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環境污染亟需社會主義方案
北海 中國勞工論壇
今年4月，國際低碳經濟研究所在其報告《中國已經成為污染大國》中說，中國各類污染物排放量均居世界首位，並遠遠超過自身的環境容量極限。近三十年來，中國依靠「三高」企業（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取得了經濟總量的迅速增長，但其代價是環境狀況不斷惡化，空氣、水源、土壤遭受著空前的破壞。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引發了群眾的擔憂。中國自1996年來以來，環境群體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2012年甚至激增120%。當前中共專制統治和階級壓迫導致國內矛盾愈演愈烈，群眾的每次團結行動，都可能成為爆發全面反抗的導火索。為了平息群眾的怒火，中共開始採取措施應對突出的環境問題。根據《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中國將在2013-2017年間投入1.7萬億元治理大氣污染。但是由於缺乏社會監督，這些資金具體怎樣使用很難為公眾所瞭解。
污染西進
為改善空氣質量，北京今年將清除300家高污染企業，其中一部分將前往河北、天津和內蒙古。儘管政府聲稱不會轉嫁污染，但企業的改造缺乏充足資金，政府給出的承諾也沒有任何現實保證。首鋼集團將鋼鐵產業搬遷到河北唐山，就是一個轉嫁污染的典型案例，也反映出中國東部地區「治理」環境的普遍手法。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停止燃煤發電項目後，為保證充足的電力供應，煤電只能向西部地區轉移。這樣東部一線城市就可以使用「清潔」的電力，而將廢氣和灰塵留在電力輸出地。
2012年，被稱作「中國蓄電池產業基地」的江西省宜豐縣爆發血鉛風波。起因是當地多家蓄電池廠排放的鉛塵導致大量兒童血鉛超標。宜豐政府提供優惠政策，鼓勵那些受到整治的污染企業到當地建廠。在國內外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中共政府不能也不願徹底清理高污染行業。因為大部分社會財富操控在官僚和資本家手中，改造生產模式會進一步加重政府債務負擔，要想滿足東部城市需求、帶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就離不開「三高」企業。如果出重拳治污拖住了經濟的腳步，隱藏在光鮮表面下的爛瘡就會曝露出來，對於中共政權來說其後果遠比環境問題嚴重的多。
世界工廠的污染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表面上擔憂中國的環境污染，例如試圖向進口商品徵收碳關稅，卻難掩其偽善面目。1960年代開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向外轉移高污染企業，中國就是一個重要接收地。據統計，中國引進的投資中至少有20%屬於高污染行業。《華爾街日報》報道稱，2006年中國排放二氧化硫的三分之一以上、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的四分之一左右來自與產品出口相關的經濟活動。如果將中美貿易中相關的污染排放物計算在內，2006年美國對這四種污染物的排放量將要比當前數據高出6-19%。
在去年的達沃斯論壇上，美國鋁業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克勞斯‧柯菲德表示，有一些行業在中國進行生產，增加的產能是不合理的，因為污染非常嚴重。可以將這些行業放在國外進行，而且效率更高，污染也不會發生在中國，這是一個很好的合作夥伴發展方向。換句話說，就是要把這些污染企業搬到更落後、更缺乏環保措施的地方去。可見，與中國國內的污染轉移相似，掌握著金融霸權的歐美資本主義自己享受著清潔的環境，卻將落後地區的人民投入廢水與廢氣之中。隨著中國國內環保措施的加強，高污染企業為了尋求寬鬆的環境，很可能將生產搬到東南亞等工業化水平更低的地區。
治理環境污染亟需社會主義方案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生產是為了追求利潤。無序的、過度的生產往往浪費大量資源，同時排放有害物質。等到當地群眾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們又會將污染轉移到落後地區。資產階級仍舊大肆斂財，受愚弄的卻是人民。另外資產階級政府會將環境治理外包給私人企業。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為了清除他們自己所製造的污染而向人民伸手要錢。環保行業的資本家借此裝滿了自己的錢包，而該行業的工人和其他勞動者一樣受到剝削。可見資產階級並非關心人類的共同家園，而是視之為另一個可以增值其資本的行業。
為了解決環境污染，我們必須提出並堅持一個社會主義方案：各地組織居民委員會審查當地企業生產狀況，關停高污染企業，只有各地居民都組織起來才能阻止污染向其他地區轉移。只有將行業和銀行國有化，並將之交由工人民主管理，按照群眾的需求而非資本家的貪慾進行生產，才能避免資源浪費，減少有害物質的排放，並且打破石油業的既得利益，方能推行潔淨能源。只有國際上實行民主監督的計劃經濟，才能避免將落後國家變成發達資本主義的「環境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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