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时代的年轻贪官
徐贲
读到一篇《媒体聚焦贪腐35岁现象：贪腐年轻化数额巨大化》的报道，记者在浙江、广东、海南等地采访了解到，在35岁以下（“80后”）干部队伍中，多有贪腐事件发生。报道说，“他们多为高学历、高智商人群，普遍思维活跃、敢想敢干，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业务骨干，但他们作案更贪婪、更大胆，贪污、挪用公款动辄上百万元，受贿中主动索贿的
也不鲜见。”报道认为，贪腐年轻化趋势的原因是“受社会不良因素诱导、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存在漏洞和相关监管制度缺失等因素影响”。
说到诱导贪腐的“社会不良因素”，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金钱至上的价值观、贪婪自私的物欲追逐、笑贫不笑恶的社会风尚。但是，人在一生的不同年龄阶段里，受这些不良因素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俗话说，年轻好名，年老好财。这个“名”是指扬好名，而这个“财”却不一定取之有道。
年轻人对美好事物往往抱有热烈的乐观主义，孜孜以求。他们来日方长，不在乎眼前的一点利益。乐观主义的对立面不是悲观主义，而是犬儒主义。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一样，也有理想和信仰，只是认为难以达到罢了。而犬儒主义则是对理想和信仰抱着根深蒂固的怀疑、冷漠和不相信，以为除了金钱之外，再没有其他值得追求的东西。“80后”贪官似乎破了“年轻好名，年老好财”的惯例，但却很符合犬儒时代的特色。
犬儒主义有个人心理和社会道德文化两种原因。与犬儒主义心态或倾向密切有关的个人心理原因包括：身体不健康，工作无成就，生活不美满，婚姻关系不好，觉得筋疲力尽、身心俱疲、压力超过极限。这些心理因素可能造成犬儒主义，也可能产生于犬儒主义。这些心理特征无一例外都是负面、
消极的。
犬儒主义的社会道德文化原因是丧失信仰，金钱至上（极端功利主义），犬儒主义与社会道德沦丧互为因果。犬儒主义是一种以怀疑和不相信为特征的心态和待人处世方式，它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动机、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关系、政府权力的运作目的，都是自私、功利的。它不相信人的世界里可能存在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善良、德性和利他精神。
一方面，犬儒主义会在社会中普遍助长自私和功利。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中人们越是普遍地自私、功利，犬儒主义的土壤就越是肥沃，越会形成一种具有自我再生机能的不良社会文化。贪腐便是寄生在这种社会文化机体上的恶性肌瘤。
人不能不在生活里遭遇许多不美好和丑恶的事情：不公正、不人道、虚伪、残忍、伪善、自私自利、拥权自肥、愚蠢、愚昧。人们对不美好的、令人失望的事物可能抱三种态度：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犬儒主义。有研究者发现，这三种人生态度会分别在青年、中年、老年时期特别有影响。
人在十几、二十来岁的年青时期，往往倾向于理想主义，特别有正义感。一旦碰到不公不义、龌龊丑恶之事，便充满了愤怒，理想化地想要对它进行彻底的纠正。打倒孔家店，推翻封建礼教，消灭封、资、修，占领华尔街，都是年青人在那里冲锋陷阵。
人到了有家庭的年龄，大多数不得不为生计而终日劳碌奔忙，考虑事情的方式变得现实、平庸——找一份工作、买房买车、结婚生子、抚养和教育孩子、过小日子、维持或结束不理想的婚姻。他们在生计压力下，无暇多管他人的事情，就算有对政治价值观和社会理想的考虑，也是闪念而过，无从深思。等到孩子长大，自己也年长并有了余暇，这时候有的人才会有精力和余暇思考一些政治、社会问题。他们会有两种不同的取向：务实的理想主义和犬儒主义。
中年的务实理想主义者希望能尽自己的力量做一些他们认为有益的事情：公益活动、议论时事、参与民间团体的活动等等。他们很清楚自己所贡献的不过是绵薄之力，在有生之年也不可能期待实现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他们是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相信只要耕耘，多少会有一些收获。
中年的犬儒主义者则不同，他们会认为，这世界太丑恶，人心太坏，个人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所以不值得为之付出努力。既然如此，还不如随波逐流，有机会的就大捞一把。有这种机会的毕竟只是极少数当上官的，大多数的中年犬儒会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得过且过、难得糊涂。碰到世道不平之事，他们只会冷漠地袖手旁观。为了平息自己的良心责备，他们甚至还会站在加害者的立场上去责怪受害者——倒霉一定有倒霉的理由，谁叫他们自己拎不清，不当心，自作自受，咎由自取。
老年是最容易落入犬儒主义的人生阶段，一个人年岁越长，人生阅历也就越多。老年人可以变得更智慧，但也可能变得更犬儒。智慧是因为务实理想越发成熟，而犬儒则是因为原先就没有信仰。教皇约翰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曾说，人就像是酒，年岁能使酒淳厚，也能把酒变成酸醋。还有权力余热可以发挥的老年人贪腐好财，不仅为自己打算，还为子孙谋划，成为心计极深、特别老谋深算的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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