为本”在逻辑上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如果大学真的是“以学生为本”的话，是否一切要听学生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提出“以学生为本”的学校一般都会这样辩解：“以学生为本”是指倾听学生的声音，但不是一切都听学生的。这里暗含的意思是：并非学生的意见都是对的，判断对错还得依据学校的办学经验。这其中就包含了办学者的选择性，即学生的声音符合办学者的意志时才听，不符合办学者的意志时就不听。可见，这里的“本”是学校自己的意志，并非学生的声音。

　　 那么大学的意志是什么呢？大学的管理者怎样判断学生的意见的对错呢？显然是以办学目标而定的。大学的办学目标无非以下几种：一是提高学校声誉，这个声誉主要是学科水平，如果学科水平上不去，学校办学水平也就无从谈起；二是充裕的资金，既包括国家投入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也包括学费收入，但对公立大学而言不是主要的，对私立大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三是有一批名师，这是直接为学科水平服务的，而名师也能够直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四是广泛的社会联络，从而可以显示大学地位的重要性。

　　 从这个序列看，学术地位才是大学最重要的，这也是许多大学提出了“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含义。而其他指标都与这一指标密切相关。但学科只是一个载体，因为建设学科需要的首先是师资，特别是名师，如果没有名师，要提高学科地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一般高校在实施学科建设策略时都把师资队伍建设放在首要地位。这是否说明教师队伍建设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以学术为本的逻辑呢？

　　 我们知道，要建设一支优良的教师队伍，必须提高其学术水平，如果学术水平不高，学术能力不强，那么教师队伍建设很难说是成功的。但教师队伍如何建设却是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不尊重教师的学术自由的话，教师队伍的学术水平很难提升。而采用什么手段进行建设，正是目前大学中最大的问题所在。许多大学在教师队伍建设中都采用了急功近利的措施，最惯常使用的手段就是量化考核和物质刺激，这是一种“科学管理”学派所采用的管理物质生产的方式，但是把它用在从事知识生产的大学教师队伍建设中并不合适。量化考核的方法如今遭到人们普遍的质疑。尽管存在这种质疑，然而似乎并没有更好的手段，于是这种量化考核和物质刺激手段越来越普及。

　　 本来学科建设的路径是指向以学术为本，但结果却走向了行政中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南辕北辙的状况呢？原因就在于我国高等教育缺乏一种科学的学术管理机制，一直采取行政管理学术或管制学术，当真正搞学科建设时却仍然采用垂直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其结果不言而喻。

　　 学界一般公认，要发展学术，就必须尊重学术规律，而学术的基本规律就是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尊重学者的学术兴趣，而不是采取外在管制的方式，因为那样容易使学术活动变成一种被逼迫的行为，违背学术的基本规律，是对学术主体精神的极大无视。奇怪的是，中国的大多数学者一边在痛斥这种无视学者主体性的做法，一边又在乖乖地按照行政设定的规则去做，这似乎非常矛盾，但又显得合情合理，这大概是中国学人已经习惯了长官意志的结果，也算是国情驱使的结果。

　　 二

　　 按照常识，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学术组织，作为学术组织，能不以学术为本吗？当然不能！因为大学不单纯是一个学术组织，它还是一个教育组织，它是高等教育活动的一个单元。而作为教育组织，它的活动与学术组织活动规律就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大学第一位的功能是教育功能而非学术功能。换言之，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人们对于大学第一位的考虑，如何培养人则很少有人去考虑，至于大学是否能够创新知识则是一个更次要的问题。而且从大学发展的历史看，大学首先具有教学功能，其次具有科研功能，再次才具有社会服务等其他功能。这个功能的演化是符合社会对大学的期盼的，因为社会首先是期望大学为其培养人才，其次是贡献知识，再次是提供社会服务，最后才是其他的贡献。

　　 对于大学自身而言，把大学首先理解成一个教育组织是错误的，因为大学在确定自己的教育功能之前首先必须确定自己该教什么、怎么教和为什么教的问题，这显然是对大学自身价值的反思，这正是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特性的表现。这是大学组织身份的自我确认，而不是由外部认定的结果。因此，必须首先把大学理解成一个学术组织才比较合理。大学要确定自己该教什么，首先必须对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否则就没有资格进行教学活动。大学之所以首先是学术组织，就在于大学首先需要对知识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当有了这种能力之后才知道究竟该把什么教给学生，以及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教学生。因此，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是大学存在的前提，也是大学能够长期维持下去的依据，这也是大学自治精神的源头，并由此衍生出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观念。

　　 当大学首先作为一个教育组织存在时，它就失去了对何为学术的独立判断能力，因为它首先必须反映统治阶级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意志，不然就很难生存下去。那时关于“什么是对的”的判断就不能以大学自己审定的标准确定，而必须以统治阶级认定的标准确定。换言之，大学的话语权并没有掌握在大学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主管部门手中，这样的大学很难是自由的或自主的。

　　 当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而存在时，它的专业特性就凸显出来了，因为它探讨的是高级的专门知识，门外人是没有发言权的，那么发言权就只能靠专业群体自己。在这样的专业活动中，必须采用大家公认的规则进行，不能采用强制的方式推行，否则的话就不再是真正的学术了。此时大家发现，自由辩论是最好的学术活动规则，因为此时大家是以理服人，而非倚势欺人，这样的学术活动就是自由的，而不设任何先决条件。在此，大家都明确把学术活动的结果放在一边，只忠诚于学术活动本身，因为一旦考虑到结果，就会引起人们的焦虑，人们言不由衷，就会影响判断的公正性。

　　 为了防止诡辩的发生，人们在辩论的过程中引入了逻辑规则、事实规则。逻辑规则就是辩论者必须观点前后一致，如果自相矛盾就是失败；事实规则就是要为自己的每个观点找到事实的例证，不能凭空想象。正是这两条规则把学术引向了实证主义。西方大学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发展路径，最终导致了科学的繁荣和技术的发达。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中国缺乏学术讨论的氛围，自然也很难形成什么学术辩论规则，学术则走向个体化、封闭化，最后不得不以经典阐释作为学术的主业，从而导致了学术的保守性和僵化，最终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学术体系。这说明，中国学术发展的难点在于很难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如果没有共同体的努力，仅靠个体的努力是没有希望的。

　　 三

　　 上文一直在讲“以学术为本”，但“学术”究竟是指什么？关于这个基本问题的理解，至今还存在着许多歧义。按照《辞海》解释，“学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2］

　　 这个解释有点差强人意。按照一般常识，“学术”不外乎探究学问，探求真知，这是学术的使命或本能。之所以说是本能，就在于它有自己内在的目的，不是外部驱使的结果。因而，学术只对自己的对错负责，不对其产生的结果负责。正是这一点才产生了被西方学术界公认的“学术中立”和“学术免责”的学术自由原则。因而，学术不得进行政治宣传，不能从事商业谋利，也不应从事任何其他具有明显外在目的的活动。

那么，社会对大学的真正需要是什么呢？是不是为了获得真知呢？显然，社会不希望大学传播的是虚假的东西，更不愿意所培养出的是虚伪的人。既然如此，大学把探究知识作为本体，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那为什么以学术为本还会引起争议呢？还是因为人们对学术本身具有争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