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昌平 :从监狱走出来的政治领袖

李开复“你怎么还没进去?”在客厅相视而坐,李开复突然冒出这句话,然后我们哈哈大笑起来。

从租住的居所到闹市的冰室,他一口气说了三个小时,好比泄洪的堰塞湖。他在微博拥有五千多万粉丝,而眼前展现的却是常人最普通一面。他出示了并不理想的病历,这与他略显清瘦的体态吻合。不过,他仍然乐观地估计,康复后要回到北京。

自净网行动以来,他在台北渡过了艰难的200多天,这是多数大V共同的体验。枕边的妇人们调侃,以前日防夜防男人肉体出轨,现在更重要的是防止男人因思想越轨而入狱。但谁能防得住这个呢?

两年来,新老朋友见我时都会抛出一句“怎么还没进去”,频繁得如同“吃了吗”。我只能一笑而过。

来台之前的五月初,与老友相聚,不免谈及时局大势。我对当时出现的拘捕浪潮表达了担忧,他说,这是分层治理、消除杂音的策略。

那些从中央党校走出的校友,有一天会在秦城监狱重逢。而在某种程度上讲,监狱是另一所广义上的党校,或能培养潜在的未来领袖。“如果你的履历多一份监狱经历,想想看,那将多么完整。”他扭过头直视我。

这话给我的震撼,显然远远大于友人的调侃。但是,这不是我的选择,这也未必是那些因言获罪者的选择。凭什么将这样的重任加给别人?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旁观并记录,而非行动并颠覆。遗憾的是,边界的丈量者而非突破者,需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到头来不过是众人偶尔的谈资。

谈到从监狱走出的政治领袖,自然想到南非的曼德拉与缅甸的昂山素季。曼德拉的政治遗产之一,就是在重拾自由后成立清算与和解委员会,它以真相换特赦的做法,为医治一个国家的历史伤痕提供了崭新道路。

不过,曼德拉和昂山素季常有,而德克勒克和吴登盛不常有;人们乐于放大曼德拉和昂山素季的坚持,却也习惯忽略德克勒克和吴登盛的开明。其实,成就曼德拉们的伟大,除了他的信念、毅力,更重要的还有敌人没有突破的底线——曼德拉几乎没有被打过,这就是底线。想想看,坐牢二十多年,还能健康地走出来,而且没有屈辱地认罪,这对那些独裁体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在某些骚人笔下,曼德拉和昂山素季呆过的牢笼被演绎为浴火重生的浪漫场所,并成了所谓伟大却又缺失核心意义的符号。

回到绿岛,从那里走出的政客,尽管磨难重重,但也当庆幸,毕竟他们还是体面地走出来了。柏杨主导修建的绿岛纪念碑,密密麻麻刻着白色恐怖期间受难者名单、枪决名单等八千人。碑上有些名字未曾关押绿岛,如吕秀莲、陈菊、李敖,这一度引起抗议。吕秀莲也曾表示,她为没有被关在绿岛而感到惭愧。

有两个名字为这份清单提供了亮点,一是劳动党主席林书扬,一是民进党主席施明德。

1984年12月17日,年届六旬的林书扬与另一同案囚犯李金木,在系狱34年又7个月之后从绿岛假释,人称狱王。尽管代价一样,李金木因少了政治光环,通常被记录者忽略。

清末,麻豆林家与板桥林家、雾峰林家并称“台湾三大林”,林书扬的父亲为麻豆第四代,他自幼受到左派意识与民族意识的默化。25岁那年,林因“匪谍”在家里被捕,与其同入案入监的36人中,3人被枪决,8人获判无期,这就是白色恐怖时期著名的“麻豆案”。系狱期间,大哥、大嫂、三哥、四哥与母亲相继过世,他只能面对那漫无终结的囚室生涯。

人生的一次意料脱轨,付出30余年自由,他的另一个30年由此形成路径依赖——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拾自由后,他历任劳动党荣誉主席、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会长、劳动人权协会会长,以及中国统一联盟主席。2012年秋天,他选择在红都北京离去。

生前,他在办公室挂起毛泽东像,发起对龙应台的笔伐,成为乌有之乡的关注对象……当然,这也让他失去不少被记录的机会。

更多的文字留给了施明德,他于1962年和1971年两度入住绿岛。与林书扬相似,施明德21岁案涉“台独联盟”,几经转监,进入绿岛。林施二人,正是蒋公心里最重要的两大敌人——共惨与台毒。

从施明德的《囚人之春》到《政治遗嘱》,再到他夫人的《美丽的探险》,从未脱离对这段苦难的叙述。由于刑讯过多,他全口假牙,终身脊椎疼痛。

施明德说,肉体的折磨倒是其次,最脆弱的时刻介于逮捕、判决之间,在连续问讯后突然单独隔离,“你完全与外界隔绝,没人讯问,也无法通信、看报纸、完全猜不透他们在打什么主意;再过几天……你甚至会产生虚无感,这种感觉比接受讯问更恐怖百倍。”

女生分队张常美的体验,与之何其相似!收监之后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消磨摧毁尊严和意志,任何平凡的东西都会无比奢侈。

至于审判之后,日子变得更为具体,那种离岸恐慌反倒有些稀释。“囚禁是一种失去空间换来时间的生活状态”,施明德在书中回忆,囚犯的空间虽然局促有限,却能拥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或思想自己真正喜爱的东西。

作为惩罚处所,监狱是人类文明投下的阴影。刑讯的野蛮、狱卒的横暴与管理的松散,是在民国监狱里并存的现实。不过,即使在传说中的人间地狱渣滓洞,狱友仍可秘密绣红旗、抚养小萝卜头以致私藏武器组织暴动,这只能说明底线尚存。而绿岛显然好过渣滓洞。

另一层面的离岸恐慌,来自出狱之后。禁锢期间,施明德的生活如同慢进的默片,而社会的发展则是快进的3D。出狱当晚,大哥安排他住在旅舍,他在抽水马桶上反复尝试,不能习惯;新型商场的自动门让他紧张;与计程车司机存在信任障碍……

这让人想起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面对难以逾越的高墙,是适应它进而依赖它?还是反抗它进而摧毁它?这是囚犯面对监狱、常人面对体制无法逃避的问题。老布克斯选择了前者,获释后无所适从,自杀了结残生;安迪选择了后者,最终重获自由;瑞德在安迪的救赎下,完成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成功获得新生。

施明德七十大寿那天,发布了一张与两个女儿叠罗汉的裸体照片,这与之前的家庭断裂形成鲜明对比——他托自由的狱友蔡宽照顾妻女,未料妻子与蔡宽心生私情,他狱后与女儿的相处以失败告终。

人生的第二春在1978年的冬天来临,37岁的施明德与29岁的艾琳达完婚。一个获释不久的政治犯,一个美籍人类学家,剔除男女情爱,还有政治意味——政运分子得此美国妻子,或能获取一些保护;而人类学家对民主运动的兴趣,需要进出台湾的更多便利。

网上有他们蜜月之旅的合影,施明德站在绿岛国小的门口,脸上堆满笑意。他自己可能都无法料到,几个月后再以囚徒之身登陆这里。此时此景,浅尝绿岛,似能明白一种坚持和寄托,值得反复回味沉潜。

政治的第二春则源于《美丽岛》的创刊,它是党外力量野蛮生长的象征,这也再次换来牢狱之灾。事由起于1979年12月10日的一场和平游行,史称“高雄事件”,随之发生针对“党外”清理的浪潮。国民党看似瞬间消灭了一切反对力量,并将恐怖弥漫社会各处,但事后看来,它是台湾转型的不可逆转的拐点。

当施明德站在法庭上时,不,那其实不是审判台,更像是他的舞台,大谈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看法,对于台湾未来的思考,似乎无关个人命运。

在肖申克,救赎的核心立足于几句台词。一句说:“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然后你逐渐的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他。这就是体制化。”另一句又说:“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可以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它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无法达到,也触摸不到,那就是希望。”

这种希望,是人性的力量,就像火烧岛变身绿岛那样,以时间换取了空间的变量。

今天回望,“美丽岛审判”成了台湾历史的分水岭。他们走过的历史,我们正在走,却不知我们的拐点将以何为标志。

我还记得那个下雨的午后,在李开复简陋的书房参观,眼前堆满了他正在阅读的《美丽岛》杂志,那是原版旧书的合订本,齐整而珍贵得让人垂涎。

(完)
来源:真话频道
图文来源于网络

2014年8月3日, 5:55 下午
编辑: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