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李锐：我知道的三峡工程上马经过

　　 1952年9月，我从湖南被调进京，分配到燃料工业部管水电，据说这是陈云的意思。燃料部统管全国的煤、电、油，有三个总局：煤炭管理总局、电业管理总局、石油管理总局。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国家计委，燃料部的上面是国家财经委员会，陈云和薄一波管事。电业总局下面有水电工程局，管水电的计划，我任局长。次年，经过我的努力，陈云批准成立水电建设总局，国家计委(1952年11月成立，12月正式开始办公)的钱直接拨给我们。

　　 当时，电业总局主要搞火电，水电完全没有地位。火电短平快，反正是一要电，就给钱、上马;水电建设复杂，不受重视，很难争到投资。那个时候我们争投资，就是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被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电力建设的重点是火电。水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先后上马的项目，有新安江、刘家峡、以礼河、狮子滩，还有一个上犹江，那个时候叫做五大水电站，都是1957年以前先后开工的。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争取到这五座水电站的投资，其中争得最厉害的是刘家峡，因为资金受到三门峡开工的影响。

　　 1955年，燃料工业部撤销，成了三个部：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电力部的部长是刘澜波，一个副部长，两个部长助理。我是部长助理之一，另外一个是原来管火电的电业总局局长。部长助理一水、一火，部下设一个火电总局，一个水电总局，另外还有一个管运行的局。水、火平起平坐，这样一来，我的发言权就比较高一点了，争取到刘家峡上马。

　　 五十年代的两次三峡风波

　　 电力工业部独立以后，我和部长刘澜波两个人合拍子，他放手让我去干，部内关系变得十分简单。举个例子，1955年初，刘澜波和我任正、副团长的电力代表团正在苏联考察，接到中央的一个电报，说是水利部向中央提出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修建三峡，请我们考虑，从电力系统的角度提出我们的意见。刘澜波没有把握，问我怎么答复。我就告诉他：现在搞三峡绝对不行。于是他就回了电报：三峡是长远的事情，现在还提不到日程。

　　 三峡陈云从来反对，坚决反对。水利部那时候真叫开玩笑，提出的方案更是荒唐：要把重庆市淹掉，牺牲重庆，彻底解决湖北所谓千年一遇的洪水威胁。提出这个方案的背景是1954年长江大水，引起党中央、毛泽东的注意。当年毛泽东到湖北，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长委”)主任林一山陪他乘军舰从武汉到南京沿长江走了一趟，林一山就跟毛谈，要解决长江的洪水必须在三峡修个大水库，把长江的洪水装起来。这件事给了毛泽东一个很深的印象。水利部提出建三峡，就是林一山陪毛泽东走了那一趟后提出来的。当时我们在苏联征求了苏联方面的意见，他们基本上也是不赞成的，我们做了记录，回国以后，把记录报了国务院，以为事情就过去了。三峡又一次非常厉害地哄起来是1956年。水利部有个月刊《中国水利》，那一年第5、6月的合刊上，发表了林一山的一篇长文章《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正式公开提出修三峡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说还可以打一个很长的隧洞，将水库的水引到丹江口，南水北调，解决中国北方的缺水问题，非常宏伟的计划。他提出来的蓄水高度是多少呢?235米。现在的三峡大坝是175米，他的计划比现在高60米。235米是个什么结果呢?现在重庆有一个抗战胜利纪念碑，它的海拔高度就是235米。也就是说，整个重庆都在水下边了。这篇文章一出来，我们就看到了，我就在我们的刊物《水力发电》的9月号组织了一期长江规划问题专刊，一共八篇文章，从各方面谈长江三峡的问题。这期《水力发电》出来以后，据说武汉买不到，长委把它控制了。而长委在1956年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副标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文中还涉及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这就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好像三峡马上就要开工了。我立即写了篇三千字的文章《论三峡工程》寄给《人民日报》，清样都寄给我了，结果后来没有发表，主编告诉我：总理不赞成在《人民日报》上公开争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毛主席关心的、赞成的，不好公开争论。我就写了一篇杂文，发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了解情况的人一看就明白，我在挖苦三峡的计划。后来我又写了一篇六千多字的长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发表在当年《水力发电》第11期上，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认为长江工作规划，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不能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1958年1月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会议开到结尾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周恩来知道我是反对三峡的，他也知道我和林一山的争论，薄一波和李富春更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只有薄一波委婉地讲了一句话：主席，三峡有个反对派叫李锐。毛泽东就说：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锐都找来，当面谈谈吧。于是，我和林一山被叫到南宁，当着中央领导的面谈。结果是，林一山谈得没有我简洁有力。毛泽东还要求我们再写文章。文章交上去后，我看到彭真那些人在我的文章上划了很多红杠杠，在林一山的文章上打问号的多。最后的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林一山的文章写得不好，说他是师范毕业，文笔不通，也就是把他的意见否定了。毛泽东夸奖我的文章写得好，把问题讲清楚了。三峡的问题就这样定案了。我就趁机谈水电，讲中国北方的煤多，南方的煤少，有水力资源的地方就不要搞火电，要搞水电。李富春、薄一波也在一边帮腔。毛泽东就说道：好啊，今后就“水主火辅”。会议之初曾反映了电力同水利两部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即决定两部合并。南宁会议后两个部就合并了，变成了水利电力部(1979年后，两部才又分开，但是1982年初又合并了)。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对我说：李锐，你来当我的秘书。后来，我做了他的兼职秘书。

　　 中央关于三峡工程的“促退”决议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给了周恩来，由周恩来负责：你去论证，现在不上马，将来到底怎么办才合理。这样，1958年3月，周恩来带队考察三峡，参加的人有水利部、电力部、科委、计委、交通部等很多部委，四川、湖北、湖南、安徽等几个省的负责人，还有苏联专家，一大船人，我记得胡耀邦也去了。总理在船上开会，开会时有文件，一本一本的。总理没有让林一山发言，让我第一个发言，钱正英代表水利部发言，矛头还是对着我。那时南宁会议的具体细节、我跟林一山的争论、写的文章，大家都还不太知道，人们的意见还是一边倒地赞成三峡上马。但是苏联专家的发言是站在我一边的。会开完了以后，人就都散了。

　　 然后我就参加了3月份的中央成都会议。成都会议确定了“大跃进”的总方针，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个“促进”的会议。但是三峡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是个“促退”的决议，3月25日会议通过，4月5日政治局会议批准。主要内容是：三峡是个长远的事情，施工准备工作要15-20年的时间。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但是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他，或以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长江的规划应该是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几种关系互相结合，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安排。长江的防洪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储洪排涝等工程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就是说，防洪要把堤防、分洪、蓄洪这三个问题统一抓住，这个决议制定的长江规划基本原则就是：统一规划。这个有关三峡的决议是总理主持的，我参加了起草，其中防洪部分是我加进去的，完全是我的思想。现在来看，像成都会议、后来的北戴河会议等，为“大跃进”做了那么多的决议，只有这个三峡决议是正确的，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但是水利系统根本不执行这个三峡决议，依然我行我素。

　　 干不成三峡干葛洲坝

　　 1959年，我在庐山出了问题，水利电力部搞了一个所谓的“李锐反党集团”，还加上三大罪状：反火电、反水利、反三峡。我离开水利电力部以后，水电可说是被随后的领导人破坏得体无完肤，水电事业整整停滞了二十年。现在想起来，如果不合部，我还是待在电力部，也许后来个人的遭遇也会不同一些。文革中周总理在葛洲坝出问题时提到过我，那是一个可以让我出来的契机，但是钱正英(时任水利电力部部长、党组书记)根本就不理会，我在大别山的磨子潭水电站一直待到1979年1月，才获得平反回到北京。

　　 我从安徽流放地回到北京复职，还是到水利电力部当副部长。一进水电部办公楼的大门就看到毛泽东对葛洲坝的批示，有一面墙那么大的牌子，摆在大厅里：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想不到的困难，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我一看就非常恼火，莫名其妙嘛，这根本就违反工程建设的法则，哪有没搞好设计就开始施工的道理?那年2月份两部分开，水利电力部又回到1958年以前的水利、电力的两部格局，我就让人把那个大牌子给取掉了：赶紧摘了吧，这不是丢人吗!

　　 葛洲坝是什么时候开工的呢?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钱正英知道毛内心里是醉心于“高峡出平湖”的，干不成三峡，葛洲坝对毛是个安慰，而且葛洲坝完工以后，三峡就是弦上之箭了。林一山倒是坚决反对修葛洲坝的，他是从建三峡出发的。三峡水电站发电后，供电量多少时有变化，也使下泄水量随之变化，这就影响航运。因此需要修一个葛洲坝，作为三峡的反调节水库。先建葛洲坝后建三峡是本末倒置。

　　 毛泽东批准了葛洲坝工程，还发了那样一个根本违反基建程序的批示。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批示还得了，林一山当然反对不了了。后来葛洲坝出了事，周恩来把担子交给了林一山：你把它修好。林一山也没有办法，只好接过来干。2006年12月26日，他们还把刻有毛泽东那段批示的一块大石头，正式安放在葛洲坝枢纽防淤堤上。后人看看，我们过去就是按这么荒唐的“圣旨”干事情的。

　　 葛洲坝开工以后，因为地质问题没搞清楚，中间停工两年。后来国务院开会的时候，谈话中周总理还特别把我提出来：李锐就反对在干流上先修，他赞成先修支流。他又问：“李锐哪里去了?”有人说：李锐还被关着(我是1967-1975年在秦城监狱被关了八年)。总理说：李锐对三峡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嘛，还是可以做些事的嘛。

当年，毛泽东接受了我的观点，1958年南宁会议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建三峡，周恩来也没有。60年代到70年代以后，只有林一山、钱正英两个人不断地向中央提意见，要上三峡，还有张光斗，是钱正英最倚重的水利专家，后来加上李鹏。地方上也有积极分子，湖北张体学，还有王任重，都积极，李先念是湖北人，也被他们说动，他们总是闹着三峡上马。大概是1972年1973年，有过一个毛泽东对要求上三峡的批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