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于政治转型的语境,所谓“自由先于民主”,就是将整个转型过程,分解成自由化与民主化两个阶段,先自由化,后民主化。但在笔者看来,这个理论并不成立。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其名著《第三波》(S.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中,提到了自由化与民主化的概念。在某些民主转型的案例中,也确实一度在民主化之前,出现了自由化现象。但这并非是一个普遍规律。亨廷顿在这本书中,也并没有把自由化,当作是民主化的充分或者必要条件。

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却普遍流行一种先自由化再民主化的转型理论。通过在不同层面的具体映射,这个理论也衍生出多种变体,如通过推进市场经济而走向民主,或者通过建立法制(或法治)而走向民主,再或者通过建立公民社会而走向民主等等。

这类理论的共通之处,就是将民主转型,看作是一个渐进过程。渐进转型的主张是,在转型前期亦即自由化阶段,以避免触及根本政治制度为前提,从经济、法律、社会等外围角度出发,逐步提高权利水平;然后在此基础上假设,当权利水平到达一定高度之后,就会自然向民主化过渡。

在笔者看来,此类理论的最大硬伤,在于完全没有理解,政治转型的冲突博弈属性。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社会演进,在本质上,属于互惠互利的协作博弈,也就是所谓正和博弈;而政治制度的根本转型,在本质上,是一个存在严重利益对立的冲突博弈,也就是所谓的零和博弈。

专制政权,通常以暴力镇压,作为统治的核心支柱。否则,来自社会的反抗冲击,就可轻而易举地取消执政者的统治地位。,要求政权必须放弃权力垄断,而以民主选举的合法性,作为统治的条件。

在专制社会,由于权力不受民众限制,因此社会财富,实际上是以权力为轴而进行分配。权力垄断者,也就成为利益垄断者。民主化诉求,则直接挑战专制政权的根本利益,这一层关系不言自明。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专制政权,在建政以及统治过程中,反复使用暴力镇压,因此造成深重的人权灾难。民主转型,不但将导致专制统治者的现有权力的丧失,而且还可能导致事后的法律清算。所以,对于专制统治来说,民主化,意味着当下与未来,流量与存量的多重利益损失。毫不奇怪,民主化的成败问题,同时也是专制统治者的死活问题。

如果自由化,果真通向民主化,那么专制统治者,就绝不会对自由化进程听之任之,毫无防备。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是,专制统治者,必然会将自由化水平,压制在安全阈值之下,以避免对政权产生威胁。由此,也就产生了一种“有限自由而不化”的现象。

大陆知识界,经常以台湾为例,来证明先自由后民主的可行性。但台湾的情况非常特殊。首先,台湾在地缘政治上属于美国阵营,政治气候深受美国影响。80年代,中国大陆在结束文革后,与美国关系逐渐升温,台湾因此深受挤压。而在美丽岛、江南案等事件之后,台湾也受到民主阵营的谴责压力。为了避免国际孤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容忍民间抗争。86年民进党强行组党,87年台湾解严,均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

另外,作为台湾的外来政权,国民党政权与台湾本土社会,存在紧张关系。而作为国民党本土派的代表,李登辉则试图通过政治改革,来调和这种族群冲突。这些都成为台湾民主转型的关键动因。

苏联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戈尔巴乔夫最初只是进行经济改革,但由于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强烈阻挠,改革停滞不前,于是戈氏将改革引向政治领域。同时,东欧的共产主义阵营,也发生民主化运动。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选择不使用武力镇压。民主化风波愈演愈烈,并引发苏共内部分裂,最终导致苏联政权崩溃解体。

作为共产主义超级大国,苏联的解体,具有重大意义。首先,这段历史说明,自顶向下的共产政权,与自底向上民主政治,二者的兼容性极低。若引入真正的民主机制,则极可能引发共产政权的崩溃。其次,之后的各个共产政权,必然会以苏联解体为教训,将政治改革,视作致命的错误,从而不惜一切代价,严防类似事件的发生。

放任的自由化,在逻辑上指向民主化。这一点无需置疑。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变革,并非是一个自发过程,而是涉及专制政权生死的零和博弈。任何回避这个关键问题的转型理论,也就毫无现实意义。

20世纪的80年代,多个专制政权,为了摆脱自身困境,曾经进行过一系列自由化改革的尝试。然而,在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之后,经过多年进化,当今的许多专制国家,已经将专制政治与有限市场,成功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套成熟的统治框架。专制体制本身,已经不具有任何自由化改革的需求;而任何试图超越这种框架的自由化行动,则必然会受到专制的无情打击。

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风潮,只不过是历史的昙花一现;这种柔性的自由化进程,今后也不会再来。专制体制,已进入稳态的刚性;而也只有通过刚性,才能突破刚性,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