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日报》编者按）中国哲学家徐友渔在他的社会分析中，注重于自由和平等必须如何调和的问题。然而，他争取民主自由的工作被中国当局所摈弃。今天，他被缺席授予奥洛夫•帕尔梅奖。
徐友渔
今年的奥洛夫•帕尔梅奖得主徐友渔教授是一位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对自由、民主、公正和人权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以富于感染力的方式结合了两个方面：深入学术分析不失基本价值，热望美好社会不逾理性真相。
徐友渔出生于1947年，在中国西南的四川省长大。他因父母早逝从14岁起就独自居住，这无疑奠定了已成为他突出特点的独立性和精神力量。1966年，他在高中最后一年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随后十年中，他像千百万同代人那样“和群众相结合”，务农和做工，还一度参加了负有推行毛泽东革命任务的红卫兵。
在他1999年出版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形形色色的造反》中，他分析了文革和红卫兵运动，试图理解那么多青年人怎么会产生如此多的暴力和如此不人道的行动。他指出的重要因素包括：阶级斗争学说，红卫兵追求权力和私利，以及人们基于家庭出身被划分为不同类别。他强调需要尽可能如实地描述中国是如何走到了文革。
文革后，徐友渔于1978年考进四川师范学院学习数学，次年到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他的哲学研究生学习。他专攻分析哲学，虽然这门学科在中国从来没有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仍有极少数杰出的代表人物。其中有徐友渔的导师洪谦教授（1909-1992），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曾留学欧洲，成为“维也纳学派”的一员。
徐友渔喜爱分析哲学的知性精确度和清晰度，这种素质是他觉得在中国旧传统以及从欧洲进口的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都缺乏的。精确度和清晰度也是他自己写作方式的特点。
徐友渔于1990年代到牛津大学继续他的研究，师从著名语言哲学家迈克尔·达米特教授。徐友渔作为哲学家最重要的著作，大概是1994年出版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不过，他还出版了一本关于罗素的书，并参加了将维特根斯坦全集翻译成中文的工作。
徐友渔一直具有强烈的政治兴趣，在文革后很早开始参与社会批评讨论。早在1980年，他就参加了后来著名的研讨会，使用先前被禁止的马克思异化概念来批判文革和中国的政治镇压。
徐友渔在公开辩论中真正活跃是1990年代，当时他对中国社会的敏锐分析开始引人瞩目。1996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转型和人文精神》的文章，我记得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简单明了而很有说服力。在这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如何深化——虽然斯大林式的政治迫害仍然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但是社会不公当时已开始出现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中，体现在贫富悬殊的扩大。不过，这一当然完全准确的观察，并未导致他得出拒绝市场经济改革的结论。相反，他主张持续改革，并同意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但他呼吁采取行动，以解决改革的负面影响。
这一直是他关于如何继续发展中国的基本观点：一方面是经济上继续自由化的信念——需要市场经济来创造经济增长，而私有产权和自由企业是自由、公正和民主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是促进平等和公正的政策。他不断加强并明确要求言论自由、独立司法、独立媒体和自由普选，以作为中国继续现代化必然需要的成分。
徐友渔注重于自由和平等必须如何调和的问题。2001-2002年，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作奥洛夫·帕尔梅客座教授，最重要的讲座主题就是“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当代思考”。在中国背景下，徐友渔定义自己为自由主义者，但很容易理解，他也能够认同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努力发展一个将自由和平等相结合的社会。
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徐友渔的主要灵感来自于现代西方思想家 —— 例如，美国人约翰·罗尔斯和罗纳德·德沃金一直对他很重要 ，而对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则采取批评的态度。然而，他近年来更明确地开始强调中国古典哲学家作品的本意，以区别于被用作中华帝国镇压工具的那些传统观念。他越来越正面地评价中国古典哲学家的思想，但并不因此把自己视为儒家、道家或佛家。
他高度批评那种倾向，即试图调动部分中国文化遗产特别是儒家思想，来合法化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他警告说，要在政治思想上特别警惕带有文化色彩的新民族主义，认为它会导致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局势。
徐友渔时常提醒说，中国农村的人仍是一种二等公民，尽管国家近70年来一直由声称代表农民的政党统治。在进行决策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来自农村的一个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是来自城市者所代表人数的四倍。在农村的学校一般比城区学校差得多，医疗保健也被忽略，社会保障网也比在城区差得多，等等。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在徐友渔看来，是中国继续现代化和发展的障碍。只要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人民也没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他认为就不可能解决那些关键问题，包括腐败、司法丑闻和有毒食品。因此，他认为真正的自治和独立的司法，是中国要成为一个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法律必须高于政治，但徐友渔曾多次说，中国的党国体制常常蔑视自己通过的法律。
徐友渔说，中国宪法应加以修订，并用以使国家民主化。但他也表示，遵从现行宪法也将是一大进步。这个问题如此敏感，以致“宪政”已经成为一个在中国讨论中的禁词。
《零八宪章》——我们主要联系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是在中国具体指点走向民主方式的最雄心勃勃的尝试。这一文献认为，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的数十年中有了重大改善，号召政府机构内外的所有公民，都共同推进自由、民主和宪政。但遗憾的是，当局选择把这个中国民主化呼吁看作是一种敌对，2009年以颠覆罪名判处领头的作家刘晓波11年徒刑。徐友渔是《零八宪章》的联署者之一，并反复要求释放刘晓波，停止对他妻子刘霞的骚扰。
去年五月，徐友渔发起了一个纪念1989年6月4日北京大屠杀的研讨会，导致他被捕。被监禁一个月后，他于去年6月5日被有条件释放。当他因“民主和言论自由原则的工作”获得2014年奥洛夫·帕尔梅奖时，却未获准到斯德哥尔摩来领奖。
徐友渔是一位改革派，不是革命家。他主张基于理性的渐进改革，相信致力于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应该在现行宪法和现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在改革中，非暴力应该是基本原则，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求与政府合作。在辩论中，他是注重对话与合作的一个沉稳温和的声音。北京当局为什么不把握住这点呢？。
徐友渔经常指出，致力于实现一个自由、民主和公正社会，需要有远见和耐心。他认为授予他奥洛夫·帕尔梅奖，是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认可。他已经决定将全部奖金捐给“天安门母亲”——1989年六四大屠杀受害者亲友的团体。
2015年1月30日
罗多弼（Torbjörn Lodén）是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荣休教授。
（译者：张裕——独立中文笔会发行和翻译委员会协调人。徐友渔是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本译文经作者审定并授权发表）
原载《瑞典日报》（http://www.svd.se/kultur/understrecket/i-talmodig-kamp-for-ett-battre-kina_4293471.sv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