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刘再复：百年来三大意识的觉醒及今天的课题

　　 摘要：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的三十年代，中国经历了三次重大思想意识的觉醒。第一次是从19世纪末到20 世纪初的“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第二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第三次是五四之后二三十年代“阶级意识”的觉醒。这三次觉醒深刻地影响着20 世纪中国的面貌和命运。

　　 关键词：百年中国 三大意识 觉醒 告别革命

　　 我和李泽厚先生的对话录《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5 年版） 出版后在中国大陆和海外都引起强烈的两极性的回响。我们对两极性的批评都有心理准备。因为我们提出的问题不是一般性的、枝节性问题，而是一百年来中国的一些基本思路和基本选择的问题。而这些基本思路的核心又是暴力革命崇拜与阶级斗争崇拜的思路。我们所界定的革命，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与改良相对立的革命，它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进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

　　 我们所作的告别，首先是告别以大规模的流血斗争推翻政权的方式，这是阶级斗争的极端形式。其次，我们也告别这一极端形式的变形，如1949年之后发生在大陆的政治运动和它所采取的群众专政、心灵专政等形式。这些形式实际上是对革命战争经验的迷信，把阶级斗争的极端形式搬用到和平建设时期，它仍然带有暴力性。

　　 我们的告别，并非否定以往屡次革命的理由和它所起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否定“革命神圣”的观念，否定革命乃是“历史必然”（历史必由之路）的观念。我们认为，历史总是提供革命与改革两种选择的可能性，不是一种可能性。而中国一百年来，从辛亥革命开始总是选择暴力革命的办法，并把它视为唯一合理的办法。但是，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办法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后遗症太大。这种后遗症包括流血革命后的再流血和流血的阴影长期无法消除，因此，要么就内战不休，要么就是胜利者在流血阴影笼罩下神经脆弱（意识形态极端脆弱），生怕失败者复辟而人为地夸大敌情，继续制造阶级斗争的灾难。我们希望通过告别，能在新旧世纪之交时，放下20 世纪最沉重的包袱，也就是“革命神圣”、“革命必然”、“革命天经地义”等观念的包袱。我们以为，中国是充满潜力的国家，它具有走出自己的路的现实可能性，即成为发达国家又能避免现有发达国家社会弊端的可能性；但是，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劳资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不满情绪日益加深，从而导致新的暴力革命。这两种可能性所展示的中国未来的前途，既是充满希望，也充满凶险。我们的对话至少是好意的，即为了促进中国往第一种可能性的路上发展。

“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和时代的变迁

　　 为了便于讨论《告别革命》所提出的问题，我今天想侧重介绍一下我们提出问题的部分思想史背景，即中国近、现代三大思想意识的发生、发展和我对它的思索。

　　 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的三十年代，中国经历了三次重大思想意识的觉醒。第一次是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的“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第二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第三次是五四之后二三十年代“阶级意识”的觉醒。这三次觉醒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的面貌和命运。

　　 第一次觉醒是“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西方的“民族—国家”意识在十七世纪伴随着一系列民族国家的建立就已经形成，但中国却一直只有“天下”意识而没有“民族—国家”意识。许倬云先生说：“中国很特别，天下意识出现很早，而且四周围没有很大的挑战者，所以从东周起（东周列国时代，几乎有民族国家的走向，但没有走下去），很快就过渡到普世世界，这一普世规则，就是儒家的思想。因为它没有有形的教堂，所以就和文化结合在一起。中国走向天下意识、文化意识的时间，比其他国家早很久，如果中国没有碰上民族国家的问题，中国跟今天天下一世的观念很容易契合，但在18、19、20 这两个半世纪里，我们一步一步地把民族国家意识接收过来了。本来普世的天下，变成有限的国家社群。”①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把中国史划分为“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及“世界的中国”三段。第一段为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走向团结之时代；第二段为中世史，自秦一统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频繁竞争最烈之时代；第三段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②中国作为“亚洲之中国”时，“民族—国家”意识未成，当时它仍然以为自己是左右天下的天朝，周围的弹丸之邦只不过是给自己朝贡的蛮夷。因此，“虽然中国已是亚洲之中国，中国人自我投射的身份意识，却停滞在‘中国之中国’的境界。自我认同的身份与实际扮演的角色，其实已经脱节。”③这就是说，在中国与亚洲各国交往的历史时期中，并未充分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处于生存竞争之中，只是到了近世时代，中国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天下的一部份。

　　 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虽然是从18 世纪开始的一个过程，但是到了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才非常集中、非常强烈地表现出来。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地列一时间表和表中包含的事实：1895 年2 月12 日，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覆没，第二个月即3 月4 日严复便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4 月17 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22 日梁启超等联名上书都察院，反对签订《马关条约》。5 月2 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应试举人举行“公车上书”，开始了维新运动。从2 月甲午战败到10 月22 日台南陷落、日军占领台湾全岛期间，中国朝野上下一片哭声，“四万万人齐下泪”，当时出现了大量的表现“民族—国家”意识的诗文，其代表作有黄遵宪的《悲平壤》、《东沟行》、《度辽将军歌》、《马关纪事》、《书愤》、陈玉树《甲午乙未感事诗二十八章》、杜德兴《哀辽东赋》、邹增祜《闻和议定约感赋》、李光汉《燕台杂感三十首》、张罗澄《感事》、吴昌言《口占》及丘逢甲的《岭云海日诗抄》等。

　　 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虽然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经受战争失败的大刺激，因此，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便带上突发性的“反帝—救亡”的特点，其民族主义表现为强烈的民族义愤。但也因为战争失败的耻辱，使中国近代的思想先驱完成了一个重大发现，即发现中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强国（而是弱国），而且开始了百年来第一轮痛切的反省，即开始寻找弱的原因。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 年5 月28 日） 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篇文章指出，中国所以会“积弱”，就是爱国观念不对，而所以不对，就是“一曰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也”；“二曰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三曰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

　　 他认为，这三者“实为中国弊端之端、病源之源”④梁启超划清了三项重大的范畴界限与关系，即国家与天下的界限、国家与朝廷的界限、国家与国民的关系，这就标志着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已作为成熟的意识登上历史舞台。其所以成熟，第一，已把中国作为天下的一部份，即世界诸国家中的一个国家；第二，与传统的忠君即爱国的观念划清了界限，把国家作为社会实体放在优于皇统（朝廷）道统（儒教）等价值系统之上；第三，确认国家主体乃是国民，并把国民放在国家系统的核心位置上。“民族—国家”意识的成熟，不仅反映在梁启超的名字上，还反映在严复等同时代的其他先觉者的名字上。基于这一点，美国哈佛大学的史华慈（B.Schwayz）教授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的著作中相当准确地作了分析。他说，在甲午海战之后，中国的民族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当时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已不愿意在那些与民族富强需求相背的民族的过去气质中去发现价值。此时的民族主义者的激进典型已公开宣称整个民族的过去乃是民族独立与强大的障碍。青年严复就属于这种典型。这种类型的民族主义者，“把社会实体作为民族来保卫，并极力把这个目的摆在其他价值观念和信仰之前加以考虑”，也就是“把民族集体作为社会有机体加以维护和推进当作自己直接的基本职责”。⑤要挽救国家危亡，寻求强国之道，关键在于国民。因此，应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应当“兴民权”，改变“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的状况。梁启超著《新民说》，指出“新民”乃是中国更新的“第一急务”，唯有新民才有“新政府”与“新国家”。这样，就形成近代改良主义的基本思路，即从尊重国民自主权利和改变国民素质入手而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

　　 在这一改良主义思路之后发生的是革命的思路。甲午战争之后，即1895 年10 月26 日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于11 月12 日流亡日本，并发表《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革命”的概念开始作为最重要的而且具有新的意义的概念影响中国。孙中山同样经历了一次“民族—国家”意义的觉醒，他与康、梁等人都认为中国是大国而不是强国，都需要“变”，对原来的朝廷及其制度都应破坏，但一者主张“有血之破坏”，一者主张“无血之破坏”。甲午战争失败至今正好一百年，我与李泽厚先生回顾这段历史，认为在国家处于危亡之中的这两种思路都具有充份理由，但过去的历史学家只认为孙中山选择的革命之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才是必然的，而我们则认为未必必然，在“民族—国家”意识觉醒之后的改良主义思路，包括政治上的君主立宪，思想上的新民立国的思路，未必不可取。

　　 另外一个问题是，无论孙中山的革命派还是梁启超等改良派，他们当时所讲的民族主义都带有强烈的反帝救亡的特点，那么，在一百年之后再讲民族主义，是否还应保持这一特点或民族主义是否应有新的时代内涵？或者民族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再次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会不会走向负面？这便是今天的课题。

　　 关于这个问题，1992 年年底，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民族主义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曾经接触过。我注意到汪荣祖先生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回顾与展望》。他在文章中说：“今日中国已是核子强国，近年来经济快速成长，富亦可期。富强的中国没有外国再敢欺侮，自然不必再提倡反帝色彩浓郁的民族主义，亦实无必要；忧患意识虽不可没有，但救亡意识，应已过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一个外国可以搞垮中国，唯有中国人自己可能搞垮中国，例如境内政治分裂诉求的高张，导致‘巴尔干化’；或台湾宣布独立，大陆武力干预，造成一方惨胜，另一方全败的结局；文化虚无主义的继续发展，以至于取消方块字，可令中国于一个世纪之内，分崩离析。是以为了政治统一、文化凝集，正常的民族主义仍是当代不可或缺的立国支柱。”⑥

汪荣祖先生的文章注意到一百年前与一百年后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也就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们所发现的“中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强国”在今天已不能成立，而且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强国可以搞垮中国，因此，今天讲民族主义不应再带有“反帝”和“救亡”这两个特点，不应再以反帝的民族义愤来解决中国问题，而应当注意到中国人自己可能搞垮自己的问题。这一看法是对的。事实上，对于今天的中国，重要的是民族内部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问题。如果上个世纪中国是处于反帝救亡的时代，那么，这个世纪末和下个世纪，中国应当进入民族自我调整的时代。这种自我调整，包括大陆和台湾关系的调整，大陆内部和台湾内部各种关系的调整，也包括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是非常复杂麻烦的，绝不像革命简单地使用暴力语言那么痛快。但是，汪荣祖先生在分析时代变化之后又认为“正常的民族主义”乃是当代中国不可或缺的“立国之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