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杨祖陶：《精神哲学》译事再起航

　　 我在2012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文首译《耶拿体系：1804—180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简称《耶拿逻辑》）新书发布会上已向学界讲到，这是我的收官之作。首发式的策划者，在会场推出的“耄耋心情躬身行，恩师重托付梓成”的大幅标语真切地反映了我的实际。躬身不仅是精神上的虔诚，更是长期腰椎疾患和伏案姿势致使我的形体既侧弯又前躬的形象写照。《耶拿逻辑》的首译正如某位学者所言,它弥补了长期以来我国黑格尔逻辑学翻译中的“三缺一”现象,即我国早已有了贺麟先生翻译的《小逻辑》、杨一之先生翻译的《大逻辑》,独独没有早期的《耶拿逻辑》。我总算如履薄冰、如释重负般地完成了贺麟先生1978年的亲自瞩托。

　　 不料，收官之后，译事再起航，而且是绕了一大圈又回到《精神哲学》的翻译上。在《回眸——我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一书中的《黑格尔〈精神哲学〉首译的漫长岁月》一文对这一译事已作了详尽的说明。它是在我主导的、历经七年完成的康德三大批判的合作新译后马不停蹄般的最终首译出来的。《精神哲学》这一重要著作的首译出版,正如某位学者所言,它弥补了黑格尔《哲学全书》的“三缺一”现象。众所周知,《哲学全书》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组成。前两部早已有中译本 （贺麟先生的《小逻辑》和梁志学、薜华、钱广华、沈真等先生的《自然哲学》）, 而《精神哲学》中译本却长期阙如。我独啃坚果总算改变了这种状况。

　　 我和《精神哲学》译事的不解之缘是与我的老师贺麟先生联系在一起的。时光倒流到1959年，我受命从北京大学哲学系调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时年三十有二。记得是在1962年，在北京由贺麟先生主持成立了“黑格尔著作编译委员会”，受贺先生推荐我也忝列其中。同年贺师来信要我翻译黑格尔《精神哲学》一书，我感到先生仍在关心着我，欣然接下了这一艰巨任务。在我着手翻译后不久，恰好贺先生主持选编《黑格尔论矛盾》，其中所选的“精神哲学”部分就顺理成章地由我来翻译了。该书早已由商务印书馆于1963年出版。只是该书的署名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单位集体（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在“编选说明”的最后这样写道：“在编选本书时，曾蒙北京大学哲学系和武汉大学哲学系某些同志大力协助，特此致谢。”现在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这么一本有份量的译著，竟然贺麟先生和所有译者的名字都没有出现，所谓武汉大学的某些同志实际上就只有我杨祖陶一个人。此后风云变幻的几十年中，由于各种难以逾越的主观、客观的原因以及任务的变更，我本该继续完成的《精神哲学》全书的翻译工作就一再被搁置，这不能不说是我心头的一大憾事。经过漫长的岁月，《精神哲学——哲学全书· 第三部分》终于由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正式推出第1版，所根据的是格洛克纳本《黑格尔全集》第10卷《哲学体系·第三部分·精神哲学》1929年版（“纪念版”）。而格洛克纳本又是1822—1845年出版的19卷《黑格尔全集》“友人版”的影印本。这种花体字的版本对年轻的学者来说是陌生的。

　　 回顾这漫长岁月的译事能坚持下来,最终得以完成,我是颇有感触的。首先,这种坚持来自我对黑格尔哲学研究的执着和贺麟先生的瞩托，以及先生告诫的搞西方哲学的人要把教学、研究、翻译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的治学理念，我身体力行,受用终生。在我年轻的时候有幸跟着贺麟、王太庆先生一起搞翻译,我把参译的《黑格尔讲演录》部分章节视为向贺先生交出的第一份译卷。贺先生在参加当时的“土地改革”的中途调回学校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的间隙期中仔细审阅了我的译文，提出了我至今难忘的宝贵意见,再三强调翻译工作必须遵循原著的原旨原意,这就需要有本领域的札实的专业基础,并鼓励我以后还可以承担更多的翻译任务。王太庆先生精通多国文字，早年起就随同贺麟先生一起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工作。众所周知，他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本已定好由他校阅《精神哲学》译稿，令人无比悲痛和婉惜的是，一生历尽坎坷的王太庆先生于1992年与世长辞了。这样，我就只好以他当年教我做校阅应有的精神和态度——“不管译者是谁，当校改的就校改”（这里提一下，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我尊敬的著名学者宗白华先生从南京大学哲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与贺先生在一起搞翻译，我作为晚辈要承当校阅大学者的译文心中有些胆怯）。对于我自己的译文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尽可能客观地严格地对《精神哲学》的译文进行了审视和修改，然后才把译稿寄到出版社。这一“自译—自校”的过程耗费了近30支圆珠笔和数不清的叠叠大型稿纸。令我感到愧对贺麟先生的是,中译本的问世太迟了，好在师母黄人道先生善解人意,把我的《精神哲学》的中文首译本放在贺师的遗像前表达了我的敬意。

　　 其次，亲人的持久支持与付出是完成译事的重要保证。康德三大批判的合作新译持续了七个寒暑，那是我刚退休后精力最为充沛、时间最有保证的七年。我在《回眸》一书中写道：“我为合作翻译的“三大批判”的持续良好而非常可观的社会效应、为其有利于学人研读康德哲学和推动学术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而感到欣慰和心中无比的踏实。伴随着“三大批判”进入耄耋之年的我，心中没有任何奢望，只求一种心情的宁静。”

　　 当“三大批判”尚未全部完成的时候，2002年夏我与肖静宁再度赴美尽享天伦之乐，此时我已在考虑“精神哲学”的事了。我要儿子杨铸帮我买一本《精神哲学》英译本，他在网上查遍了都没有结果，三个月转瞬即逝，归期来临。真是天随人意，儿子在极其忙碌的中午的短暂休息中，在纽约一个不起眼的小书店终于买到了，而且仅此一本。这是一个份量很重的特殊礼物，正是它伴随我度过了整个工作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从来没听说物理学博士的儿子写过诗，在中译本正式出版时正值我的79岁生日(实际上是过八十)，儿子竟赋诗一首：

　　 七旬九载仙寿来，

　　 身硬脑灵心胸开，

　　 西哲精髓东人悟，

　　 笑看当今学坛衰。

　　 因为精神哲学、特别是占整个篇幅三分之一的“主观精神”部分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几乎没有可供借鉴的中文资料,参考英译本就成为不可或缺的了。这么大的年纪还在爬格子独啃坚果，我远在巴黎的女儿也表示理解与敬佩，几乎每周都要在电话中关心我的工作进展与健康。至于肖静宁的付出这里只略举一二。当她看到我终于完成了正文——她称之为主体工程的翻译时,激动不已,当即挥笔写下了下面的字句：

　　 “《精神哲学》珍宝藏,

　　 译稿字字好端庄,

　　 壮年梦想暮年圆,

　　 更喜斯人好健康。”

　　 我除了以英译本为主要参考书外,也有限地利用了俄文译本____苏联科学院哲学所的俄译本《黑格尔全集》第3卷《哲学科学百科全书· 第三部分· 精神哲学》 （Akaдмия наук CCCP ， институт философии，Гегель Сочинения， тoм Ⅲ,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наук, часть третья, Философия духа, Москва, 1956）。由于没有俄文键盘，这百余俄文字母，肖静宁是按特殊符号一个一个字母打下来的，总计鼠标点击近千次了。这个译本除正文外，3万余字的译者导言、译后记、人名和主题索引都是肖静宁打印经电脑发给责任编辑的。而到了我首译《耶拿逻辑》时,她已承担了全部的手稿打印和电脑订正任务,她的不知疲倦的操作得到了编辑的高度肯定,加速了书的出版步伐。

　　 学长汪子嵩先生曾说过“译书比写书更难”的名言，我对此体会很深。何况如此高龄还来从事关于精神这种“最具体、因而是最高和最难的”（黑格尔语）的知识的首译。不少人问及我是如何完成的，我说到肖静宁的作用时讲了下面这个三段式：鞭策与承受鞭策；鞭策了还能做出东西来；做出的东西还看得。她所谓的鞭策就是经常给我写一个小条子：“求成效而不求完美”来敦促我的速度。她知道准确与完美我是不会有问题的，只是提醒我别忘记进度。

　　 再次，出版这样难啃的黑格尔《精神哲学》中译本没有一个责任心强、真正懂行、尽力支持与帮助译者的编辑是难以想象的。责任编辑（现已是二级编审）张伟珍就是这样的好编辑。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有过多年的有关康德三大批判的译著的愉快合作。

　　 当有了正文译稿，需要考虑打出电脑样稿时,为此我们真有点一筹莫展。一次听到数学家、前校长齐民友先生说他的一本手写书稿交打印社打印,一次次跑打印社,旧错未改,新错又来,错上加错,不可收拾，最后是有偿服务请学生打出来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这样的学生。张伟珍得知这个情况,竟然不怕麻烦接受了我的手写书稿，这令我非常感动。处理译稿最麻烦的是注释,原著中的注释相当多,还有所谓的“注中注”,都比较长,加之,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在翻译过程中又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并在正文书页外侧增加了原著“边码”以便读者查对。此外，还有好几行希腊文,这在打字排版中都是很费劲的。为此张伟珍编审还请了懂希腊文的亲人参加指导核对。我觉得《精神哲学》中文首译本的问世是译者与编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句话在本书中是有实质内容而不是一般的客套话。无论怎样的致谢都不能表达我的心意。

　　 有意思的是,在我埋头潜心翻译《精神哲学》即将付梓时,中国黑格尔哲学界正在紧锣密鼓地推出《黑格尔全集》的翻译计划,掀起了一股不算太小的黑格尔全集翻译热潮,由于牵头的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学者,有人就戏称此为一批老人在与时间赛跑。回忆1962年在北京首次成立”黑格尔著作编译委员会”时,贺先生刚进入花甲,我正是35岁的盛年。还有十几二十个与我年龄不相上下的从事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学者参加,计划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黑格尔全集》。不难想象，在一浪高一浪的斗争哲学和大批判年代,四清运动和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又接踵而来,早已使这个宏大的计划付之东流了。我总算怀揣老师的瞩托,见缝插针、旷日持久的努力坚持,直到我进入八旬总算把《精神哲学》首译出版。从此我再也没有想过有关《黑格尔全集》的事了。

　　 但是,在中国编译出版《黑格尔全集》的梦想在执着的学者中并没有破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只比我小3、4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梁志学先生继承贺麟先生的遗志, 他不断向其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呼吁，希望能够重新启动《黑格尔全集》的翻译计划。他摆出自己的理由：“贺麟先生虽然已经在1992年去世，但我们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40岁以上搞德国古典哲学的还有6个人。可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出成果、出人才。”呼吁终于得到领导认可, 2006年1月，出版《黑格尔全集》的计划再次展开并进入实施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之立项，并提供经费。此次梁志学先生主持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黑格尔全集》，译自北莱茵-威斯特伐伦科学院编辑的很有特色的历史考订版。这个全集的翻译工作很有成效，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于2012年就推出《黑格尔全集》的两卷译本,它们可以说是中国学界从未见过的崭新的黑格尔著作的译本—— 一卷为《黑格尔著作集(第10卷)》，其中有黑格尔1808年至1816年在纽伦堡高级中学执教时的教程，以及他作为这所高级中学的校长所发表的讲话。另一卷为《黑格尔著作集(第17卷)》，内容为黑格尔1821年首次讲授宗教哲学时的演讲手稿。我在此衷心祝贺首部中文版《黑格尔全集》第10卷和第17卷的正式出版,并对赠书和对我的学术工作带来的重要参考价值深表谢意。

与此同时，国内第一套20卷本的《黑格尔全集》也在启动中， 2006年1月5日，人民出版社召集来自全国各地的译者，在礼士宾馆召开了《黑格尔全集》翻译出版工作启动会议，预计将于5年后出版。《黑格尔全集》中文版的编委会主任是著名的西方哲学专家、北京大学哲学系张世英教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