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孙立平：建立防止既得利益集团扭曲改革的机制

　　 今天的题目是当前改革若干深层问题，但是说句老实话也不是深层问题，实际上就是想谈谈几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其实从前年夏天开始，在十八大召开之前的半年，我就开始说，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现在是新的三十年的开端，这个差不多讲了两年的时间了。三十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意思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有一点神秘。过去我们老的习惯将六十年作为一个甲子，但是在现实中，你可以发现其实往往都是三十年一段。包括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说的是三十年，而不是六十年。

　　 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怎么走过来的，还真的差不多就是三十年一段三十年一段走过来的。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8年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文革前17年，文革10年，加起来27年，又接近30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又是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个人的看法，这三十年现在差不多了，现在是一个新的三十年的开端。

　　 看今天这场改革，可能我们得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眼光，得放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中去看。简单回顾过去这三十多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改革开放非预期后果：停在权钱结合的中间状态

　　 过去这三十多年，我们将它称为改革开放的时期，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一些事情想的有一点简单，当时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没有想到。

　　 大家脑子里、嘴上说的改革是什么意思，不外乎是我们在从某一个起点、走向某一个终点，起点就是旧体制、终点就是新体制，所谓改革就是不断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当时我们可能只能想到两个结果，一种就是成功，一种就是失败，好像也想不出第三种。如果最后我们走到了终点，我们说这个改革成功了；它如果又回到原来的起点，我们说这个改革失败了。但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这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就是它走到半道时不走了，它停在这里了，它没有走到终点，但是也没有回到起点，停在中间不动了。不但停在中间不动了，而且还将中间的这种状况，按照我们过去的眼光和过去的思路来说，属于一种过渡状态，它将这样一种过渡的状态定型为相对稳定的体制，这是我们过去改革开放之初没有想到的。但是后来发生的，可能恰恰就是这样的情况。

　　 假设这么来说，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我觉得其实可以分为两块、中间的转折点大约就是在中国加入WTO、体改委取消并入发改委，甚至比这个更前一点。前面这十几年的时间，可以说是真正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最重要的一些改革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前十几年进行的，后来改革的一些最基本的思路，也都是在前十几年形成的。到了这个转折点之后，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可以感觉到，虽然在有的领导人讲话当中，在有关的文件当中，改革这个词还经常在提，但是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不但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越来越少，而且还将这样一种中间的状况定型为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感觉到的，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

　　 大家现在经常讲到权钱结合，这是现在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的、哪儿来的，就是这一段的事，这个转折点之后的事，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体制。而且它不但是形成了这样一种体制，在这样一个体制的背景下，它还形成了一种相当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了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社会和原来有一点不一样，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那样一种生机勃勃的局面，各位在广东，大家可能有体会，那样的一种局面越来越难见到了，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沉闷，变得越来越死气沉沉的感觉，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地增加，本来是一件好事，到最后都给你办成了坏事。

　　 比如说中国加入WTO，这应当是中国走向国际市场、国际社会很重要的步骤，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加入WTO给中国留下更深远的影响是什么呢？是国企做大做强，说为了参与国际竞争，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是一个国进民退的过程。国进民退从哪儿来的？就是从这个时候来的。接着的奥运会，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举办过的规模宏大的一个盛会，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后来上海的世博会，按照官方的想法，本来这也是凝聚民族精神的一个很好机会，奥运会给中国最后留下的是什么呢？是一天比一天紧的维稳，甚至将当时奥运会一些临时措施，后来都变成了一种维稳的体制。接着又是世界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全面干预经济。我到一些地方去，见到一些政府朋友，他说金融危机之前那时候政府还没有这么多事，金融危机之后政府越来越忙，政府全面地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

　　 我们看今天这场改革，一定要看到这样的一个背景，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的很重要的转折。

　　 我记得去年年初吴向宏有一篇文章，讲到民营企业为什么难以分享改革的红利。文章首先说最近有个民营企业家来找他，就跟他说最近的一些投资设想，说一个他就否一个。这个民营企业家有一点不高兴了，他说我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都是这么做过来的，我做得很成功，白手起家，赚了十几个亿。现在我这些项目还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做的，怎么我现在说一个你就说不行呢？当时吴向宏跟他说，你过去做得是很成功，但是你所有这些成功的项目都有一个特点，都是通过和政府，尤其是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来以小搏大来获得超额利润。过去你是做得很成功，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现在的时代背景可改变了，什么地方变了呢？你现在一定要知道现在可是一个自信的时代。什么是自信呢？说穿了就是权力集团的日益自信。原来在很大程度上，搞市场经济是处于不自信的时候，很多事情不敢做、不会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怎么办，只能将这些东西外包出去，自己做不好、做不了，也不敢做的事情外包出去。外包到什么地方呢？外包到市场当中去。这样就可以理解，前些年大家在广东可以更真切地体会到，那时候市场机会为什么那么多，因为权力集团很多东西不敢做、不会做，它将这个东西外包出去。

　　 最需要外包出去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它不敢做的，一个是它不会做的，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前些年为什么市场中机会那么多，还有就是市场中谁得到了这个机会，两部分人得到了这个机会，一部分人是胆大的，说你不敢做我敢做，还有就是有知识、有这方面专门技能的，说你不会做，外包给我，我接过来。

　　 为什么前些年市场当中的机会这么多，为什么这两部分人得到机会，这和背景，和当时整个权力集团处于不自信的时代是有直接的关系。

　　 你现在一定要明白，现在它可是进入自信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它不需要将这些东西外包出去了，它自己敢做了、会做了，或者自己哪怕做的不方便，但是家人、亲属、朋友可以做了，它不需要将这些东西外包出去了。这样大家就可以感觉到，这些年在市场里，=大家觉得机会少了。因为不需要外包出去了，它自己能做了，说不定做得比你不差，甚至比你还好。为什么你现在这些项目行不通，就是一定要看到这个背后背景的变化。从这个背景的变化当中，仅仅从市场、从企业的角度，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转折。这个转折的背后，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政商关系的一种变化。

　　 九十年代的时候，年龄大一些的朋友可能经常听到这样的段子，说几个企业家或者有钱人在一块吃饭，然后就吹牛，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某某副市长15分钟之内一定可以赶到这个饭桌上。有人就说不信，结果一个电话打过去，副市长还真的15分钟之内就赶到这个饭桌上了。那时候，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段子，这表明在这样一个政商的关系中，资本从某种意义上处于强势的地位，那时所谓傍大款，通俗说的就是这个。

　　 但是各位可以想一想，这样的段子现在还能听到吗？可能有年头听不到这样的段子了，现在听到的是另外一种段子。比如说中央党校周围有很多高档饭馆，都很贵，万把块钱是常事。然后官员在里面请客，但是我们知道官员是不会买单的，买单的是谁呢？还得是企业的人。但是这个时候，你都不用说15分钟市长赶到饭桌上，现在你连饭桌上都上不去，只能在饭馆外面的车上等着，官员在里面请客，什么时候吃完了，一个电话你上来买单就是了。现在是可以听到这样的段子，意思是说你从里面可以感受到政商关系的变化。

　　 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其实是可以分为这样的两段。怎么看今天这场改革，为什么我首先要讲这个呢？我的意思是说明确了这一点，对于看清现在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的。现在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我们就处于两个三十年之交的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召开的，我觉得就是在两个三十年之交这样的一个重要时刻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就意味着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候，它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打破过去这十几年所形成的僵局，将社会的变革继续向前推进。

　　 虽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打破僵局，未来三十年的路将会怎么走，未来的三十年将会是什么样的，我现在说不清楚。谁能够说清楚未来三十年？我觉得也只有算命先生。但是我至少知道一点，如果这个僵局不被打破的话会是什么样子，你在那儿根本就动弹不了。

　　 前面就象是一堵墙一样，这堵墙已经形成了相当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是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大家很明显可以感觉到，社会是处于动弹不了的情况，向前不了，往后也退不了，就固化停在那里，这是过去十几年最典型的状态。现在这场改革，意味着打破过去十几年形成的僵局，打破僵局之后我可不知道会是什么样，但是我知道如果不打破僵局后面所有的一切都谈不上。今年春节我说现在历史开始了，前面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已经没有历史，就停在那里不动了，但是现在不管怎么说，这个僵局在开始打破，然后历史开始了。但是路将会怎么走，我没有说。这是我个人看待这场改革的一些想法，供各位参考，这是第一点。

　　 改革同时面对旧体制与新弊端

　　 第二，我想谈谈究竟如何看待现在这场改革的进程。

　　 我们这次改革和上一轮改革真的不一样，上一轮改革是面对着改革之前，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一套旧体制。旧体制的突出特征是什么？是权力的总体性、权力压倒一切的地位、权力无所不在的作用。将我们过去的体制简单概括为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不对的，这个体制的特征就是权力无所不在、权力控制一切，所以我把它称为总体性社会。

　　 那一轮改革应当面对的是旧体制，首先从计划经济这个地方打开缺口，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一轮改革面对的是这一个东西。但是这一轮改革不一样，面对两个东西。一个是前三十年形成的旧体制，它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当中并没有真正得到破除，或者说它最核心的东西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破除，虽然从计划经济这一块撕开了一个口子，但是它最核心的全能性、总体性的权力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触动。

　　 但是这一轮改革还面对一个东西，就是新的弊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破除过去三十年旧体制过程中形成的，但是和旧体制又不完全一样，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又不完全相同，我把它称为权贵。

举一个例子来说，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很多学者包括官员都在说，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样才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怎么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呢，说要减少名目繁多的审批，这听起来好像也顺理成章。但是仔细想一想，这当中有问题。如果查一下资料就可以发现，从朱镕基那一届开始，中间经过温家宝两届，再到李克强开始的这段时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