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 | 《北洋历史有什么启示》

《北洋历史有什么启示》

冯学荣

冯学荣著《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当当网链接：http://product.dangdang.com/23510055.html

一些年轻的读者未必知道：我们中国人，曾经有一次全面试验民主宪政的机会，那次机会就是在1912年，清政府倒台，共和了，中国人摩拳擦掌，模仿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搞宪政。

可是结果呢？失败了。不但失败了，而且还以延绵的内战告终，尸横遍野。

为什么中国人第一民主宪政试验，是以失败告终？是谁的责任？军阀有没有责任？革命党有没有责任？而所谓的“人民”呢，又有没有责任？

我们是否需要重读北洋十七年——也就是1912-1928年——的历史？

宪政的失败，从宋教仁被杀一案开始。事实上在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政治家遭到暗杀，抑或贿选之类的事情，屡见不鲜。当年，革命党人选择了内战，号称“二次革命”。正统史家一直讴歌这次暴力抗争的合法性。

但是，我们不妨平心问一句：违宪的事情，时有发生，是否每次都必须要打内战？如果是这样，那么打到何时为止？

在宪政框架之下，刑事案件，违宪案件，应该走司法解决的路子，即便要武力造反，至少也应该在司法救济途径穷尽之后，再来组织也不迟。

由于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存在，民主宪政体制有一个“自我纠错”的功能，这个功能尽管缓慢，但是这个功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枪杆子里求民主，似乎不但不必要，而且不应该。

北洋军阀最为人诟病的，是“军阀混战”四个字。可是，历史说教刻意隐瞒了的内幕是：军阀屡次混战，基本上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革命党有关。例如直皖战争、直奉战争，都少不了革命党人的影子。

当然，在另外一边，北洋军阀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举例而言，在“府院之争”的时候，段祺瑞的心腹倪嗣冲，说过这样的话：

“黎元洪对我说，不经国会通过，直接对德国宣战，是不合法的，什么他妈的法！总理是责任内阁制的领袖，总理说的话，就是法律！他不经内阁副署，就免去总理的职务，那是合法吗？”

北洋军阀倪嗣冲的这段话，透露了两条重要信息：

1、倪嗣冲认为：“法”，并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

2、倪嗣冲认为：你可以违法，那么我也可以违法。

也就是说，在北洋军阀的心目中，所谓“法”，不过是一张遮羞布。实质上政治就是尔虞我诈。有利的时候，我就守法，不利的时候，我就“什么他妈的法”。

由此，我们不得不说：要真正读懂北洋十七年的历史，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客观、中立的立场，我们既不要偏袒军阀，也不要偏袒国民党，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以下的结论，似乎是不难得出的：

似乎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联手摧毁了中国人第一次民主宪政试验。

当年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革命党和袁世凯议和，革命党宣称：只要袁世凯劝服清廷退位，革命党愿意公推袁世凯为“大总统”，可是事成之后，袁世凯却只捞到了个“临时大总统”，不但多了“临时”二字，而且还是一个被架空的虚位，实权掌握在国会和内阁总理的手中，而袁世凯所捞到到这个“临时大总统”，只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

革命党党魁之一的胡汉民在《胡汉民自传》里面写得很明白：革命尚未成功，革命党不能转型当参政党，而需要“继续革命”。

这里有一起十分显眼的事例：连“直隶总督”这个掌控京津地带的重要职位，国民党都要安插“自己人”王芝祥，内阁总理唐绍仪因此和袁世凯闹翻。

从极权体制出来的、从小受“治国平天下”教育出身的袁世凯，显然不甘心当一个“橡皮图章”。他显然是觉得自己是受骗了。于是，他不服气，决定将自己“应得”的，连本带利给“讨回来”。此后袁世凯干涉国会制宪、解散国民党、炮制“袁记约法”等一系列的违宪违法行为，都是这个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并非蓄意为袁世凯伸冤。袁世凯显然是个旧时代的人，也显然具有重大缺陷，也做过不少的坏事。但是，革命党与北洋军阀的交恶，显然也并非是毫无原因的。这一段复杂的历史，有着它自我发展的清晰逻辑。

不少人将革命党人奉为“民主先锋”，但是实际上，第一个破坏民主法治精神的，似乎就是革命党人：临时参议院尚在南京的时候，投票通过定都北京的议案，党魁黄兴竟然威胁参议院：

“必须在一天之内改选，否则我带兵来，将同盟会议员绑起”

历史的真相是：革命党人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中国有许多的历史爱好者以为革命党人是“真正的民主派”，其实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罢了。

宋教仁被刺杀之后，未等司法判决，革命党即决定“向枪杆子里求宪政”。革命党这样做，对不对？也许有争议。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从此开始，中国人所谓的“当家作主”事业，进入了“你革我的命，我革你的命”的恶性循环。国民党武力推翻了北洋政府。短短二十年之后，国民党政府也被别人推翻。

这是不是佛家所说的“现世报”？

在宪法层面，《临时约法》规定：大总统施令，需要国务员附署。也就是说：大总统每下一个命令，只要内阁的国务员不给你附署，那么你任何命令都不能生效。问题来了：那么总统和国务员，到底是谁说了算呢？

坦白讲，这个制度设计，很难认为它是科学的。一个乌龟不能有两个脑袋，否则，两个脑袋就只能互相掐架。袁世凯死后，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交恶（史称“府院之争”），正是因为《临时约法》的这一条规定。

“二次革命”的发动以及它的失败，对孙中山的影响很大。此后的孙中山，似乎变得更加迷信枪杆子、更加推崇集权。“和解”
似乎不再是他所考虑的选项。和苏联结盟之后，国民党变得更加激进，至此，国民党不但和北洋军阀再无和解余地，而且和英、日帝国主义，关系也迅速恶化。

为了在舆论上“搞臭”北洋政府，国民党打出了声讨“北洋军阀卖国贼”、并“打倒帝国主义”的“民心口号”，并最终得以上台。可是问题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激进口号，煽动起来容易，要扑灭那就难了。于是，在和帝国主义的对抗之中，国民党反过来被强大的民意所绑架，骑虎难下，结果，走上了一条“对内对外，同时交困”的死路。

当然，这些都还不是定论，我们也不急于作出一个定论，而仅仅是在抛砖引玉。打开话匣子，自然有人说话，让人说话了，才会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见解互相碰撞，相对靠谱的事实，才能浮出水面。

历史向来成王败寇，只准原告发言，不许被告说话。只听一边，当然难免失真。我们不妨尝试以中立的态度，也谈一谈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年）的历史，正反两方的话，都听一听。不偏不倚，也许，我们离一部公允的历史，才会更加接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