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Ho Leong Kwan@USP United Social Press 社媒
一直都覺得，香港乃是一個充滿誤解、甚或是充滿曲解的地方。例如港人總覺得政府愉理民意（其實每天在臉書上上吹幾嘴，又怎能算是民意？）；或覺得上街也改變不了北京的想法（其實每次上街小貓三數隻，北京又怎可能會卸你？）；又或覺得地產霸權沒有扭轉的可能（因此我們繼續乖乖幫趁百佳惠康，而不幫趁街市小店！）。港人看待中國因素，其實何嘗不是如出一轍？
關鍵問題是：回歸已經十七年頭，中港矛盾不斷激化，那到底是政治、社會抑或經濟因素使然？
今年剛好是六四事件廿五周年，至今仍有不少泛民議員沒有回鄉證。梁振英上台時，曾傳說任內有四大任務：廿三條立法、國民教育、香港電台和政制發展；但其實除了最後一項還在談，其他三項均難有寸進。原因無他，不是北京不想有所動作，而是不願打無把握的仗。無論如何，中港政治矛盾當然存在，只是還沒有去到真正激化的階段。
香港早已產業空洞
然後我們好像突然發現，對香港普羅大眾來說，政治爭議其實並非那麼重要，日常生活方式的改變才最觸動神經。旺角變成金舖和藥房的天堂、滿街講普通話的自由行、被拖喼迫爆的東鐵，才是港人最「切身」的問題。於是就正如《紅VAN》中宣示的，香港在一夜之間消失了，因此電影口號順理成章改為「還我香港」！不過就連時下官方都早已慣用的論述，稱這種情緒宣洩為「社會成本」，也就是經濟融合所帶來的副作用，取得巨大經濟效益所需承受的社會代價。
停一停，諗一諗。眼前中港矛盾真是政治危機？真是港人的社會文化危機？這些彷彿令大家早忘記了，隱藏在背後那經濟危機的關鍵角色。正如浸會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曾澍基，在歴年來僅見的相關學術研究中指出，回歸前香港被「九七大限」的魔咒困擾，加上內地不斷加快開放步伐，形成香港產業面臨空洞化的危機，經濟結構早已出現嚴重失衡。首任特首董建華其實深明問題迫切，寄望通過大有為政府的積極介入，能扭轉香港的歷史軌跡和宿命。但終變成了畫虎不成反類犬，把香港經濟的缺點進一步暴露出來。
由發掘本土優勢，到追求資源流動
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經濟發展策略，最終出現了兩個南轅北轍的模式：其一是自1997年作為起步點，由董建華和梁錦松主導的「本土優勢觀」（local advantage view） ，直至2003年沙士爆發、香港經濟跌落谷底而告終；其二則是2003年之後冒現、先有中央推出的「救港措施」，繼而由曾蔭權接手的「資源流動觀」（resource flow view）。假如前者著眼於建立有別於內地城市的優勢，政府必須大力投資促進產業升級；則後者視經濟融合為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政府致力消除一切資源流動的障礙。
中港融合 = 資源自由流動
「資源流動觀」既一反董建華的大有為作風，曾蔭權亦沿襲了前朝的無為而治作風；但香港經濟結構失衡的格局，其實和回歸之前完全沒有兩樣。尤其是內地資源大舉流入的刺激下，新的股樓泡沫遂無可避免地又再迅速形成。這顯然是一張凶險的雙面刃，它雖能為化解即時的經濟危機，但卻是極短視和急攻近利的做法，長遠勢必令香港失去獨特的競爭優勢，任由市場衍生「劣幣逐良幣」的情況，香港便連僅有的一根救命草亦不復存。
只求短期利益
毫無疑問，自2006年香港經濟復甦以來，香港失業率長期維持在5%以下，印證了中港融合對提供就業職位的積極作用；但期間堅尼系數則不斷上升，香港社會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不但反映中層就業崗位和向上流動機會的受阻，亦反映低收入人士的收入增長遠較高收入人士緩慢，其生計即使符合最低工資亦無法保障，現在甚至要出動低收入津貼來加以維繫，側面印證了Thomas Piketty在《廿一世紀資本論》中的講法。
顯而易見，中港融合帶來的龐大商機，為香港經濟增量提供了巨大動力，但這些垂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只要看看每天無數自由行旅客源源湧入，財富自會源源不絕滾滾而來，哪會有空去開拓新的業務？旅遊飲食零售服務業早已供不應求，哪會有心思提高服務質素？試問香港那裡會有一家食肆，侍應可以不用跑著落單和上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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