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雷锋生前最亲密的战友,也是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主人公的原型,他叫乔安山,几十年来,他跑遍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作报告,参加座谈,坚持传播雷锋精神。面对非议,也一直保持隐忍。

近年来,一些关于雷锋的质疑如幽灵一般挥之不去,有人质疑雷锋在当下中国的意义,有人质疑雷锋“生活奢侈”,甚至有人称“雷锋事迹是假的”。对英雄的诋毁也不仅仅限于雷锋,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等一批为革命献出青春和生命的先烈都被这股逆流波及。

雷锋身边最亲密的战友如何回击这些抹黑?《》记者拨通了乔安山的手机,电话那头的乔安山声音不大,显得有些疲惫,但谈到外界一些污蔑英雄的杂音,他又提高了嗓音:“这些说法居心叵测,很恶毒!”,“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环球时报:您这么大年纪,为什么不安享晚年,却仍坚持各地宣传雷锋?有没有人说您是“图名图利”?

乔安山:我今年七十四了,身体没大事儿,就是血压、血糖高点儿。今年从正月出七就开始,到长春做一些活动,随后是3月5日雷锋纪念日,紧接着又去了厦门、甘肃、重庆、武汉、石家庄等好几个地方,昨天晚上刚回来。

作为战友,我跟雷锋相处时间最长,像大哥一样对我。他不在了,我要尽我的一切宣传他,让人们学习他,这是我最主要的任务。虽然身体开始有点小毛病,但我还能走,还能说。

我在全国走,并不都是鲜花和掌声。如果我都往心里去,那就活不了。比如有一次,就有个教授说现在学雷锋的平台“不需要了”,说那都是60年代的事情,过时了。当时我确实很生气,另外还有一个军官站起来针锋相对,要跟他结束后再辩论,最后还是主持人解围,这名教授从后门走了。

对于我,社会上什么说法都有。现在我退休十几年了,主要靠退休金,说实在话,我也想多赚点钱,在非典的时候,有个杭州老板找我,一个月给我一万块钱,还能给两个孩子找工作,确实挺吸引人。但抚顺是雷锋的第二故乡,也是雷锋精神发源地,在这里我有宣传雷锋的平台,到别处也许赚钱多了,但平台没了。前思后想,我还是离不开抚顺。

环球时报:听说您和雷锋最初都在鞍钢工作,可否回忆一下您和雷锋入伍的经过?

乔安山:我是59年8月份跟雷锋相识的,我当时在鞍钢弓长岭矿炼铁,雷锋是焦化厂的。说实在话,要不是雷锋,我还当不上兵。59年底,全国征兵,有一天雷锋问我:“报名没有?”我说没有,他问为什么,我说:“家里困难,得挣钱养家。”他说:“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蒋介石还想反攻大陆,我们应该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啊!咱俩一块报名。”当时我心里其实挺羡慕别人当兵,就下决心报了名。然后我和雷锋都通过体检了,很高兴。

又过了几天,他脸通红地跟我说:“小乔,我当兵没被批准。书记说我的档案丢了!”其实,那是因为雷锋到厂子三个多月,表现非常突出,为厂子争了不少光,领导有点私心就不想让雷锋走,就跟部队说“雷锋的档案丢了。”

有本书上说雷锋是因为个子小,体检没通过,是不准确的。其实当时身高体重并没影响雷锋当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领导不想让他走。

后来到了1960年1月,军务股的接兵参谋戴明章觉得雷锋特别优秀,很想让他当兵,就打长途电话向工兵团团长吴海山请示,最终成功让雷锋入伍。

我们刚开始被分到一个连,但不在一个班。因为我没有文化,学习开车都遇到不小困难,那时候兴“一帮一,一对红”,雷锋就一直帮助我,后来雷锋才申请把我调到一个班。

我不会写信,每次家里来信都是雷锋给我念,因为很了解我的情况,不用问我就提笔帮我回信。所以后来就是这种状态:我家里来信了,他就直接回信,事后才跟我说:“家里又来信了,都挺好,你父母让你好好干!”有一次我母亲有病,家里也困难,雷锋邮了20块钱给我家里,直到后来我母亲来探亲,我才知道。对其他战友,这种事情他也默默做了很多。

环球时报:一直以来,外界有一些对雷锋的质疑甚至抹黑,比如说他“弄虚作假”、奢侈、摆拍等等,作为亲历者,您怎么回应?

乔安山:这些说法居心叵测,很恶毒!我也听到过一些类似声音,现在就举几个例子,用事实说话。

入伍到了抚顺以后,雷锋担任两个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经常领着孩子出去帮老百姓干活,他看到生产队用大粪挺多,就帮着捡粪。对这个事儿网上就有质疑,说雷锋“一天能捡一百多斤粪”是数据造假,不可能捡那么多。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抚顺望花那个地方跟现在不一样,路上马车多,别说捡一百斤,就是捡二百斤都可能!时代不同了,环境也不同,现在去捡,当然捡不到,保洁都给扫得干干净净。

60年的时候,雷锋给望花区和辽阳水灾区分别捐100元,有人说“那个年代,雷锋一捐款就是一二百,他哪来那么多钱?”其实,那些钱都是雷锋多年积攒下来的。当时在部队我们一个月只有6块钱,雷锋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很多人不了解情况。

雷锋第一次捐款支援抗美援朝的时候只捐了2毛钱,这2毛钱是收养他的六叔奶奶给的压岁钱,别的孩子都买糖球买鞭炮,他舍不得花,就拿着去捐款。当时校长都乐了,让他拿钱去买铅笔和本吧,雷锋却执意要捐:“国家有困难,我这钱少但这是我的心意。”

雷锋从初小毕业以后就到乡里当通讯员,就能挣钱了。后来到农场开拖拉机,工资也不少。到鞍钢以后,最开始一个月18块钱,后来升到一级工,工资涨到38块。当时鞍钢还有规矩,带一个徒弟“辛苦费”是10块钱,雷锋带了2个徒弟。外加夜班费、保健,总共下来就60多块钱了。当时买个苞米面饼子也就几分钱,一般工人月生活费最多8块钱。雷锋不是乱花钱的人,都积攒下来了。所以入伍以后,班里就他存的钱多,但他平时对自己很“抠门”,连牙膏都舍不得用,只用牙粉。连一毛钱的汽水都舍不得喝,去喝自来水管子。一到捐款的时候,他就变得特别慷慨,农场要买拖拉机,号召大家捐钱,他一次就捐了20元,比县委书记捐的都多。

还有人总拿雷锋穿皮夹克的照片说事,说他“生活奢侈”。那时候鞍钢学苏联,厂里好多苏联专家,工人们到礼拜六都会一起去跳舞,甚至当时厂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青年人不会跳舞入团都成问题。所以雷锋也跟着去跳舞,但刚开始他穿家乡带的衣服,很破旧。很多工友都劝他买套新衣服打扮打扮。别人总劝,他才买了一件皮夹克,一条料子裤,一双皮鞋。还专门拍了张一寸长版照片,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那张,雷锋还专门给家乡的县委书记寄了一张,这名县委书记以前对他帮助很多,平时经常通信,书记看到照片以后还回信提醒了雷锋:“咱们国家还很困难,要富强起来还得几十年,一定要记住艰苦奋斗啊!”从那以后,雷锋很少穿那套衣服了。

环球时报:还有人说雷锋的照片有的是摆拍的,是造假,您怎么看?

乔安山:有没有摆拍?不是没有。但这和造假是两码事,比如雷锋送老大娘,都半夜了,也不可能当时就拍下来。是时候人家来感谢了,这才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拍一张照片。这都不奇怪。而且这也都是为了感染他人,传播正能量。

雷锋为什么会留下这么多照片?他到部队的第六个月就成了沈阳军区的忆苦思甜典型,军区让他到各个部队作报告,到哪作报告记者不给照相啊?所以他留下照片是很多的。

环球时报:我们印象中的雷锋是个很阳光的人,他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

乔安山:他确实非常阳光,你看他留下来的照片,都是面带笑容,他也爱美,是一个有血有肉,热爱生活的人。他也有不高兴的时候,说起来惭愧,我有一次把他给我买的本子卷成烟分给大伙儿抽了,他就很生气,严肃地批评了我。

环球时报:关于雷锋同志的牺牲,这些年您承受了怎样的压力?

乔安山:这个事情我其实不爱说,但我现在也不怕面对这些了,毕竟已经发生了。

当时我们从工地上回来,想保养保养车,当时我们的营房没有水管,旁边的九连炊事班有,平时就把车开到那儿刷。雷锋为了锻炼我,就在车下边指挥,我记着那个弯儿很急,打了三个倒车才把弯儿拐过来。他挺高兴,夸我:“你这不也行吗?挺好的。”

当时他在车左边站着,紧挨着他有一个晾衣服的杆子,跟茶缸一般粗。车一走就把杆子挂折了,因为有铁丝,杆子又被弹回来,打在了雷锋的太阳穴。当时动静很小,我没听到,往前又开了20多米,下车来才发现他倒在地上。

后来,我遇到过很多质疑和污蔑,甚至有些人说我“是故意的”。今年去大连开会,还遇到一个人跟我说:“没有你也没有雷锋的英雄事迹出现。”说实话,当时就像给我心上来了一刀。经常在前边走,听到后边人指指点点:“那个人就是撞死雷锋的。就是他!”很多人就跑来看。那真是无地自容。人家有泪可以往外流,我有泪只能自己咽下去。

有时候我在外边做报告,不管多累,大家来照相,我还是面带笑容咬牙挺着。因为我知道,他们不是跟我照相,是跟雷锋精神照相。

环球时报:《离开雷锋的日子》您觉得拍得怎么样?是否真的如影片里一样遇到过被人讹钱的事情?网上很多人都说现在已经不敢扶老人了,您怎么看?

乔安山:我觉得电影拍得非常好,如实反映了我这些年的经历。我也确实遇到过救老人,反而被讹钱的事情。

我觉得,看问题不能狭隘,这种事情有没有?肯定有,但这毕竟是个案。我相信好人还是多,去年还有个报道,武汉大学一个研究生为了救落水儿童牺牲了。

讹人这种事儿为什么现在引发这么多议论?其实这在以前也有,只不过以前通信不发达,现在一分钟就传遍全国了。不过咱们国家十三亿人口,总会有个别现象,难道有一个坏人,全国就没好人了?我相信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

环球时报:虽然有人抹黑,但雷锋精神其实是属于世界的,即使在西方也是道德楷模,您怎么看?

乔安山:抹黑英雄的人,是别有用心的,雷锋是中国人美德的最关键的人物,他们是想利用这个来摧毁中国人的价值观,他们希望中国社会越乱越好。这种行为是亲者痛,仇者快。咱们不能忘记先烈们的流血牺牲,要尊重他们。老班长如果活着,也一定会同抹黑先烈的行为作斗争。

在北京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曾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社会主义学雷锋,我们美国可不可以学?我就回答:“雷锋精神是一种大爱,哪个国家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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