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学良 来源:南方周末

列宁死前看到的机关集权只是冰山一角。斯大林在列宁病变的那两三年里,已做了非常扎实的布置,掌控了日常管理党务的权力,把服从他、完全照他思路办事的机关人员,安排在重要的岗位。随着列宁的去世,这种人事安排加速了。

1923年到1929年,斯大林一步步击败列宁一代近卫军里对他有威胁的诸位,包括托洛斯基与许多他想象中的敌手。斯大林50岁时,权力斗争就已经完结了,他成了当仁不让的接班人。

斯大林建立的人事制度,不是列宁实践过的,更不是他所设想的自下而上式的,而是拜占庭式的。跟传统西欧和北欧的那种开放性的强调选举与法治的制度不一样,拜占庭式强调宫廷政治,强调权术与谋略。俄罗斯几百年受东正教的影响,源远流长。列宁一代从西欧北欧带回来的那点开放性的人事体制鲜活要素,渐渐被掩埋。

斯大林是第一流的社会心理学家,但他老是朝人性的下端看,更多地看到人性里面底下的东西。他认为,要想别人听话,最根本的是两手,第一是让人处于恐惧之中,第二是给人足够的私利。他一辈子坚信,一靠恐惧,二靠收买,才能让别人成为可靠的工具。

1922-1923年间,斯大林就开始建立台面和台下两套系统。他让“任命局”把所有第一二层次最重要的机关干部职务列一个现职名单,再列一个后备名单,万一这些人不听话了,成了“内奸、特务、叛徒、暗杀组织者”了,一旦被清洗,马上有替代者。不仅在全联盟的最高层次上,还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的最重要职务,他都亲手掌握那个“官职表”(Nomenklatura)。到了1936-1937年,所有重要职务都配一到两个替代者,官员们随时可以被清洗。他使官员日夜意识到,你是可以被替代的,但何时被替代,谁也不知道。红军领袖之一的乌博列维奇,每次离家上班时都要准备一个日常用品包,因为不知道出去了是否还能回家。这就是人事制度中的恐惧一面。

另一面就是收买。列宁时代,所有高层不能拿高工资。党政、企业等的高层,工资都不能超过最好的技术工人。列宁规定,最好的技术工人的工资,相当于中央委员的工资。领导干部的演讲、稿酬等收入,超出部分通通要拿来交给党的公用基金会,这就是所谓的partmaximum规定。列宁一代领导人的生活,虽然未必很苦,但确实清廉。

有个著名的故事,是讲为什么建立了克里姆林宫的特别食堂。1918年,来中央做报告的粮食人民委员(即粮食部长),因为营养不良,开会中途晕过去了。列宁说,连他都不行了,我们怎么带领人民打赢内战、战胜饥荒呢?那时高级领导层就几十个人,列宁说首先得让这些人吃饱肚子,于是就有了那个特别食堂。

而到了斯大林时代,就开始实行“大信封”制。除了工资,斯大林对他最依赖的人给予私底下的收入。这种制度细节只有他及其办公室主任知道。赫鲁晓夫上台后,斯大林的副手莫洛托夫承认,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拿了多少信封装的钱,反正很多。斯大林通过信封给钱的,都是帮他做核心操作的人。这钱从不上账不交税。到1930年时,他已全面改变了20年代的工资规矩,所有高级领导人的工资,已经涨到比最好的技术工人高30到40倍。别墅、度假、酒、高级食品、小轿车这些短缺物资更不包括在内。

这并不是说要坚持20年代那种革命清教徒式的工资制度。那很难,但提到这么高,尤其是大信封的做法,变成了一种收买制度。工资外收入不算太离谱,很多大公司都有类似做法。但大公司对雇员的物质刺激,要根据人的素质、工作能力、贡献来公平地衡量。大信封的做法则更像黑道老大在给好处,没有公平标准,也没有记录。斯大林的“恐惧”做法是要使人不敢违背其意志,不敢有任何独立的作为。这种恐惧是日常状态,他对所有高官都监听,二把手以下全被监控。

而他的“收买”做法是让人干狠活、干违反党纪国法的坏事。积重难返的负筛选人事制度,就是从这两点延伸出来的。

以庸才小人取代干才贤人

斯大林通过建立起恐惧加收买的负筛选人事制度,把在列宁时代涌现的最有才能的人,一个个地在政治上乃至肉体上消灭了。那些跟列宁非常亲密的同事,只要在任何一个方面比斯大林突出,都被干掉了。

二战初,德国军队之所以能一下毁掉几十万苏联红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军中最杰出的将领,一大半要么被自己的政府干掉了,要么在监狱里。战争期间苏联存亡一线时,有人建议该把监狱里少数幸存的将军放出来,重组红军,后来战功卓绝的罗科索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杰出的战时经济最高管理者沃兹涅先斯基,军工生产和战略物资体系,全部是他在做统筹安排。没有这个奇才,苏联在毁灭性打击后,不可能那么快地组织起战时经济。二战结束后,他也被消灭了。

几乎无人是不可被消灭的——假如他才能卓越又具有独立见解的话。对斯大林绝对听话的庸才和坏人才可能被重用。他用人有个绝招,就是提拔劣迹斑斑、教育程度低、能力差的人干狠事。为何?要把那些正直和优秀的人栽赃成特务、间谍、恐怖活动组织者,没法使用正派的人,只能用劣迹斑斑的人。用苏联最出色的军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的话说,斯大林消灭优秀文武人才过程中最依赖的叶若夫、维辛斯基、乌尔里希、贝利亚、梅赫利斯等,不仅不符合党政高级干部的德才高标准,事实上他们全是普通道德和法律意义上的恶徒和罪犯。

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苏联的人事格局已经定型了。赫鲁晓夫时代给党政领导当顾问的学者私下问:我们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大国,成批的领导人素质却怎么都这么低?做过六任苏联最高层顾问的阿尔巴托夫总结道:“斯大林体制最沉痛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把这个国家置于软弱无能的领导之下,消灭了千百万优秀的人才,使社会肌体失血过多,切断了最有才华的人的出路,却给那些最善于钻营的人的飞黄腾达和官运亨通,铺垫了通道。这不是偶然的。斯大林体制运作几十年后,常常找不到很优秀的人来代替庸人。这一点可以解释赫鲁晓夫提拔的人,智力水平和管理才能为何如此之低。他们过去之所以被选中并得到升迁,并非是因为出类拔萃,只是听话。他们熬过来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坚定信念。他们之所以浮到上面,首先是由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没有把他们看作是竞争对手。

斯大林的人事做法树立了一个坏样板。到了1960-1980年代,苏联已经难以提拔出列宁一代那样的优秀人才梯队,那样的人才不是提拔出来的。苏联既有的体制惯性之力量,已经把自己的大脑和手脚捆绑得太紧。俄罗斯历史上人才辈出,但斯大林的人事制度却把极为丰沛的人才资源筛选出局,只让三四流的人员管理一个庞然大国,日新月异的局面自然是出不来的,只能一步步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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