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当代水墨，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
往前数上七八年的光景，大陆矿难频仍，隔三差五出来个矿难，也就诞生许多新闻故事，有的是像盲井一样在矿井里谋杀以骗取赔偿，有的矿难工人在宣布停止救援后，自个扒着逃出生天，不一而足。眼下这愈来愈重的雾霾环境，很像这早前的矿难。
在传统媒体时代谈论矿难，与社群媒体时代议论雾霾，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最最主要的是众说纷纭之中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或者说无论是自救救人，还是施压政府，都不可能有疗救的确切把握。但矿难最终是“没有”了，禁令及惯常的牺牲瓦解了愤怒。
社群媒体这么几年的发展史，能够衬得上纵向贯穿的话题，非雾霾莫属。从京奥时开始显露踪迹，到美领馆测空气，到不让全民测空气，再到雾霾维稳，再到雾霾不定期大爆发。一部社群媒体的发展史，就是大陆雾霾议题的发展史，话题的韧性惊人惊诧。
雾霾议题之所以长盛不衰，在于谈论它的方式越来越简单，要么是反求诸己，要么是问责政府。而在实际上，这两者说的是一回事，互为镜像，因此谈也谈不透，谈也谈不败。雾霾议题本身也成为“雾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雾霾基本上等同于政治雾霾。
纵览雾霾议题在媒体上的存在状态，也决定了它不可被解决的前途。雾霾在谈论着的口中——被转译成各式各样的现实，从政府不作为，到个人修养不达标，从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到怪罪农民焚烧秸秆——但对雾霾本身的研究并不能导致它被合理解决的程度。
正像领导人提前享受了特供空气一样，农民最先承受了治理雾霾的严厉条款。问题是，无论是局部的空气净化，还是破绽百出的禁烧秸秆措施，都容易将雾霾治理推向失焦的境地，比如雾霾的控制被纳入了阶级视野，从而落入了与政制相匹配的窠臼。
行政体系在治霾上所采取的态度相当轻浮，从北京市长的前后表态即可看穿，他们并非真的要治理什么。而民间在雾霾上的取态，究竟是国家严峻的现实，还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修身小事，争吵不休。这两种上下之间的立场，非常协调地混搭成治霾的舆论万花筒。
雾霾上的喧哗，体现了雾霾治理并不具备相应的社会条件。近年的各种趋势可以见出雾霾所需的基础处在分崩离析当中，行政意志只专注于“北京蓝”的面子工程，民间意愿中吁求行动压力的那部分被维稳瓦解，一个强政府无问责的执政原则被福山那样的代言人公然挑明。
如果希望政府完成治霾的政策部署与科技研发，政府实在缺乏明晰可辨的动力；如果指望社会行动起来，迫使政府维护民众呼吸洁净空气的权利，却又发现社会犹如散沙，在雾霾中全然不见。无论是单独求解于政府还是社会，抑或假设两者之间的联动效应，都已不能。
所以，无论是多么机智的段子，还是多么义正言辞的空气权利说、政府无能说、社会积贫积弱说，都像是雾霾深处才能勾兑出来的东西，然后又在能见度不一的驳杂言论中抵消掉。要求空气权如此，要求其他权利何尝不是如此？问题已经勾连在一起板结了。
就像在矿难议题在其后期的待遇那样，雾霾也可能被消音——只要愿意，这太容易办到了。雾霾其实是巨大的隐喻，人们不止一次地目睹日常呼吸的空气的真实状态，可是又无力改变什么。这有点像发生在斜坡上的大规模踩踏事件，没有幸免的例外，没什么偶然。
2015/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