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李新宇：汤化龙：被遗忘的共和元勋（一）

　　 在告别帝制开创共和的元勋中，有一些人因为与国民党中暴烈派的种种过节，而在国民党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党国”之后，被逐渐遮蔽和丑化。在那些人物当中，最冤的要数汤化龙。汤化龙是武昌首义的元勋，与黎元洪等人一起支撑了革命之初那段最最艰难的岁月，缔造了革命之后的第一个政府，参与创立了中国第一部现代约法，为民国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他最后的结局却是被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暗杀，死后还被诬为“袁世凯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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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化龙，1874年生于湖北蕲水（今浠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参加乡试，中举人。一般人印象中的科举考试是机械的八股，与现实无涉，但汤化龙参加的乡试却已考策论，题目是“俄立专制，英主立宪，美主共和……试斟酌损益筹所以推行尽善之策”，汤化龙的回答是仿英国立宪。因此，他成了立宪的先锋，中举之后，即被山西学使宝熙礼聘为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光绪三十年（1904年），汤化龙参加礼部会试，中进士，后来与他一起领导国会请愿的立宪派领袖，如湖南的谭延凯、四川的蒲殿俊、山西的梁善济、湖北的张国溶，以及沈钧儒等，与他都是同榜进士。中进士后授刑部主事，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进士馆选为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在日本期间，汤化龙不仅学得了现代法政知识，而且结识了一群有志在中国实行宪政的朋友。他与梁启超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两人的交往为日后共同领导宪政运动打下了基础。两年后学成回国，任民政部主事。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为预备立宪而设各省咨议局，鄂督陈夔龙上奏朝廷，请求派汤化龙回鄂筹备。汤化龙回到湖北，先任湖北咨议局筹办处参事，接着当选湖北咨议局副议长，并在第一次常会后当选议长。那一年，汤化龙35岁。

　　 咨议局是清末预备立宪的产物。为适应立宪之后的新体制，国家要有国会，各省要有省议会，咨议局就是最初的省议会。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最先成果，各省咨议局聚集了大批精英人物，尤其是当选为议长的人物，如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寿潜、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的蒲殿俊、湖南的谭延凯等，大多成了立宪运动的领袖，汤化龙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当时的清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革命党人在不断地进行起义和暗杀，坚持以武力“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相对保守的开明人士则希望迅速立宪，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经过庚子之乱，又目睹日俄战争的结局，清廷明白了自身的处境，知道置身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已经是想变也得变，不想变也得变，要么主动立宪，要么等待革命。为避免革命，预备立宪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然而，对于清廷来说，立宪说到底只是应对危机的一种方式。统治者不愿放弃特权，更不愿意把国家主权交出来，所以总想对外来制度进行改造，让来自西方的宪政适应大清帝国的国情，而不是用这种现代制度改变国情。1910年夏季，为推动国会请愿，汤化龙与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8月，联合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汤化龙任会长。湖南的谭延闿、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的蒲殿俊、福建的刘崇佑等人都参加了联合会，汤化龙与他们相聚京师，纵谈大计，发表演说，鼓动速开国会。正是迫于这样的请愿，清廷于 11月4日下诏缩短筹备立宪年限，提前于1913年召集国会。对于这个结果，许多人感到失望，汤化龙和谭延闿、蒲殿俊等人坚持要求第二年即开国会，为此发动了第四次国会请愿。四次请愿因清廷的镇压而未实现，汤化龙在失望中回到湖北。

　　 1911年4月，清廷宣布内阁组成，13名内阁成员，汉人只有4位。结果一出，举国哗然，被认为是“皇族内阁”，违反君主立宪公例。各地立宪派迅速行动起来，要求解散皇族内阁，另组责任内阁。就在这时，皇族内阁做出了它建成之后的第一个重大决策：“铁路国有化”。这一决策引发了相关各省的保路运动。汤化龙被推为湖北省军商学界的代表北上，从汉口出发时，上万人到车站送行。

　　 汤化龙刚从北京回来不久，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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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的士兵于危急关头被迫拿起枪，经过一夜激战，起义竟然成功，武昌宣告光复。

　　 可是，对于革命军人而言，等待他们的却是未卜的命运。革命军如何支撑下去？如何避免被清军剿灭？谁会支持他们？任何人都知道，此时前来支持革命，需要十分的勇敢和极大的牺牲精神。

　　 然而，汤化龙来了。一夜激战后的第二天，革命军人终于请到黎元洪之际，正要去请汤化龙，他自己就来了。这位立宪派的领袖，此时已成了革命派，前来支持革命、参加革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叙述讲到这里，一般都要说汤化龙是来“窃取革命果实”。但只要超越狭隘的党派偏见，就不难看到，这时候就来窃取革命果实，是否有点愚蠢？因为来得太早了。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由武昌打响第一枪，革命军人总共不到两千人，孤立无援。他们虽然占领了武昌，但总督瑞澂还在江边军舰上观望，随时准备杀回来；统制张彪也没有走远，带兵在城外安营扎寨。只要朝廷的援军一到，他们就要反扑回来，平息暴乱，收复武昌。武昌地处交通要津，清廷的大军很快就会赶来。

　　 这时，素以领导革命为己任的同盟会领袖，都未赶往武昌，孙文还在美国，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立即离开了打工的餐馆，却并不急于回国，而是游走欧美，直到停战开始和谈，才决定回来。

　　 汤化龙来了，于是有人提议请他做都督。他拒绝了，理由是此时的武昌更需要军事统帅，而他不懂军事。汤化龙的话被许多人记了下来，文字大同小异，他说：革命，他拥护，为革命出力，他义不容辞，但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尚不知晓，须要首先通电各省，以求响应，大功才能告成。瑞澂逃走，必有电报到京，清廷必然很快派兵前来，我们要准备迎敌。此时是军事时代，兄弟不是军人，难当都督之任……。他建议请黎元洪来做都督，并且答应帮助劝说黎元洪。

　　 接下来，汤化龙以湖北咨议局的名义通电全国，请求各省响应。电文中说：

　　 清廷无道，自召灭亡，化龙知祸至之无日，曾联合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国名义，吁请立宪，乃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维新绝望，大陆将沉。吾皇华神明之裔，岂能与之偕亡，楚虽三户，誓必亡秦，非曰复仇，实求自救。武昌义旗一举，军民振臂一呼，满酋瑞澂，仓皇宵遁，长江重镇，日月重光。立乾坤缔造之丕基，待举国同心之响应，特此通电告慰，望即不俟剑履，奋起挥戈，还我神州，可不血刃。……一发千钧，时机不再，伫候佳音，无任激切。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暨全体同人叩。

　　 汤化龙的通电点到了刚刚遭受失败的立宪党人之痛处，对于全国各地立宪党人参加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黎元洪被革命军人推为都督，开始时很不情愿，犹豫再三。汤化龙的出山给了黎元洪很大支持，帮他最后下定了与革命军人共存亡的决心。10月13日，黎元洪对汤化龙等人说：“余以武人素不习民事，革命又起仓猝，其中多非余所素识，公等皆乡中优秀分子，务望出面相助。”黎元洪之所以答应出任都督，一方面出于无退路，一方面因为有汤化龙等相陪伴。所以，在他开始履职之时，特别需要汤化龙的支持。汤化龙也不负期望，在多方面帮助了他。

　　 革命之后，必需建立新的秩序。政府应该如何组织，秩序应该如何建构，参加首义的革命军人对此并不清楚。同盟会虽然对起义后的政权作过若干规定，但具体应该怎么办，并无明文可循。何况，在武昌的同盟会员本来就不多，清楚那些规定的人就更少。在这种情况下，汤化龙与胡瑞霖、舒礼鉴、黄中忱等人反复讨论，于1911年10月14日深夜形成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第二天交黎元洪认可，成为现代中国政府的第一个组织条例，使得政府的组建有章可循。过去的历史书谈及这份文件，往往把它作为汤化龙抢夺权力的证明。但是，必需承认的事实是，正是遵循这份文件，中国有了告别帝制之后的第一个中华民国军政府。过去的史家总是站在同盟会或孙中山的立场上，去发现立宪派篡夺权力的“险恶用心”，比如，条例冠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就是“把湖北军政府升格为中央军政府，展示了汤化龙等人获取全国政权的设计”。对于同盟会员来说，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起义都只能建立那个地方的军政府，而不能随便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因为中央政府只能留给孙中山、黄兴等人来建。可是，黎元洪、汤化龙不是同盟会员，没有义务给同盟会领袖保留最高领导地位。同时，作为首义成功的军政府，要号召各省，拟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的条例也不算僭越。事实上，黎元洪等人当时并不太在乎权力机关的称谓，有同盟会背景的人把军政府说成鄂军都督府，他们也并不反对。然而，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独立各省都认可湖北这个首义军政府的特殊地位，并认定它有权代表革命后的中央政府。11月30日，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第一次开会，首先议定的，就是追认上海会议提出的议案，承认湖北军政府即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行中央最高领导权。后来的国民党史家讲民国总是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而把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看作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就是不愿承认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事实上早已有一个中华民国的中央权力机构。

　　 由于黎元洪最初的消极态度，造成了一种局面：黎元洪虽是名义上的都督，革命党人对外借用他的名义，事实上一切都自行其是。汤化龙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希望黎元洪积极承担起都督职权。为了革命政权的稳定，为了武昌的秩序，为了结束都督有名无实的局面，汤化龙设计了祭天大典。按照他的说法，武昌起义就像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应有隆重的仪式昭告天地，昭告列祖列宗，并誓师以鼓士气。他的提议得到一致赞同，于是筑坛设祭，黎元洪身着都督礼服，在轩辕帝灵位前焚香奠酒，授旗授剑，庄严誓师，然后宣读祭告天地及列祖列宗文。经过这样一个隆重的仪式，黎元洪作为政府最高权力拥有者和军事最高统帅的身份得以确立，责无旁贷地开始行使权力。

　　 此后，汤化龙还与宋教仁一起拟定了《鄂州约法》——中国人告别帝制而走向共和的第一部约法。

　　 宋教仁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他此行的重要目的，本是帮助黄兴获取革命的领导权，把武昌的领导权夺回到同盟会党人手中。但在到达武汉之后，知道这已经无法实现。所以，黄兴不仅未能做成凌驾于黎元洪之上的“两湖大都督”，反而接受黎元洪的任命，成为武汉民军的总司令，到前线指挥作战去了。宋教仁不会打仗，接受的任务是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但湖北军政府的外交已经由黎元洪和汤化龙办理就绪，各国承认湖北军政府是交战团体，并无多少外交可办。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致力于拟定宪法。宋教仁是有名的宪政迷，而汤化龙也在日本学过法律，他们还是日本法政大学的前后同学。革命之前，他们就早有来往，是很好的朋友。正因为这样，宋教仁到武昌之后，就住在汤化龙家里。为了制订约法，汤化龙与宋教仁曾经反复讨论，日夜切磋。“夜分人寂，对灯促膝，所谈无非约法者。如此二十余日，议论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国之长，而力避偏枯拘孪之病。其草稿出遁初手。厥后南京参议院定约法，取材于此，其所增损，或有大非先生志者。要之，民国约法谓之权舆先生及宋氏，不诬也。”

　　 除此之外，汤化龙在辛亥革命中的功勋，还有几点不应忘记：

一、与黎元洪一起促成了海军反正。武昌起事，清廷马上调兵遣将，一方面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陆军赴鄂，一方面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舰队前来。朝廷当时似乎没有考虑前去平叛的海军将领与武昌革命领袖的关系：萨镇冰是黎元洪的老师，师生情谊使他生怕炮弹击中学生；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弟弟更不忍把哥哥消灭。于是，海军的炮火就成礼花表演，精确地避开了要害目标。然后是黎元洪给萨镇冰写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