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党的合法性,其来源被认为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与传统王朝被认为是天意的选择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一次被选择,永远可当政。历史的选择不等于现实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不等于公民(通过选票) 的选择。

当政党的合法性,其来源被认为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与传统王朝被认为是天意的选择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一次被选择,永远可当政

当政党的合法性,其来源被认为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与传统王朝被认为是天意的选择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一次被选择,永远可当政

中共的历史合法性,是被毛泽东一步步破坏的,邓小平只是在生活与生产领域有一定的修复,人民一日没有享有宪法保障的自由权,公民一日没有真正的选票,当政党就没有一日的合法性。

王岐山让中共合法性问题脱敏

为期3天的“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9月9日开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在多达60位中国国(境)外的前政要及知名学者面前,王岐山提到了一个对中共而言堪称敏感的话题——中共执政合法性。

王岐山指出,执政党的使命决定了必须从严治党,执政党对人民的承诺就是它的使命。要兑现承诺,执政党必须对自身严格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办好中国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执政党代表人民、服务人民,就要确立核心价值观,坚守在行动上。

尽管官方背景的“学习大国”对王岐山讲话作了独家解读,譬如,解读之时不忘提醒读者,王岐山所言的执政党的合法性,是指政治层面,与法律层面上的合法性是不同的。政治层面上的合法性,更多的是指当政者的正当性,中共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中共打下了江山,因此有了正当性,也就是合法性。

王岐山的讲话,除了让“中共合法性”这一话题脱敏,主体内容并无新意,仍然停留在中共打天下坐天下的逻辑里,这样的逻辑在党内或其控制的官场也许可以自圆其说,却与当代政治常识与社会逻辑相悖反。

王岐山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其一,这次会议名之为“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官方背景的微博“学习大国”的解释是,这样的对话意味着中共的开放性。

在我看来,如果中共与世界有代表性的其它国家的当政党公开对话,并公开会议发言或对话内容,我相信这会是中共开放性的第一步,但中共纪委书记与有关中共部门物色的一些国际友人,假装成中共与世界对话,这样的会议是对话不如说是在演戏。

中共领导人或王岐山书记也许不懂得什么叫开会,什么叫对话,什么叫做报告。记得上次王岐山书记在清华与福山等知名学者对话,实则是王岐山先生在做报告或讲演,其它人象征性的针对他的讲演发表一点看法,因为王岐山先生还有一份当年的学者情怀,所以愿意与学者进行所谓的“对话”,但由于王岐山位居中常委之位,所以参会者实则是听了王岐山书记的一场报告;这次所谓的对话还是一样,王岐山书记继续演绎一遍中共自说自话的党国逻辑,完全见不到其它人与之对话的内容,参会人员只是扮演了代表“全世界”的对话嘉宾,集体合作表演了一次中共与世界的对话的行为艺术。

其二:中共创造了一个概念,叫历史与人民的选择。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皇权创造了一个概念,叫天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与此“天命论”相对应的还有天谴论,以及皇帝的罪已诏。无形的天,被赋予人格神的力量,不仅主管着人间生老病死,而会操持朝代更替。

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不再相信天意或老天爷对朝代更替的主宰,于是创造了历史与人民的选择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按照历史与人民的选择这一理论,我们要问的是:历史与人民的主体性如何体现?按照中共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历史与人民选择了大秦,还选择了唐宋元明清,这种朝代兴亡的周期律,在延安时代毛泽东与黄炎培就谈到过,毛泽东当时的说法是,要摆脱这种朝代兴亡的周期律,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中共在延安还有过用黄豆当选票,选举地方政府官员的民主实践),而对民主自由人权与宪政的认同与倡导,延安时代就有车载斗量的文章发表,笑蜀主编的《》里,可以较完整地看到(有趣的是,中共中宣部却封杀了这本自己当年的声音,历史的承诺因此可以通过历史虚无主义方式,让公众忘却)。

人民的民主,通过选票或普选方式,产生领导人,这是普世民主,后来,中共通过所谓的民主集中制,通过党领导一切,通过中组部选拔领导干部,将民主转变为党主,党领导民主,本质是党主导一切。党管干部,党管经济,党管文化教育,党管社会,中共承诺的民主联合政府、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模式被一步步转换成一党极权政制,中共通过枪杆子,使历史与人民不可能进行现实的政治选择,党领导一切,连历史与人民都改由中共来主导。

其三:毛泽东有计划地破坏了中共应有或可以有的合法性,即便在传统皇权时代,皇帝打下天下之后,就由天道合法性,转入人道合法性,天道合法性,就是丛林法则,靠实力打出自己的天下,而人道的合法性,就是顺从民意,让民休养生息,尊重民意以顺应天意。

而当代政治的合法性,则是通过战争夺取政权之后,实现宪政,还权于民。 1945年4月22日延安中共发表的《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说得非常清楚,中共不搞一党专政:

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关于军队的国家化,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有具体论述: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

而关于人民的统一,毛泽东并没有强调当政党的领导,而是强调“自由”、“政治民主”对统一人民的价值基础:

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统一吗?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

我们看到,毛泽东的中共在延安时代的价值追求,与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普世价值追求如出一辙。有人说,这是毛氏骗局,用欺骗的方式,谋取当时知识分子与国际社会的支持。如果视其为政治欺骗,整个中国知识界或中国人民只能自认上当,并承受相应的灾难。

但我们如果将其看成历史的承诺呢?王岐山说,执政党的历史承诺是其政治使命,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合法性。当时人心向背,是根据中共的政治价值追求,就像中国有权要求日本侵略者道歉一样,中国人民有权要求中共兑现历史的承诺。这历史的承诺,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里写得清楚明白。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毛泽东的中央政府,背弃了自己庄严承诺,先是将联合政府变成党的政府,然后就是打击各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没收或国有化各种商业资本,将农民土地公社化集体化,变相成为国有土地,将联合政府变成党的政府之后,又将党的天下,变成毛的天下,全国人民与军队,只热爱与效忠毛泽东。毛泽东一步步破坏了中共的历史合法性。

如果毛泽东按自己的延安承诺,建政后实现军队国家化,土地私有化,言论结社信仰自由化,以及联合政府与真正的人大代表制度(政治宪政化),中国在当时就已然进入准宪政社会主义制度。

中共需要重建合法性

秦以降的中国史,没有很好重建合法性的,一是秦朝,得天下之后,没有还民以休养生息,其治不过二世;其次就是元朝,将汉人、南人贬为三四等国民,打天下统治天下者一直将自己视同征服者,国族和解与文化精神统一性,一直没有完成;与秦相对应的是汉朝,尽管汉初统治集团内也是刀光剑影血色宫廷,但黄老之治、与民休息,使其统治具备历史的合法性,与元对应的是清,大清尽管也有八旗制度,但对汉传统文化的尊崇,追求道义之治,包括族群和解,仍然有其可称道之处。

中共政权在毛泽东治下,继承的是秦、元之治,打天下之后坐天下,坐天下,乱天下。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无休止的迫害与专政镇压,天道的合法性,没有在和平时代转化到人道的合法性,毛泽东之乱,直到邓小平时代才重建了生活与生产、市场领域的秩序,但邓小平一直到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一直没有重建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当代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

王岐山等中共精英们应该清楚,当代政治的合法性与传统统治的合法性不可同日而语,中共政权建政至今,甚至连传统社会的政治合法性标准都没有达到。传统王朝打天下符合天道,治天下,却转型到人道,当官为民做主,即为民主持正义,统治者与百姓共同遵守共同的道德标准,即仁义礼智信,当天下出现大的灾难(主要是自然灾难或异像),最高统治者会下罪已诏,反省自己的罪责。

中共从毛泽东当政以来,一直超越于法律与道德之上,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毛泽东走下了神坛,但中共没有走下神坛,一个没有走下神坛的当政党,怎么可能会有当代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

人民与历史的选择,代替不了现实与公民的选择,人民是一个宏大概念,人民只有手持选票,成为国家公民,选举自己的人大代表或议员,通过真正的民意代表,选举各级领导人,将历史的选择,转化为每四年或五年一次的现实的选择,中共才有可能重建自己的合法性,台湾国民党现在拥有执政党地位,不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结果,而是公民与现实选择的结果,国民党在台湾的执政,是重建合法性的结果。

在谈到中共合法性之时,王岐山点到了历史与政治承诺这样的话题,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在社会生活领域与政治舞台上,都要面对自己的历史承诺,兑现或追求实现自己的曾经的政治承诺,也体现其政治合法性。中共一时无法兑现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但完全可以兑现延安承诺,追求延安价值。

中共的政治合法性重建,必须要做到,天道的合法性,转型到人道的合法性,历史的选择,要转型为现实的选择(每四年或五年有一次大选),人民的选择,转型到公民的选择,专政之治,要转型到宪政之治,即党主社会要转型到民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