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qdefault万润南先生曾经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民营公司之一四通集团创始人,八九年“六四”政治风波后出走西方从事海外民主运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近日刊发专栏作家许知远的文章《万爷在巴黎》,讲述与万润南在法国巴黎的会面和对经历过的往事的感受。之后,中国官媒《》刊文:对“万爷在巴黎”一文进行评论,讥讽万润南对世界潮流误判。该文在人民网等官方网站转载,也使得万润南这个名字意外地突破了官方舆论的封锁。

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汉良报道:《环球时报》讥讽万润南的文章也受到香港媒体的关注,香港苹果日报一篇署名“李平”的文章批评胡锡进想以调侃万润南去佐证中共的“伟光正”,未免太过幼稚甚至无耻。苹果的文章指,中共政权的韧性、抗打 击力确实超出外界预期,但不是因为中共掌握宇宙真理,代表历史潮流,而是因为权贵家族的集体贪腐而抱团取暖,延缓了政权的瓦解。同时,周永康、徐才厚的落 马也显示权贵家族的利益之争已不可调和,中共政权还能苟延残喘几个六年?就《环球时报》讥讽,我们现在电话采访万润南先生,听听他的感想。
    
    法广:《环球时报》讥讽您和当年的同伴们25年后大体溃散得七零八落,说:“万润南那批人被中国历史无情淘汰了。他本人从当年的“叱咤风云”落到今天的境遇,令人感慨万千。”您如何想?
    
    :首先应该说《环球时报》还蛮“抬举”我,因为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我的名字是不可以出现的。他们突然突破了这个禁忌,说明《环球时报》对我的“抬举”,也说明他们的这种所谓自信吧。
    
    就像香港《苹果日报》文章所讲的,这篇文章很无耻而且很无知。历史潮流会怎么样?不是说看一时一事,不是看现在中共得意的这个时候。我相信普世价值,民主自由这种潮流。人,人性,人一张嘴要讲话要吃饭,这是任何制度必须要符合的,这是潮流。中共和北韩这种坚持专制制度,认为自己就代表了潮流,这是很可笑了。
    
    另外,《环球时报》文章还调侃我说的话:“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是低估了难度,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 其实我和许知远谈话的时候,说话比较保留,不想那么太极端。其实,所谓“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实际上就是低估了共产党的无耻,低估了共产党的残暴,没有想到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可以把所有的承诺,所有的普世价值,所有的人性良知,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抛到九霄云外。所以他们就会把中国搞得生态环境恶劣,人心的环境恶劣,腐败程度严重,有人讲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坏过。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并不是发明了一个什么最新的潮流,而是向这种最极端的专制,即从秦始皇开始的这种中央集权专制的回归。这是一种大的历史倒退。从辛亥革命赶走皇帝,到共和到中华民国,将来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共篡权,这是一个逆流。而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还沾沾自喜,我真的觉得很可笑。
    
    另外,他说我们“七零八落”,其实海外民运一直有人坚持,而且我认为他们做的很好。你看共产党那个队伍腐败的才是“七零八落”,贪官随便拎出来就是一串,一天就报什么厅局级以上的贪官。说实在,现在整个中共的干部队伍是烂掉了,抓一串就是一串,这个队伍腐败成这个样子,你还有脸批评海外有民主自由追求的一些人。这显得十分可笑和浅薄。总的感想就是:《环球时报》是党的一个喉舌,而且是连喉舌都不敢说的话,他都敢说。可以说是喉舌中比较无耻的一家。他来“关注”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对我们的肯定。
    
    法广:这篇文章透露着一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态度,好像25年后对自己很有自信。
    
    万润南:中国有句老话:“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看他符合不符合历史 潮流。他们可以得意一时,难道可以得意千年万年吗?共产党的这种统治,一党专政的统治,到底还能坚持多久?我们拭目以待。他既然那么自信,讲这个自信,那个自信,25年了,我们这些人也进入晚年了,还不让我们回去,他自信在哪里呢?嘴上说三个自信,实际上他不自信,对几个知识分子在家里聚会就大打出手,动不动就抓人关人判刑,这哪儿表现出一点点的自信? 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的倒行逆施贪污腐败闹得天怒人怨,知道一放松自己就完蛋,所以他们就把专政机器控制的紧紧的。应该说,我们对他的无耻估计的不足,对他的残暴估计的不足。
    
    法广 :这篇文章也说了您还是坚持您的价值观,您对自己25年来的经历,没有任何的遗憾吧?
    
    万润南:有许多人问我:如果89年再选择一次,你还会这样做吗?我毫不犹豫地讲:我还会这样做。因为个人的所谓“叱诧风云”,个人的所谓事业成就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东西,就是人的良知。人不能昧着良心去做事。25年前,他们出动军队,出动坦克,去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我们反对这个镇压,我们希望和平地解决问题,我们怎么能后悔这个呢?也有人说你回来,起码要表示一定内疚,我说我内疚什么 ? 你们杀人的人不内疚,我反对杀人的人要内疚?这道理怎么讲呢?
    
    所以,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不是看你占多少权位,得到多少金钱。中国古人讲:成功是看你“立功”“立德”“立言”,就我的一生来讲,我觉得过得很充实,在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参与了这个过程,在经济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中,我们创办了四通公司。可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有我们的一份贡献。算不算“立功”?由历史来评价。在89年,当专制政府举起屠刀的时候,我们说“不”,“不能杀人反对杀人”,表现的是良知,算不算“立德”?也由历史去评价。
    
    现在我正在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写成回忆录,将来大慨要出五本书:包括“童年记忆”,“清华岁月”,“四通故事”,“流亡生涯”,还有我的诗集:“万歌诗词”。这五本书算不算“立言”?也由历史来评价,但起码我在“立功”“立德”“立言”三个方面尽了我自己的努力了。作为一个人生来讲,如果把这些事情做完,我觉得可以对得起自己。
    
    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25年来海外遇到的问题,对中国将来民主化过程都有借鉴意义。他的意义在于这是一个演习。中国还是要走上民主道路的,这个潮流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有几个小人得意,认为自己代表了潮流,潮流不是自封的。刘少奇曾经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同样,中国的历史,我们这些人的历史,共产党的历史,不是他们自己吹的,而是由后人来评价来写。我们看远一点,他们可以得意于一时,但是还能得意多久呢?
    
    来源:法广

附1::万爷在巴黎

  一万润南坐在路边小酒馆的绿色座椅上等我们。象五个月前的见面一样,又是个雨天,他仍头发短促、下颌上留一片花白胡子,套一件蓝色的夹克。空气都湿漉漉,但巴黎郊外比北加州的小镇要诗意得多。那乏味、标准化的老年公寓、孤零零餐厅里的粗壮大妈,被蜿蜒的小路、妩媚的法国姑娘替代了。我们坐下来,他点了阿尔萨斯的红酒,还有味道不佳的鲑鱼。因为心脏问题,他再不能大口饮酒。在三十年前的中国商业世界,除去大胆与精明,他还以豪饮著称。他曾戏称自己体内有一种特别的酶,可以分解酒精。“四分之一地方都堵死了”,他用拳头来作比心脏,为我讲解心房与心室的关系,哪个部分出了问题。他的声音镇定、平稳、缓慢,很少表现出强烈的情绪。这是一种奇怪的抽离感,在谈论自己,仿佛谈论的是另一个人。其中还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坦诚,似乎对所有事都可开诚布公。他气色颇佳、谈兴也浓,丝毫看不出危险的迫近。比起上一次,气氛更为放松与亲密。可能是他对我增加了了解,也可能是巴黎的气氛使然。他钟情巴黎,这里梧桐树、小巷与洋房,正象他成长的上海的法租界。更重要的是,这还是雨果的故乡。在他狂热、匮乏的青年年代,“革命”魔咒般地存在,没什么比雨果的《九三年》更能捕捉到这种革命的崇高与残酷。

25年前的逃亡开始时,法国是第一个接纳他们这些流亡者的国家。它不仅接纳、还把最慷慨的荣誉给予他们。那年七月,正是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在盛大的纪念仪式中,他们被邀请到主席台上,当游行队伍经过时,他们发现中国留学生是第一方队。法国人将整个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视作对大革命精神的延续,这些青年人与知识分子是“大革命精神”的继承者。

两个世纪以来,不管是1789年、1848年还是1871年,革命就像是文学、艺术、时装一样,是巴黎最重要的风尚,也是最被庆祝的精神。

令人嘲讽的是,“流亡”这一个概念正是因法国大革命而起。当“公民们”攻陷了巴士底狱、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后,法国贵族们开始四处逃散,他们成为了“流亡者”,它的声誉不佳。巴黎制造了流亡者,也慷慨地接待过形形色色的流亡者,从19世纪的赫尔岑到20世纪初的列宁再到冷战时代的米沃什,更有军人独裁时代的拉美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他们是政治人物、作家、艺术家,常是为了逃离一个令人压迫的政治制度到此。

但巴黎从未接纳这样规模宏大、面貌清晰的流亡群体。经由电视新闻网的直播,天安门事件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戏剧,延续了整个夏天。从热情高涨的青年到血腥屠杀,它的高度戏剧性更使它深刻地进入了整个世界的道德意识,它不再像是来自遥远国家的悲惨故事,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这幕惨剧逃出的人们,成了天然的道德象征,北京对他们的口诛笔伐,更加深了这一形象。他们的群体也足够庞大与多元,有魅力四射的学生领袖、昔日当权者的智囊、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新兴的企业家……他们不仅代表了一个失败的、被同情的过去,同样代表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这一群精英或许可以为未来中国提供另一种可能。

“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难度,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他说。这一定是个痛苦的、充斥着幻灭与挫败的发现过程。

“六年内,李鹏政府将垮台”,这是他在1989年8月22日的《华尔街日报》上的预言,届时他们组建的“民主中国阵线”将回到北京参与自由选举,——“如果人民不投票给我们,这没关系,但他们必须给予选择的机会。”

如今读来,这预言像是荒诞呓语,不过在当时,它却颇令人信服。他的预言甚至显得不无保守。另一位更年长、也更声誉卓著的流亡作家刘宾雁大胆宣称三年内北京政权必然垮台。

整个世界舆论都响应这种乐观。随着东欧的转变、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被处死、还有岌岌可危的苏联,这乐观似乎再恰当不过了。但这乐观也给这群流亡者带来一种奇妙、令人不安的影响。你刚从一场巨大的屠杀中逃离,限于一种深深的恐惧、惊诧、愤怒与无力中,然后你成了道义上英雄,接着又被赋予塑造未来的期望。广场同伴的血迹未干,流亡者们却谈论起可能的政权更替,而他们可能成为新的主人。

当这些流亡者在巴黎开始筹建流亡政治组织“民主中国阵线”时,他们没有被视作失败者的聚会,反而以某种流亡政府的形象示人。或许西方政府仍谨慎的支持,但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则纷纷表示出直截了当的热忱,从波兰团结工会的代表到哈维尔的祝贺,“民主中国阵线”拥有了真正的政治合法性。而在法国,政治人物与公众人物都投来普遍的敬意与支持。密特朗总统公开宣称,一个屠杀自己的青年的政府是没有未来的,在索邦大学的“民主中国阵线”的成立大会上,一位年轻的法国政客满脸敬畏地坐在前排,他日后成了萨科齐总统。

那定是种混乱、复杂、甚至癫狂的感受。在1989年冬天的巴黎,一些流亡者在酒醉后说,明年要把酒桌摆回中南海,向自己的支持者许诺部长、省长之职……

万润南很少、或许也不愿意回忆起这些荒诞。他甚至弱化自己在当时的重要性。“他们总需要一个跑腿的”,他常这样说。但在当时的流亡群落中,他是少有的具有现实经验的人,他在四通的巨大成功,足以让他被寄予希望——倘若作为主席与副主席的严家其与吾尔开希是精神与道德上的象征,他这位秘书长才是实践这民主理念的具体重任。他在当时在全球媒体上正是这样一个自信、实干的组织者的形象——他既然能从一个红卫兵变成一个成功企业家,为何不能再次从一个企业家变成一个政治人物?

但现实的挑战却比所有人想象的更严峻。不仅北京政权的生命力顽强,它逆流而上,直至创造了新潮流。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流亡者也面临着内部的重重困境。当1989年9月的“民主中国阵线”成立的会场里响起《自新大陆》的旋律,人们陶醉于一个可能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如何实现?

这群流亡者都知道反对的政治理念与制度是什么,但他们能建立一个不同的吗?他们背景各异,也几乎都缺乏政治经验,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不无痛苦地发现,自己都是所反对的体制的产物,不管是思维方式、言谈举止,都带有他们所痛恨的“党文化”的痕迹。他们都曾是各自领域的精英人物,但在新的试验中,却发现连一些基本的常识都不知。

“在牛津读书的胡志强给我们带来《罗伯特议事日程》(Robert’sRulesofOrder)”,他回忆说。他们以反对专制、寻求民主的姿态出现,却甚至不知道怎样开一场民主会议,如何表达自己、又尊重他人的意见。

来自台湾的胡志强也是这个流亡组织与台湾密切关系的象征之一。这也是意外的相逢。自1949年以来,台北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流亡政权。在冷战的格局中,台北与北京均以“真正的中国”自居,都试图在否认对方的合法性。力量日趋衰落的台北,也试图扶植海外的对抗力量。从更早在纽约成立的“民联(全称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到突然兴起的“民阵(全称民主中国阵线)”,台北都试图支持、当然也试图操控它。对于流亡者来说,这既让人安慰又令人担心。

因为经济繁荣与民主转型的成功,台湾正散发出一种迷人魅力,它富有说服力地表明华人社会能创造出民主,大陆不过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台湾。但这也是危险的魅力,大陆的流亡组织不是台北“反共计划”的一部分,它想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在最初的热烈憧憬之后,流亡者很快发现他们的根本困境。倘若他们不能以“夺取权力”为目的,思想与行动都将丧失焦点。与一个世纪前的列宁与孙中山不同,他们没有一个坚定的意识形态可供追寻、也无心创造一个严密的组织,他们都曾饱受这种“革命”的痛苦,想寻求另一种方式。他们一开始就宣称以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

倘若民主政治是以选民为基础,流亡政治欠缺这基础。他们有同情者与支持者,却没有选民与监督者。他们身在异乡,关心的是中国。他们陷入一种天然的分裂感。这分裂感随着外界支持——不管是经济上、还是道义上的——的减弱变得更加显著。众望所归的“民主中国阵线”似乎滑向内部的混乱与争斗……

“你真开过出租车吗?”我问。

这个故事广为流传,这位昔日的四通集团的创始人、天安门运动的“黑手”、海外民主运动领袖曾以开出租车为生。

很少人说得清这个故事的原委,它是发生在哪个时间,又是在哪个地点。讲故事的、听故事的也没有追究的兴趣,似乎仅仅这个模糊的事实就足以表达出他们的复杂感受——它是感伤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没落;它是犬儒的,海外民运之路压根走不通;它也是自我提醒的,千万别沦为一个政权的敌人……

这个情节也变成了海外民运的缩影,它的历史、卷入其中的个人命运都暧昧不清、从未被认真梳理过。旁观者或者出于同情不去触碰,或者有意地忽略他们,他们自己则回避对其中常常苦痛、不堪的挣扎。

“在美国,房子与车子是主要的开销”,他对这个问题保持着一贯的坦然。他的确开过出租车,不是普通的出租车,是专门机场接送的租赁车。那是2001年到2004年,他住在旧金山的Millbrae时。“它们本来都是生活资料,你要把它也变成生产资料”,他接着说,习惯性地用着那代人挥之不去的马克思式的词汇。他租下了一个四室的公寓,将每个房间装上宽带与电话,使之可以独立出租。他的接送机场的业务,不仅解决了车的问题,每个月还有两三千美元的现金。

他的企业家精神从未消失。在整个90年代,他在忙于流亡政治的同时,也仍以一个创业家的身份活跃着。这既是流亡政治的需要,它可能提供组织活动急需的经济来源,也是个人生存的无法回避的问题。

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商业成功再也未能重演过,很多时刻,他还运气不佳。他在巴黎投资过餐馆,结果他的合伙人卷入一场戏剧性十足的凶杀案,让他损失了几百万法郎。他也曾纵情于美国的科技股票,每日紧盯着纳斯达克的指数。在高峰期时,他在尚未被摧毁的世贸大厦租了办公室。他的投资哲学颇有成效,他只买交易量大的股票,因为它的价格空间比较大,他也严守“见好就收”的原则。他的判断一度准确,相信科技股票被高估了,当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点跌到3000点时,他仍然赚钱,看起来他的商业才能再度绽放了。

但他没有预料到它仍会继续下跌,当跌到1500点时,他赚的钱又全部赔了出去,世贸大厦的办公室关张了。这让万润南陷入尴尬。在流亡圈子中普遍的说法是,投资本金是流亡的朋友们所凑,他们信任与期待他的投资眼光,他不仅令他们失望了,经济损失还令他们的关系突然紧张起来。在普遍匮乏的环境中,损失让人际关系更加脆弱。

“打击不大,不过是白忙了一场”,他的描述与传说的不同,投资人都收回了本金。对他个人来说,后果比“白忙一场”更严重。他的身体就是那时搞糟的。那是忙碌与刺激的三年,从早晨开盘,他就紧盯屏幕,“一天不吃饭、不喝水,也毫无感觉”。

接下来,他进入了一个艰难时刻,也远离了熟悉的世界,租房、开车、休养身体。他不太承认人生的困顿,总以更乐观的眼光来面对它。他不仅把出租车从“生活资料”变成了“生产资料”,还变成了学习经验。他的很多客户都是往返于中美之间的工程师与创业者,他们往返于新竹、中关村和硅谷之间,技术、管理、资金在其中流动,产业的转移也迅速发生。他的客户中也有雄心勃勃的中国创业者,包括创办UT实达康的吴鹰与新浪的投资者茅道林。

“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他打趣地回忆说。进入21世纪的中国面貌再度发生变化。它不仅未如很多人预言的那样崩溃,反而迅速地崛起,变成了经济奇迹的代名词。整个世界都急于进入这个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在它激升的贸易额中分得一部分。他熟悉的那个中关村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他的四通公司曾希望模仿IBM、也被称作“中国的IBM”,但如今中关村的另一家公司联想收购了IBM的PC业务,中国的公司不仅再是模仿者,它也可能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但这股新兴商业力量没如他当年期望的那样,成为政治变革的推动力,它成了现有政治秩序的合作者。北京政权似乎也焕然一新,那个屠杀自己青年的极权体制的形象退隐了,取而代之的是世上最成功的发展主义政府。

相反的,流亡者跌入了历史的夹缝中。取代共产党的想法早已变成了笑料,流亡组织四分五裂、丧失公信力,人们如今甚至很难想象他们曾获得的巨大影响力。在流行的看法中,流亡政治多少就象是对19世纪的流亡者马克思观点的确认——“一所学习丑闻与平庸的学校”。他当然也成了这流行论调的受害者,即使他个人从未直接卷入这些丑闻中,但是他变得如此无关紧要。想起昔日四通的巨大影响力、西方报纸的“计算机天才领导反对组织”的标题,都象是遥远的神话。

万润南不同意这种悲观论调。“中国的流亡政治还是不错的”,他常这样说。为这结论作证的是历史的、其他国家的流亡者们。俄国的流亡者互相暗杀,孙中山的内部组织更是一团糟,东欧在冷战时代的流亡政治更是边缘得不得了,他们被彻底地遗忘了。

相较而言,1989年后的中国流亡者,他们的内部纷争仍是温和的。他们大部分努力消散,但仍有少部分人在坚持,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彻底消失。万润南也属于这微弱声音的一部分。他仍出现在巴黎的人权广场的六四纪念活动上,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分析中国政局,撰写回忆与评论文章——行动与组织的空间萎缩了,抵抗变得更为个人化。

不过,很多分析却总象隔着什么。这或许也是流亡者最大的损失,他与自己熟悉的世界斩断了联系,同时也未能顺利地进入新世界。相比于同代人,万润南有着惊人的适应能力。但这代人的普遍缺陷也仍存在着。他们在一个荒芜年代成长,对一个正常的、多元世界的认识开始得太晚。他热爱法国,却从未试图学会法语。在客居法国与美国这么多年后,他对这两个国家的理解仍是概念的、模式化的。他对中国的分析,也与互联网上普遍论调没有太多区别,似乎他的独特阅历并没有给他带来一种独特的视角。

这可以理解,他从来是一名行动者、组织者,而非思想者。这或许也与他相对幸运的流亡生涯有关,他总能营造一个小圈子,在其中获得安全与温暖,他从未陷入彻底孤立的绝境。

他坦然接受了这边缘化的命运。几年前,他曾被戴晴提醒(或许是半开玩笑的)——在中国未来的变化中,将没有你们的位置,他则回答说,中国的变化好比一场化学反应,有参与物,也有生成物,我们是促成这场化学反应的温度、压力与催化剂,在将来的生成物中,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我们有其作用。

在谈起昔日的竞争对手,他也有种特别的宽容。谈起曾被大肆宣扬的“陈万之争”,他说那是完全被夸张的,说起和他曾势同水火的朱嘉明,他说他有才华、有雄心,劝去和他多谈谈,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事件。他甚至主动帮我联络那位“攻击”他的女记者,因为没人能代表真相,你必须多方探寻。

他的温和态度令人很难想象他当初的意气风发,他在流亡政治内部掀起的“倒万风潮”。他曾被一位流亡记者称作斯大林式的人物,用铁腕控制钱与人。他也接受了流亡的命运,很有可能,他将终老异乡。

这是与命运的和解吗?“我随遇而安,得过且过,是被卷入政治的”,他总喜欢这么说。他也引用梁启超,“先时之人、应时之人”,他本应是“应时之人”,却无意中变成了“先时之人”。这是一种自谦,还是另一种意义的推卸责任——强调历史之大势,也意味着个人无需为失败负太多的责任?

不过,他的确在退入一个更个人的世界,这与他的年龄、经历、身体状况都有关系。在微信的朋友圈里,他以“万爷”的名义分享他的感悟、所拍照片、追忆往昔,“万爷”正是他清华读书时的外号,在青春时代,人人故作老成,称彼此为“爷”。他也带着孙儿前往法拉第街10号,那曾是民主中国阵线的办公室,也在索邦大学的礼堂前留影。

25年前的民主中国阵线正是在此成立的,大会进行时,悬挂的横幅“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突然倾斜下来,正在发言的他的反应颇富机智:“这预兆民阵前途有波折,但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他希望把这些喜悦、挫败的经验告诉下一代吗?还是期望获得他们的理解?对于家庭,他似乎一直有一种隐隐的焦虑,担心变成他们眼中的“loser”。他说了好几次“神话”与“笑话”的比喻——在历史上,“神话”与“笑话”的角色转化不断发生着。

这“必然的胜利”比他想象的漫长得多。也是在1989年的成立大会上,来自台湾的代表康宁祥劝这位意气风发的秘书长——你们走上的是一条曲折的不归路。康宁祥是台湾党外运动的关键人物,他深知,台湾的流亡政治人物的窘境,即使解严开始了,已经在美国10年的许信良通过偷渡才回到台湾。

这不归路或许让他焦灼,他却没准备回头。他自称是被卷入历史中的,但造成他的命运轨迹的仍是他的主动选择。在1989年夏天,他的主动选择让他成为“国家的敌人”。在此刻,他选择了不与北京妥协,要一名难民的身份终老他乡。

我们相约下次去他的新居再聚,它仍在修建中,这可能是他人生的最好一个落脚点了。他所居住的巴黎郊外的OrsayVille,是高科技创业区。他戏称一生都是在“硅谷”度过的——除去旧金山,中关村、OrsayVille都被称作各自国家的硅谷。

在我追问了几次之后,他也终于承认,他最想念的地方仍是中关村。是啊,那正是他人生最灿烂的时刻,而且看起来这灿烂永无止境。(文章分两期发表在金融时报中文网2014年7月31日和8月7日)

来源:FTchinese

附2:  单仁平:“万爷在巴黎”的讲述令人感慨万千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近日刊发专栏作家许知远的文章《万爷在巴黎》,讲述了作者与万润南的会面和谈话。万润南是昔日四通集团的创始人,上世纪80年代中关村的顶级风云人物,后被定性为1989年政治风波的“幕后黑手”之一。他在那之后出走西方,成为海外民运的重要头面人物。他对作者谈了这些年的经历和对往事的感受。

  万润南的一句话令很多人印象颇深:“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难度,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的确,当年那批人跑出去后成立“民主中国阵线”,万润南任“秘书长”,他们预言中共政权将在6年内垮台,甚至有人认为只需3年。这些预言都破产了,作者写道,这是一个“痛苦的、充斥着幻灭与挫败的发现过程”。

  万润南已经老了,他在巴黎的生活更加“个人化”。他当年的同伴们大体溃散得七零八落,他们显然没有前途。万润南没有放弃自己的价值观,但他表示,自己最想念的地方是中关村。

  那段历史中国媒体上这些年极少提及。然而人们在私人及非正式场合会不时谈论到它,它事实上是中国社会一份重要的集体记忆,对它的回望和反思在一轮轮无声进行着。

  的确有一些人当年认为中国政府会很快崩溃,西方舆论充斥了那样的预言。在之后的几年里,苏联和东欧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了,但中国不仅稳住了阵脚,而且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了新潮流。这一巨大的事实看似是历史进程的一次扭转,其实它是历史规律的一次坚持。万润南们的悲剧在于看错了这一事实的性质。

  中共走向政权之路,比苏联东欧共产党要艰难得多。苏俄十月革命通过大城市暴动成功,东欧社会主义政权是苏联红军一路击败纳粹德国的成果。中国从共产党成立到革命成功用了28年,这当中死了无数共产党人,国家历尽风雨,这是历史以血的代价反复选择的过程。中共最终成为执政者,这决非中国历史的仓促决定。

  中共早期执政有重要成就,也出现了一些严重失误,然而中国整体的向好发展虽然曲折,到上世纪80年代,却已十分清晰。社会的阶段性问题和公众对它们的不满,与人们支持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并不是矛盾的。

  很多人都把历史潮流挂在嘴边,但其中一些人总是搞错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潮流。他们以为原苏联、南斯拉夫的变故以及后来的颜色革命就是历史潮流,却把中国改变世界格局和移动了世界中心位置的改革开放看成了边缘的东西。他们仍生活在西方对中国的启蒙时代,无法超越西方带来的思维角度,造成致命的误判。

  万润南那批人被中国历史无情淘汰了。他本人从当年的“叱咤风云”落到今天的境遇,令人感慨万千。万润南表示,“中国的变化好比一场化学反应,有参与物,也有生成物,我们是促成这场化学反应的温度、压力与催化剂,在将来的生成物中,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我们有其作用。”这更像是自我安慰和解嘲的话。

  历史本来就是合力促成的,即使负面的力量,也可能有其独特的作用。但人们还是希望自己为历史贡献出同它实际方向最契合的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万润南和他的同伴们只能定义成失败者。

  历史里充满了各种情感,但它最终流淌出的应是智慧和理性。《万爷在巴黎》是早年在清华同学中被称为“万爷”的万润南流亡记,除此之外,那里面还有从上世纪80年代末直到今天的复杂回响.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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