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最后的地主》序言 来源: 《最后的地主》 一
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其实未必，因为失败者也能写历史。但历史肯定是活人写的，死人不可能写历史。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偏偏是那些死人最多的历史悲剧往往只留下很少历史记载的原因：因为那些最有资格的见证者们都默默地长眠于九泉之下了。
中共的土改就是明证。一场土改，逾200万地主死于非命。在此后的20多年间，被迫害致死的地主又不知凡几。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E. Frankl）说：“我们这些仗着许多机运或奇迹——随你怎么称呼——而活过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当中真正的精英都没有回来。”是的，你可以说，土改也整死了一些真正的土豪劣绅。但那又怎么样呢？谁能说纳粹集中营里整死的犹太人中就没有真正的奸徒恶棍呢？无可争辩的是，在迫害致死的地主中，绝大部分是好人，是无罪的人。可以想见，在几近30年的对地主的毁灭性打击下，那些最有声望的、最刚正的、最有血性的、最重情义的人，都最难活下来——如果还有这样的人侥幸活下来的话。死者无言。一段最血腥的历史，就这样永远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二
被整死的地主固然不可能再发声，为什么幸存的地主也一直沉默无语？通常，一场灾难下来，总还会有一些幸存者。这些幸存者总还会有一些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我把这种人称为“幸存者见证人”。所谓“幸存者见证人”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不只是笼统的亲历者，他们是受害者，不是旁观者，不是施害者；他们不但是见证，而且作见证，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承受了灾难，而且向公众讲述出他们身受的灾难。例如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威塞尔，古拉格群岛的幸存者索尔仁尼琴。中国也不乏这样的幸存者见证人。提到反右，提到大饥荒，提到文革，提到六四，提到镇压法轮功，我都能想起一连串幸存者见证人的名字和代表性作品。可是，提到土改这场最血腥的政治迫害运动，提到地主这个最受打击的群体，即便是长期对这种事情密切关注的我，也想不起任何一个幸存者见证人的名字和作品。这就比恐怖更恐怖，比悲哀更悲哀。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记得当年“伤痕文学”问世没多久，就有人抱怨：好啦好啦，你们揭露共产党暴行（他们叫“错误”）的文章已经太多啦！不，不多，还太不够。我相信，最深重的苦难还没有讲出来。我担心，它们已经讲不出来了。
小说《如焉》里有位人物卫老师，是个老革命，也是个文化人，49年后曾出任党的高级文化官员，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份子，备尝艰辛，25年后才获平反。大彻大悟的卫老师复出后发表了不少作品，又被当局视为自由化份子。卫老师对朋友们说：“（我）晚年写了很多主旨宏大的文章，却没有写过自己的经历和个人生活。不敢。想过的，真要动起笔来，受不了，那等于是将那些日子再过一遍啊。我就知道了，中国多少刻骨铭心的故事，都被它们的主人带到坟墓里去了。而那些写着的人，多数是隔着很远的。”“中国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作恶者不说，因为心里有鬼，受难者不讲，是因为伤痛太深，或作恶者不让讲。年深月久，历史就给掩盖起来。”受迫害的老革命尚且如此，何况比他们遭遇更悲惨得多的幸存的地主们。不仅有永远抹不掉的伤痛，还有永远抹不掉的羞辱。有如令人头晕目眩的万丈深渊，你若敢俯身低探，你就很可能会一头栽下去。
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是极端残酷的，但所幸第三帝国只有12年的寿命。幸存者还可以从休克中苏醒，所以他们还可能讲出他们的苦难，成为历史的见证。中国地主的厄运太长了，太长了。想一想他们这几十年是怎么活过来的吧。起初，是极度的震骇、极度的愤怒、极度的悲伤和极度的恐惧，其后则是无边的忍耐，无望的屈服和无奈的认命，并伴随着永远的战战兢兢。痛苦的极致是麻木。唯有麻木才能苟且偷生。麻木竟然成为他们生命的保护神。他们一定有过强烈的诉说苦难的冲动。天大的苦难，只要讲出来了，或者记录下来了，就是可以承受的了。这个道理不需要哲人讲出来才恍然大悟，只要你身临其境就无师自通。然而对于中国的地主们，就连这样一种最后的愿望也是无处寄托的。因为“老大哥”无处不在，因为他们看不到一丝希望，也因为他们的周遭一片冰冷，就连他们的子女都没有倾听的愿望，不和你划清界限，不抱怨你就是好的了。无比的哀愁悲愤在半个多世纪的压抑下终至萎缩于无形。当苦难的持续超过一定时间，人心就变得迟钝，麻木，而且开始遗忘。包括那股叙说与写作的冲动，你一次又一次地压抑，最后一看，它已经窒息而死了。
感谢廖亦武，从2005年年底起，断断续续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土改幸存者采访录《最后的地主》。50多年来，有关土改的文章、文件、学术论着和小说影剧并不缺少，撇开各自不同的真实程度和价值取向不谈，其中最缺少的是最重要的一方即受难者自己的声音。廖亦武这本书让我们听到了受难者自己的声音。这是来自坟墓边的声音。正如作者所说：“的确，根据被访人肉体及精神的衰弱程度，我估计再过4、5或5、6年，作为亲历者口述的土改历史将彻底无迹可寻。”
三
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廖亦武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作为地主的后代，他本来是很容易从他的爷爷和父亲那里去了解土改，了解地主的，为什么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却没有想起这么做呢？那时候，自己很青春，精力充沛，满怀文学理想，周遭经历过土改的人不少还在世，为什么在当时自己却没有了解他们和记录下来的冲动呢？廖亦武写道：“而应该成为本书缘起的我的父亲，另一乡村地主家族的长子，2002年10月因肺癌逝世，享年80岁。我曾在他的病床边厮守近一年，却懵懵懂懂，没产生一丁点怀旧交谈的动机。如今徒劳后悔，惟愿他的在天之灵饶恕！虽然造物主让我们具有父子血缘，但彼此却缺乏真正的了解。”
其实，象廖亦武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大部分地主的后代对他们长辈的遭际都很少了解。这就是说，即便在地主的家庭内部，人们也很少触及，乃至于常常刻意地回避这个话题。
在毛时代，地主的后代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饱受欺凌压抑。他们未必都相信他们的长辈是坏蛋是罪有应得，但多少也认为他们的家庭是不光彩的，所以对之宁可回避。有些人则下意识地感到，彻底了解真相是会有麻烦的，是会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的，所以通常他们也不会去追问。
毛死后，中共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昔日的贱民恢复了名誉，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例如不少57年的右派，一时间被视为敢讲真话的英雄。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右派们自然不再忌讳向子女、向公众述说其所受的苦难，许多右派子女自然也愿意了解其父辈的遭际。地主的情况则不同。地主只是摘帽，那好比罪犯刑满释放。地主并没有平反，他们过去那段历史仍然是一片不准触动的禁区。因此，幸存的地主不得不继续沉默，而他们的后代则习惯性地继续回避。
再到后来，私有产权的概念重新获得合法地位，照说这就已经为理论上否定土改扫清了最主要的障碍。然而，今日中国之荒诞正在于，很多事情其实只隔着一层纸，无需费多大气力就能看穿的，但只要当局还在那里一如既往地捂着盖着，多数人也就习以为常，不去探究那层纸背后的东西。尽管在今天，当局已经不可能操控人们的思想，但是它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操控思想的公开表达，它还有很大的操控话题的能力。其结果便是，有些被当局一贯封杀的话题，哪怕它们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时间久了，就连我们自己也常常想不起来了。等到我们终于想起这些问题时，它们已经离我们而远去。
地主并不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地主就生活在我们的四周，就生活在我们的家庭里。可是，我们对他们是那样地缺少了解，而且已经不可挽回。我甚至怀疑，今天，有谁能用第一人称写出一部以地主为主人公的小说吗？那是否已经超出了作家的理解力和想像力。
四
谈到土改，谈到地主，我们还必须提及一种人：那些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参加过土改的老革命。
中共的老革命有很多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们成长于“旧社会”，对地主，起码是对自己地主家庭的情况相当了解。他们参加了共产党，直接参加了土改乃至领导过土改运动。因为他们既了解土改也了解地主，他们本来应该是这段历史的有力见证者。
譬如《地主之殇》作者野夫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野夫的父亲出身地主家庭又参加共产革命。就在他奉命去别地参加土改和镇压当地反抗的地主的同时，在他的家乡，他的地主家族也遭到灭顶之灾。此后，他在子女面前绝口不提家族的故事，也从不还乡；直到1994年病故，被一面血红的党旗覆盖，“带着他隐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后的火焰——他几乎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这又是一个无可言喻因之也无言而逝的悲剧人生。怎么能不是呢？他们为着一个据说是无比美好的理想而革命，革命要求你去杀人，去杀那些你明知是无辜的人，而你自己的亲人也在这场革命中被杀死。但凡还有人性者，怎么能不被这样的革命所撕裂？作为这样的革命者，如何能向自己的儿女讲述自己家族的历史？如何能面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或许还用这样的话来麻痹自己：要革命就会有牺牲，难免也会有一大批好人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历史就是在这样的血污中进步的。可是到了后来他们不能不认识到，那个无比美好的理想实际上是虚幻的，那场血腥的革命因此也就是不必要的，是错误的。纵然你绞尽脑汁，力图给土改找出多少正面意义，可是它绝对抵消不了那滔天的罪恶。连老农民都知道：“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放前我们村原来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啊，何必当初？被革命杀死的千千万万的人何苦被杀死？为革命牺牲的千千万万的人又何苦牺牲？
主义的布景一旦崩坍，鲜血淋漓的苦难——包括自己家族的苦难——便还原为苦难而兀立眼前，老革命们情何以堪？当俄狄浦斯最终发现他娶下的是自己的母亲，杀死的是自己的父亲，他感到他无法再正视这个世界，于是刺瞎了自己的双目。我们的老革命们则发现他们说不清自己心中的种种不堪，剪不断，理还乱，于是只好不想，不说。是的，很多老革命写了回忆录，有的回忆录还提到了土改，甚至披露了一些原先一直掩盖的真相，但是他们没有写出他们内心的感受。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心灵的历史。在应该有心的地方，他们留下的是空白。随着这一代老革命的凋零，这段空白已无从填补。
五
我尝言：“对于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了怀疑，怀疑历史能否沉淀出真实，怀疑历史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怀疑历史的公正性和可靠性；换言之，我们中国人一旦失去了对历史的天真信仰，我们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整体动摇了（这正是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诚然，历史不是历史书，但是，我们是通过历史书去了解历史的。平时我们说“历史不容篡改”，“历史不容抹煞”。那都是说不应该，不是说不可能。暴政的罪恶不仅在于它制造罪恶，而且还在于它毁尸灭迹，营造假像，抹杀罪恶的存在，并无耻地把罪恶改成光荣。如果我们由于一时未能战胜暴政，因而未能防止罪恶的发生，那固然是我们的失败。如果我们由于恐惧，由于苟且，未能把暴政犯下的罪恶忠实地记录下来，并努力让它们流传下去，那才是更大的失败。人类反抗暴政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无比遗憾的是，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有一些十分珍贵的记忆不幸沦为牺牲品而湮灭无闻。我们读到的历史几乎都是残缺不全的，而越是暴虐的历史很可能就越是残缺不全。纵然有一天我们战胜了暴政，赢得了自由，我们也未必能完整地恢复记忆。毕竟，我们只能根据有幸留存下的记载重建过去，那些未被记载或被销毁了的事实，势必就永远地消失了。
土改的历史，尤其是作为受难者的土改史和作为心灵史的土改史，已经大块大块地沉没，我们现在只能打捞出一些碎片。亡羊补牢，我们当尽力而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拿起笔来。我们已经动手得太晚了，不能再晚了。
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斗争的死难者，很多国家修建了无名英雄或无名战士的纪念碑。这里的“无名”当然和我们平常所说的甘当无名英雄一说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是一种被迫的“无名”、无奈的“无名”——不是我们不愿意记住他们的名字和记住他们的事迹，而是我们无法知道这些名字和事迹。同样地，我们在书写土改和地主受难的惨痛历史时，我们也需要留出一页空白，以此表明人类记忆的中断或遗忘，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种遗忘，让大家知道那谁也无法知道的事情，并努力倾听、追思和领悟，怀着深厚的同情。
六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市中心地带，有一座三米多高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其形式取材于中国八九民运期间一度耸立在天安门广场，而后又被中共的坦克碾碎的那座民主女神像。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在讨论纪念碑的蓝图设计时，曾经提出三个草案，一个是柏林墻，一个是布兰登堡城门，一个是天安门民主女神像。所有东欧国家的代表，包括受苏共蹂躏最烈的波罗的海三小国，都毫无异议地投票给天安门民主女神像。民主女神的底座正面镌刻：“献给一亿多共产主义受难者和热爱自由的人们”。背面是：“献给所有受奴役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在超过一亿名共产主义的受难者中，中国人就占一半以上。我希望，未来，我们将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一座中国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献给所有中国共产主义的受难者，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志不忘。
（选自廖亦武著《最后的地主——土改幸存者采访录》）
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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