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次跟少女M通電話，是在兩年前的夏天。那時我還未戒掉深宵散步的習慣，獨步在遼闊的大街上，讓我自以為是世界的主人。在悶熱的夏風中，我傾聽少女M的剖白，那個曾把我當作“哥哥”的女孩，此刻卻讓我感覺陌生。“我的壓力很大，大得快要崩潰。”語氣嚴如受害者，縱然在外人眼裡，她屬於得天獨厚的一小撮。
少女M來自典型港式精英家庭：家住九龍塘，父母均是中上階層，在香港最貴族化的女子中學上學，年長幾歲的姐姐兼學姐進了法律系，男朋友則是美國一所長春藤大學的留學生。在她身上，你能輕易看見家長的用心經營：一流的學業成績、練達的英語、豐富的課外活動經歷、早熟的社交技巧、從小便開始培養的人脈、中上階層的品味和消費模式等，都預示著她在精英圈裡如魚得水的未來，而在血統的重要性大大降低的年代，這些素質以另一種形式確保了階級的世襲。
和她背景相似的人，充斥著我中學時期的社交圈：我念的中學，也是一所貴族化的男校。雖然也有我這一類來自底下階層的學生，但中上階層的少爺們始終是大多數。那時的我沒有妒忌，因為差距太大，反而不構成比較，而且他們大多親切又謙虛，並視我為同伴。只是，我早就意識到我們之間的距離。因此，無論我多感激他們，我總感覺自己是個Outsider。
在精英圈，好勝的人是可悲的，無論你多努力，那條隔在天才與凡人之間的鴻溝始終難以逾越。即使想當個平庸的精英（可真是既矛盾又貼切的形容），也不輕鬆，因為有太多人擁有相似的條件了。在我的中學，若你告訴人家“我會彈鋼琴”，你起碼要是演奏級，才不至於讓人笑話，那也是進學校樂團的基本條件。至於“我很會彈琴”——那是黃家正（天才音樂家，紀錄片《KJ音樂人生》的主角）那個級數的人才有資格說到話。
過早了解現實，讓他們很早便看到社會的殘酷。或許如此，在我的學校，有音樂才華的人很多，但畢業後，他們大部分都選擇醫、法、商等學院，繼續進修音樂的，少之又少。
精英圈有一種排他性，“圈中人”習慣只跟“圈中人”來往。缺乏成就，或選擇精英圈不認可的生活方式，就意味著要背棄親人的期望，被同儕冷落，被從小相處的群體排擠。一個成功的音樂家當然會受到認同，問題是，靠音樂取得成功是一件沒把握的事，而失敗的代價又太大。正如村上春樹在《東京奇譚集》裡寫道：“所謂的音樂世界，就是神童的墓場啊。”以醫生、律師、從商作事業，是較理性的選擇。
在少女M的剖白中，我感受到一股無力感。選擇現在的生活方式，就無法擺脫壓力；選擇逃亡，就要跟自己的過去告別。
對於少女M的境遇，我無能為力。我想過要改變他們，在更年輕的時候。但生活的經歷讓我體會到，只有上帝或上天才有資格審判，身而為人，我可以憑我的信念去演繹生命，籍行動影響、打動他人，啟發他們以自己更喜歡的方式演繹生命。然而，我沒資格說，我的人生是對的，他們的人生是錯的。
也許有一天，當那些精英朋友們老去後，他們會醒悟到自己的一生都在滿足別人的期望，並為白紙一般的人生唏噓不已。至於我，會後悔當初沒有努力成為精英，並因中年後才發作的成就缺乏抑鬱症而感受到同等程度的唏噓。
和少女M的那次通話，讓我久久不能釋懷。她沒法掌握自己的生命，但在這個時代，又有多少人能掌握自己的生命？窮人或富人，在不同的意義下，都只能是制度的奴隸。
標題裡的逃亡，從未在現實裡發生，甚至不曾發生在少女M的想像世界中。它是我的夙願，亦是我寫作的動機。文字作為想像力釋放的契機，或許，是促成少女逃亡的最後一塊拼圖。
（原刊於2013年3月29日 《一五一十周刊》第100期紀念特刊，修訂於201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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