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许章润：绩效、法治与政治认同

　　
特定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条件之下，民生问题是无底洞，永远也解决不完。一个政府大包大揽要解决全部民生问题，这很危险。

　　 政治文化五花八门

　　 问：上次讲了向历史主流意志、向中国传统文化、向普遍人性的三个低头致意。（见2014年7月3日《南方周末》31版：《双元革命与现代秩序》）循此三大路径前行，可否说包括人权和保护私有财产入宪，也是一个明证？

　　 许章润：是的，“人权入宪”和“私产入宪”，都是在向普遍人性低头致意，也是在向中国文明和中国近代历史主流政治意志低头致意。说到底，“自由”概念若无具体行动权能表征，则太过抽象。财产是保障个人基本物质性生存的条件，也是个体自由的基础。174年的大势在此，相信没人真想逆着来。

　　 说到革命和转型，概以欧美为样本，但若论现代秩序，不若近取华人文化圈说事，更具说明力。新加坡社群结构以华人为主，将西方市场经济和强人政治与中国传统文化两相调配，有机结合，就一段时期来看，其效能与示范意义，不能低估。除了台湾、香港，包括韩国、越南，都属大中华文明圈。某种意义上，香港是一种程序合法性，新加坡是一种绩效合法性，台湾是一种政治合法性。

　　 问：民主治理在台湾落地，前段时间的“马王之争”算制度问题还是其他？

　　 许章润：在下以为，所谓“马王之争”，不惟党争，不惟私人恩怨，也不惟德位，而事关“政治文化”。马王之争，蓝绿之争，南北的分歧，说到底是民主落地之后的利益和理念之争，是在政治共同体框架内，为着分权及其利益而展开的政治游戏，和平运作，依据法制和政制进行，而一统于政治，也应当有利于建设政治。此为民主政制下的常态。

　　 话说回头，这种体制下的权力、权利和利益之争，有法可依，终归和平落幕，不用担心政权不稳，所涉只是政府的效能和德行，及政客们的操守和智商。其间拉锯进退，即便没有具体条文，也可通过法律解释解决，而于默会中各守底线。这便牵扯到“政治文化”，顶顶重要。综观世界民主国族，游戏规则都是民主，但政治文化不一样，因而，便五花八门了。

　　 比如，在意大利，仿佛一定的腐败是政治运作的前提。迄至贝卢斯科尼上台，简直就是在拿国民开涮，也是在明目张胆地嘲弄民主，将金钱政治、私性政治乃至于流氓政治的民主负面，显山显水，暴露于光天化日。但是，老爷子还不照样纸醉金迷。在法国，总统搞个拉链门，有两个太太，国民未感惊诧，不觉得是个事。但是，如果此事发生在北美，清教传统，好家伙，不得了。

　　 的确，相比而言，拉丁一系，意大利、希腊、葡萄牙和法国，都比较腐败。尤其是意大利，民主政治玩到贝卢斯科尼这个份上，简直成为福山笔下的“表亲专政”了。

　　 它们说明，民主政体若无清洁机制和刹车装置，很容易自我腐蚀。

　　 当年理学家们指陈读史之枢机，在窥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所以进退，便是格物”，以此观之，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秩序的大经大法，吾人尚需好生格一格呢，而最好的格物之法，不外乎下场操练。让国民成长为公民，公民经由选举兑现为选民，事关中华民族的政治成熟，实在是刻不容缓。

　　 就政治文化而言，过往十来年，中国已悄然变迁，甚至于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举其要者，概如下列：

　　 首先，社会大众在信息接受上的成熟，更多地自觉于自我判断和甄别，这就是一种公民意识和精神。

　　 其次，不惟官学商精英，就是一般民众，多半都将权力的民主授受当作天经地义。就官员来看，心里多半认同人民出场式的赋权仪式之不可少，或者，之不可免，而对公共权力的危机感与日俱增。

　　 再次，对“君师一体”，人们早已腻味，于享有良好私德信誉的独立人士，无论僧耶儒，更信任，这意味着某种独立的公共道德权威的发育成长。

　　 最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认识到并承认社会本有独立位格，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凡此种种，是数十年来“启蒙”的善果，接续的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文化转型进程。它们作为政治文化，可以预期，一种最为深厚而蕴藉的民情与人心，必将于最近的将来与现实政制良性互动，于中国政治变革发生重大影响。

　　 民生合法性的局限

　　 问：说得是。不过，改革向前走，最大的动力或不是某种理想，而是各方利益的博弈。只有迈向现代秩序的改革能给改革者带来最大利益时，改革才难以逆转。问题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呢？

　　 许章润：政治总是充满着功利主义，虽不无理想，更不缺卑劣。刻下总体趋向虽说仍旧晦暗不明，但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政治意志之不可阻遏，却也是不言自明的。这就是湛蓝的天空。在此语境下，总体逻辑是在往世俗理性方向转，自然不能不和一己身家利益挂钩。而最大的利益是安全与发展，首先是身家性命和财产的安全。就此而言，就有利益交集的空间，而引发出政治透明、法治严明等话题了。

　　 与乌托邦政治不同，此世的一切改革，均需获得“人民认同”。这听起来过于理想化，脱离了刻下中国的语境，特别是与政治的总体氛围不太搭调，但究其实质，一点也不假。——君不见，上述三个“低头致意”，哪一项不是“人民认同”这一压力下的产物！而且，在我观察，这一进程依旧在持续，时紧时松，忽明忽暗，高高低低，则前景可期，不妨“谨慎乐观”也。

　　 其实，刻下的“生存与发展”脉络，不脱三百年来世界历史的政治主流，而以中国历史汇入了世界历史，展现的是晚近这一波枢纽文明收束时段的中国景象。其间重要一端，就是把人从道德主体还原为肉身的世俗理性，家长里短过日子成为政治，而确保其安宁和接续，蔚为政治合法性。

　　 现在的问题，也是先发起来的西人的教训所在，就是对肉身的照料和对德行的料理与自我料理，要并行不悖。否则，全面世俗化的世界难免集体堕落，汲汲耽溺于俗世欲望的结果是失去了满足它们的积极条件，也是欲望本身疲弱。地中海文明以还的这一波文明劲道渐显疲态，原因复杂，此为一端而已。

　　 问：世俗理性是从哪里起源的？

　　 许章润：此事说来话长，牵连晚近三五百年的世界史，及所谓的人性或者普遍人性。

　　 大约而言，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主流思想是回归世俗理性，因为此前或因宗教太具垄断性压迫性了，所以人性的俗世一面似乎颇感压抑。这一脉思路，秉持地中海文明的强力，推展至全球，遂形成了解构神圣意义的所谓世俗化浪潮。

　　 当然，何为神圣？世俗性在不同文明和国族如何展现自身？凡此种种，并无普适标准，恰需映照于具体时空，有以然哉。这里要挑明的一点，也是颇为吊诡的一脉是，晚近三百年的近代史上，革命和战争是主题，它们无一不是世俗化大潮的产物，却又秉持极度的乌托邦色彩和近乎神圣的理念。比如，苏俄式的乌托邦，不仅自我神圣，而且，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主流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社会安排的一个反拨，意欲超越，仿佛希冀站在更高的位置行使武器的批判的职责。由此一路狂飙突进，造成小部分人穷奢极欲，大部分人忍饥挨饿，而所有人均战战兢兢、觳觫立世的恐惧时代！

　　 所谓“改革开放”，说到底，就是抛弃此种思想路线和政治价值，而拥抱主流的现代文明。此于1860年以来的三波“改革开放”，并无不同，可谓心同理同。但是，问题在于，既有的这种现代性方案，积弊甚深，沉疴甚重。其间，一个基本倾向是向物质主义全面低头，实用主义、工具理性，世俗欲望的满足，构成了现代政制获取人民支持的合法性的重要支撑点，这便导致人性猖獗嚣张，简直无法餍足，许多问题遂联袂而生。

　　 问：“民生”牵扯到所谓的“民本”。传统中国不是讲民本吗？某种意义上，“仁政”是不是就意味着民本呢？

　　 许章润：本来，就建设“现代中国”及其“现代秩序”这一整体性历史文化转型而言，需要解决的义项包括民生、民族与民权诸题，而不只是民生一端。概言之，“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凡此四项，基本道尽了“中国问题”的荦荦大端，内核则是以富强、民主与文明为鹄的的“立国、立宪、立教与立人”之四位一体。晚近百多年来的生聚教训，国共两党，一切的改良、革命与流血牺牲，所有的“改革开放”，无一不是围绕于此而展开的。把它们悉数以“民生”笼统，是统不了的，也是兜不住的。

　　 民生重在福祉，旨在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而以经济、社会发展为条件，天经地义，也是一切政体首当尽心尽力的。但政体本身并不以解决民生为职志，毋宁，旨在提供政治秩序，让秩序建制化、程序化，从而，实现全体国民和公民在政治上的和平共处。经济和民生，由社会本身打理，政府行使治权，容忍经济和社会的自我发育，从旁协力同行就可以了。

　　 盖因特定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条件之下，民生问题是无底洞，永远也解决不完。一个政府大包大揽要解决全部民生问题，这很危险。其危险不仅在于可能推导出人们对于全能政府的渴求，而且，暗含了极权政治的因子。

　　 另一方面，长期把民生作为合法性基础，还可能会造成政治市侩主义，讨好民众、透支福利。美国长期这样做，也可以做，是因为它在全球范围内将成本分摊，印钞票。可中国做不到，没法子。而且，很可能造成民粹主义。如同大革命之前的法国，高度的行政极权导致人们对于极权的高度依赖，凡事都求助于政府；反过来，若果遭遇不幸，则直接归咎政府，甚至如托克维尔所述，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要怪到政府头上。的确，一个集权的政府和政制，很容易造成“愤慨转移”，认为什么都是政府不好，都应由政府来大包大揽。——集权政制反而造成了国民的“政府依赖症”，也就是“公民懒惰症”，说来匪夷所思，却千真万确。

　　 新加坡的政治参与问题

　　 问：先前提到新加坡的绩效合法性，这种治理认同难道也没个底吗？

　　 许章润：作为一个小型城邦国家，新加坡将华人的经世之道发挥到了极致，也是将英国式的治理和牟利心机学得最入心坎的。其以高等华人自居，骨子里其实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势利与精明。历经数十年家父式管制，城邦调理首在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自然就有向心力。

　　 但是，即便如此，年轻一代要求政治发言权的势头，已然浮现。对年轻一辈，凡此福祉等于“与生俱来”，自无前后比勘而油然欣喜的可能与必要，他们要的是自家没有但“别人家有”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政治参与权。两年前大选换届之际的街头抗议，仿佛一夜间冒出来，出人意料，实则情理之中。而且，还将水涨船高，也是可以预言的。再者，既是“家父”式治理，则“家父”权威代际递减是铁律！

　　 相比而言，刻下中国政制绩效不错，行政管制也还能对付。

　　 问题在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则平权与政治参与问题，必将浮现。就前者言，倏然显豁、日渐拉大的贫富差距是对社会主义平等的最大挑战，对此无策无方，则人心不服，根基不稳。就后者言，如何应对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要求，包括表达、结社以及公民社会的发育等，已刻不容缓。

　　 再者，就意识形态和国家哲学而言，也得讲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话。在此，“讲好中国的故事”，同样刻不容缓。

　　 来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