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 | 上海视窗: 学术界对“全能神”异端的观察

当地警方此后的调查称，河北无极籍女子张帆向素不相识的吴某索要电话被拒，张帆说：“你不是好东西，你是邪灵恶神”，随手抓起板凳砸向吴某，吴某反抗，张帆一家人更认定她是“邪灵恶神”，张帆的父亲张立冬带头围殴吴某致死。

据警方披露的信息，涉案的六人（其中一人未成年），系“全能神”（又名东方闪电）组织成员，网络视频也显示，数人在动手过程中，念念有词“邪灵”、“恶魔”，极不寻常。

目前此案的信息虽然以官方新华社为主，市场化媒体也获许前往张家的老家河北无极和山东招远探访，信息均可相互印证，此案与在中国大陆颇为盛行的“全能神”教派直接相关。

本台记者曾采访一位长期为基督教家庭教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界人士，他与“全能神”教派有过直接往来。

根据他的观察，“全能神”教派教义是对主流基督教的改造或者说是异端，他们习惯从有一定基督教知识和信仰基础的其他教派教徒中发展信徒，甚至发展重点是民间家庭教会的神职人员，其次，该教派行踪隐秘，甚至有女性教徒负责照顾传道人起居等，颇有惊世骇俗之处。

《新京报》2012年的一篇报道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官方目前掌握的材料，缺憾是缺少受害者的信息。

该报道引述知情者说，为拉来新教徒，“全能神”组织成员有时会以金钱、手机、摩托车等厚礼相赠，甚至使用一种称为“性交通”的手段，即要求女信徒利用色相引诱其他教会的一些单身或丧偶男成员。

“全能神”组织专门设有“护法队”，殴打不愿入教或意图脱教的人。案卷显示，1998年10月30日至11月10日，河南唐河县“全能神”“护法”在短短12天内，接连制造了8起抢劫、殴打事件，受害人被打断四肢、割去耳朵。

警方专家武伯欣称，2010年期间，河南一名小学生在放学途中失踪，后被发现死于一处柴垛处，脚心印有闪电标志。经当地公安调查，遇害儿童一名家属曾被发展成“全能神”成员，但意图脱教，该教派遂实施了报复惩戒行动。

武伯欣称，“全能神”把发展吸收成员的范围主要集中于弱势人群，“遇到挫折、遭遇不公的有利益诉求人为主，也会吸纳一些社会闲散人员。该教派成员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50岁至60岁左右的人群。”

教徒入教后，很快会受到组织考验。“考验的方式是做接待。”“全能神”邪教组织的传教者行事谨慎，通常来往各地都不会携带通讯工具、身份证明等，每到一地均由当地指定新教徒接待。“如果新教徒服侍得力，出钱出物，严守传教者行踪机密，则被视为忠诚。”

核心成员下，“全能神”还依次设立有省级、区级、县级、城乡级下属分部，设立各层级负责人，但有指令，通过传真方式层层下达，传播速度极快。“全能神”每一地区均设有专职财务人员，将敛聚、骗取来的金钱通过转账汇款等方式，交给教派高层。“据调查，他们敛聚来的大量钱财都被使用、挥霍和转移至境外。”

总的来说，由于这种私密性组织的田野进入的难度和危险性，研究者对于这种隐秘化组织的起源还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解释，《观澜学社观察报告》2013年刊发的李晋、马丽撰写的《关于“全能神”组织的田野调查》，是比较深入的一篇文献。

根据他们的观察，东方闪电大概在1993年开始于河南，吸收了其他被官方定为“邪教”或非官方注册教会的人员。河南被学者认为是隐秘化宗教组织出现较多的地方，很多组织的发展都是起源于河南、山西、陕西一带的农村，其特点是将基督教元素和传统民间信仰结合在一起，如三赎派等。

东方闪电的信仰文本中，主要是由其领袖“再来的女基督”言论所组成，但是从文本中，可以发现，其中有很多官方的宣传语言也被纳入在其话语体系之中，如“走进新时代”等词。

在教义文本《羔羊展开的书卷》有代表性的一段写道：“你们现在应学点更现实的功课，没必要谈那些令人欣赏的高谈阔论，这样的人只能充当“社会主义理论的发明家”，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贡献者”。

这份文件又要求信徒“胸怀宽大点”，学习点“宰相精神”；做工时多讲点实际的路，不要讲得太高，人都够不着；少享受点，多贡献点，来点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等等。

通过将官方的话语体系和基督教的话语体系用一种较为粗糙的白话纳入到其文本中，能够被农村信众所接受。学者发现，在这一教派所用的诗歌中，很多曲调来源于国际歌和其他的流行音乐，从文本和音乐也能够反映出，至少到目前为止，成员的文化层次普遍不高。

于此相反的是，2008年之后，研究中另一城市（被化名为“山城”）的非官方教会采取了明确的宗派化和信仰告白的公开，使得民间教会公开化，防止东方闪电这一隐秘化宗教的吞并和侵害。

对招远案，有学者担心，官方会借此发动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整肃。但事实上，全能神（东方闪电）和正规的民间教会不仅是宗教教义上的敌人，甚至还是人身安全上的大敌。

在全能神的教义体系中，除了基督教的一些惯常术语之外，还有一些“全能神”组织内部的特殊话语体系，如“大红龙”在基督教中所代表的敌基督，特指当下的共产党政权，潜伏进入其他非官方教会称为“摸底”和“铺路”等等，这一东方闪电争夺信徒的手法有关。

2000年左右，东方闪电开始河南农村开始扩展到中国其他的城市，东方闪电的主要成员发展网络不是靠吸收个体新会员，而是将非官方基督教会的带领者通过劝说，暴力等手段转换为成员，而将整个非官方教会吸纳入该组织。

访谈中，有很多基督徒都提到曾接触到东方闪电，但很少人能够知道具体的组织模式。

一位受访者说，“这种组织的私密化使得一般人很难进入，通常都是异性告诉你有个地方有学习，比你所在的教会好，有真道，我就去了，他们对于一些基督教的术语很熟悉，但是后来，就会用剪纸剪出个东方闪电或者基督几个字，来告诉你这是神迹”。

在他们在海城（化名）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非官方教会的带领人都会谈及到东方闪电，他们对于来访者都会进行深入的了解（三个月的考察期），才能够被允许进入主日聚会，一个原因是在于2000年初，东方闪电对于非官方教会带领人进行了集体绑架，之后形成的一种传统。

面对东方闪电对于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冲击，各地的非官方教会所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海城的一些教会选择了封闭和隐秘，带领者一方面认为可以防止政府对于正常基督教的打压，一方面可以防止东方闪电的侵入，被其称之为“牵羊”。

类似手法并非“东方闪电”所独有，《凤凰周刊》2006年的报道《一个地下教会和16宗命案：徐文库和他的“宗教王国”》中，报道了徐文库创立“三班仆人”派在争夺信徒过程中，东方闪电教派在山东菏泽、重庆大足、甘肃高台、重庆永川、吉林白山、黑龙江伊春等地被杀死的十六个案子，至少有二十多人被杀。

由于这一审判是针对“三班仆人”教派的，因此，没有官方数据说明，东方闪电是否对“三班仆人”作出了类似的反击，但种种细节可以可以窥见极端信仰争夺的残酷性。

许多学者呼吁，应谨慎对待招远惨案，对民间存在的小众极端教门（cult,或翻译为“狂热崇拜”或者“邪教”）成员可能犯下的诈骗或者其他刑事犯罪应该依法处理，但对“邪教”本身应该谨慎认定，综合治理，同时应宽容正规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发展，这也将压缩民间极端教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