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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戈阳。图片来自网络。)

:四位辞国长者的漂流悲歌 (二)
—— 戈阳:老革命大姐的新流程

  一

  戈阳大姐逝世整整五周年了。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早晨她离开人间,那之后一个星期里,我一直沉浸在对她的缅怀中。但我没有写文章,想到对她的悼念文字无处发表,我会对这个世界更加绝望。今天我觉得可以写了。因为香港三联准备出版我的《师友纪事》增补本,文章可以放在集子中,不用祈求其他报刊。大陆的报刊至今认定戈阳大姐是有问题的人物。不仅没有权势,而且“有问题”,谁会去理会这种没有“用”的逝者呢?

  出国之后,我决心远离政治,把全付心力都投入文学之中。但是,仍然牵挂着几个曾经关怀过我、而我也尊敬他们的老人,和我一样漂泊到北美大地上的几乎比我大一辈的思想者与知识人。这三个人是千家驹、赵复三和戈阳大姐。赵复三是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今年他已八十九岁了,前几年我写过〈捨身外 守身内〉的文章,以寄托自己的敬意。千家驹先生则去世十几年了。他逝世时我写了〈最后的唐·吉诃德〉的悼念文章。唯有戈阳大姐,我想说的话一直未能诉说。

  不管别人怎么评价,在我心目中,戈阳大姐始终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老革命大姐,一个我刚刚出生(1941年)她就走到延安的老共产党人,一个为中国进步和为中国人的自由与解放而奋斗不息的志士与战士。但我对她的敬意不是因为她的“革命资历”,而是她敢于对后革命时代的问题勇敢直言,八十年代她主编的《新观察》,我几乎每期都读,每期都让我感受到刊物所宣扬的主题:革命的初衷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与解放,不要讳言当初争取的基本价值。尽管后来我也成了《新观察》的作者,但从未和她交往过。第一次见面是一九八八年,记得她好像即将退休,《新观察》好像即将更换主编。于是,她就请邵燕祥兄约我到她家里(北京虎坊路甲15号)见面并和其他一些朋友聚会。那一天,我记得她口中有两个最积极的词汇,一个是“胡耀邦”,一个是“黎澍”。我偏偏正是这两个人的崇拜者。用今天的语言表述,是这两个人的“粉丝”,胡耀邦是公众的偶像,虽不用多加解释,但戈阳大姐夸他是“中国共产党中最单纯、最热情、最高尚的领袖人物”,这一评语却一下子刻在我的心中。能衷心爱戴胡耀邦的人都让我感到亲切。至于戈阳大姐为什么如此夸奖黎澍,我还不完全明白。但我生活在社会科学院之中,曾听到黎澍的许多故事,也读过他的许多振聋发聩的文章,尤其是在少年时代(是读中学时还是读大学时,忘了)还读过他所写的一篇〈让青春发出光辉〉,这篇给我启蒙、给我热血沸腾的文章,却遭受到批判。戈阳大姐似乎与他同事过,她夸奖的口吻也是大姐的口吻,她说:“黎澍这个人很有学问,但永远像个大孩子,天真得要命,也爱才如命,为了那个右派才子沈元,自己被斗被折磨得半死。”戈阳大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正直,一副战士的心肠,说话很有底气。

  后来我才知道,她所以有“底气”,原来她是“老革命”。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她就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同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早就是“党的记者”、“党的编辑”,早就是新华社苏北分社社长、华中分社副主任、山东《大众日报》采访部主任。一九四九年我刚踏进小学的大门不久,她已穿着军装和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部队进入上海,身份已是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副总编辑,第二年(1950年)便出任《新观察》杂志主编。一直当到一九八八年为止。也就是说,一九八八年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时,她已革命了将近五十年。她才是真正的“革命记者”、“革命新闻工作者”哩!

  后来有朋友告诉我,戈阳大姐还是个作家,她出版过小说《王进忠的故事》,散文集《向新的高潮前进》,可是我只读过她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的《苏北敌后生活散记》,所以她在我眼里一直是“老革命”而非老作家。

  “老革命”总是最关心社会,最不满时弊,于是,这个老革命大姐,在革命胜利后便当了两次“反革命”。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当了反革命“右派”分子;一次是八十年代末的四月,她在北京以《新观察》主编的名义召开讨论“胡耀邦逝世”,并把座谈会的发言发表于《世界经济导报》上,最终遭到陈希同的点名,也导致她流亡到美国。

  二

  出国后,我一直牵挂着她。我知道她比我母亲还老(我母亲出生于一九二〇年,而她出生于一九一六年)。凭资格,她完全可以在北京好好当她的文艺官僚,享受种种荣耀。但是她天生正直,嫉恶如仇,结果老是与时代不相宜。在北美的流亡者中,她应是年事最高的一个了。这样的人,值得我尊敬。除此之外,我还想把风波中收到的一千美元无名款寄给她。这一千美元,我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寄的。但确知,那是在我从美国返回北京这一风云变幻的月份(五月至六月)中,有人从美国寄来给我的。投寄者信赖我,说这是海外爱国者们筹集的钱,让我转给应当支援的人。我因事出突然,加上惨案很快发生,所以我没有完成匿名投寄者的心愿。但我又明白,这点钱我个人是绝对不可以动的,只能用于中国的光明事业。于是,我把这一千美元“捏”着,像捏着一把火。让它和我一起漂泊到香港、巴黎、芝加哥,最后漂泊到落基山下。在Colorado大学的校园里,我几次想到该把钱交给谁?最后我想到应当交给戈阳大姐。她是流亡者年事最高的老人,仅仅这一条理由就够了。

  找到戈阳大姐的电话与地址后,我把钱汇给她。她正需要一台陪伴的电脑,所以就接受了,而且立即给我写了一封信:

  再复老友:

  钱早就收到,先是不知如何用法更好。后来是把你的电话丢了。打了好几个都不对,只好不打。如有机会再告诉我一次吧!也许是因为老了的缘故,最近经常丢电话号码。

  我最近已经武装起来,搞了现代化,买了一套Computer自己干。你寄来的钱,我就作了这个用场。

  既然在美国,我想就得学英文,也许是着迷吧,最近连中文的东西都不大写了,除了日记。八十岁学吹鼓手,反正学到哪儿算哪儿,就这样用英文写起自己的故事来了。我的老师是位美国人,给我鼓励很大,人老了像小孩子,戴过几个高帽子也就当真的了。当然我还是比较现实,自知时间已经不多,因而也就更要抓紧。这才真正叫做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哩!

  谢谢你的关心!向老朋友们代问好!向你全家问好!有机会来纽约的话,请先给我打电话。我晚十时睡,希望能在我这里的时间十时前打电话。

  致以

  美好的问候!

  戈阳

  6.20.1992

  就在收到这封信的两个月后,我果然到了纽约。那是因为剑梅被录取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班。她先去租房安家,过后我和菲亚、刘莲便去看她。在剑梅狭窄的小寓所里住了两天,我就请老朋友苏仲麟(他在联合国里做翻译)开车,带我到戈阳大姐家。仲麟双手握着方向盘,手里夹着大姐的地址,寻找了两个多小时,果然找到了。那天戈阳大姐见到我和菲亚真是高兴,她竟在台阶上坐下来,把裤筒卷起,告诉我们说,“你看,我把脚用布捆扎得严严实实,这样不会跌倒,也可防感冒。这是年青时在部队行军中学到的功夫。”她还带我们到屋里看新买的Computer,并坐下来操作给我们看。那天的戈阳大姐再次给我“战士”的印象,她没有我那么多忧郁,那么多孤独感,那么多政治阴影。她五岁时就失去母亲,被送到舅父家作养女,从小就习惯于独往独来,只身闯荡天下,后来与大集体穿越生死,穿越战火,穿越政治运动的风烟,又炼就一身胆魄,现在的流亡生活,只不过是在穿越另一种生活方式,一切都很平常。和她见面之后,我觉得像读过一部人生的善本,轻松了很多,也强健得很多。

  和她告别之后,我很快就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客座”。一九九四年秋我回到Colorado又常打电话给她,也常寄书寄文章给她。这才觉得她是一个很用功很认真的读书人。她特别赞赏我那篇〈脚踩千秋雪〉的短文,此文以“冬日风光,夏日岁月,春日心情”作结,似乎也正是她的生命状态:习惯冬天的寒冷与夏天的炎热,总是以春天的心境面对生活,不喜欢叹气,更没有怨气。一九九七年来,她在给我的贺年卡上写道:

  再复夫妇:

  恭贺新禧!

  我在《明报》看到你许多文章,还看到你和女儿的对话。我非常高兴,你们能写许多优美的文章,还有你给我寄的书,真感谢啊!

  我如今左眼失明,在用一只眼写和读,加上脑力衰退,记忆力差,不能多写了。还好的是两个女儿都来了,都为生活忙哩!

  向你的女儿问好。

  戈阳

  1997.3.21

  书写此信时,戈阳大姐已八十一岁而且只有一只眼睛,但她还是照样读,照样写,照样生活。一九九九年,她甚至还到台湾观看“选举”,照样面对时代大课题“观察”与思索。不减从少年时代就点燃起来的政治热情,没有知识人身上常有的“酸甜苦辣”。一九九九年她已八十三岁,还用一只眼睛给我写了这么一封信:

  再复:

  我正巧去中国人权开会,这是一年一度的事。我一年中也就是开了这样一次会,偏偏你来了电话。我想打电话给你,偏找不着,只好写信。

  我突然收到一本《明报月刊》,这就猜是谁寄的?猜了一些人,都错了,原来是你寄的。

  这本明月,我看了个够,以前也看,不经常,以后要经常读了,谢谢你呵!

  你们在那里很久了,习惯了,看起来你还是爱那个地方的。我在纽约,也已经快十年,我想,老了以后,就在这里了,哪儿不是一样?

  在这期的月刊里看到李辉写黄苗子和郁风的文章,很亲切。因为我和郁风经常通讯,两个老太婆信还写得很长,很有趣,这也是很少见的。

  当然,其他的人,如肖乾,我也十分惦念,但他们在北京,我也就不去打搅了。

  再说,我只有一只眼睛,除了电脑,我很少写信。奇怪是今天,居然写信,而且写得清楚。可能是夜间,周围无人的原因吧!

  自从九十年代停刊之后,只有在明月上看到你的散文。我爱读,所以有时买。这次我去了一趟台湾,是第一次,看选举的,真不错,两个星期,在店里看到你的书。向你全家问好。

  戈阳

  1.16夜1999年

  我的确给戈阳大姐订了一份《明报月刊》。我知道她最能认真阅读。她主编的《新观察》和“明月”一样,都是用理性的眼睛和平实的良心观察中国、观察世界。她观察得太用功、太投入,以致一只眼睛失明,尽管如此,她的心灵眼睛却总是很明亮。一九九二年我到瑞典看了木偶戏“俄底浦斯王”后,写了一篇散文,题为〈失明的眼睛更明亮〉。戈阳大姐失明的仅仅是一只肉眼,而心灵的眼睛却永远像明月一样在夜空中闪亮,多年来,这双眼睛也看着我,看着我的良心,看着我的文字,它让我在充满浊流的时代里中不会落入黑暗的深渊。

  美国科罗拉多

  二〇一四年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