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略计算,在朝阳区常住人口中,平均每15人中就有一个“朝阳群众”。跟他们聊天,会听到很多固定的词汇:毛主席、组织、奉献、国家……他们喜欢把自己的成长史和国家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伴随共和国红色政权长大,自幼接触、参与政治,更相信集体的作用和力量。

全国两会临近,一级防控启动。潘家园社区的治安志愿者在他们的点位上巡逻。摄影: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全国两会临近,一级防控启动。潘家园社区的治安志愿者在他们的点位上巡逻。摄影: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2013年冬天,天使投资人薛必群(网名薛蛮子)涉嫌嫖娼,被北京警方控制。媒体报道中,警方的线索来源是“根据朝阳群众举报”。

2014年8月,房祖名、柯震东、王学兵等艺人相继因涉毒被控制,“朝阳群众”一词再度引起热议,网友调侃朝阳群众“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在北京,出名的不止有“朝阳群众”,还有“西城大妈”、“海淀网友”……

群众线索

“从群众中来”

昨天早晨7点27分,“朝阳群众@潘007”微信群里突然蹦出一张照片:一辆浅蓝色的轻骑摩托,一对男女在车上左右张望。

“此照片是近期出现在我辖区的两名街头扒窃嫌疑人,已做案一起,如发现请拨打电话……”发布消息的人叫“平”。

朝阳群众@潘007”,“潘”是指朝阳区潘家园小区,“007”是指“神探”。

这个33人的微信群,有“李大姐”“冯妈”“大个头”“加油站站长”……片儿警杨国建也在其中,他说,这里有小区业主、保安、居委会干部,然而,这不是全部。

“更庞大的力量是那些‘70后’。”杨国建指的是70岁往上的老人,他们不会用微信。

朝阳群众.jpg” alt=”朝阳群众” width=”550″ height=”366″ /> 朝阳群众。摄影: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杨国建几乎天天和朝阳群众打交道。

他所在的潘家园社区,0.3平方公里,有38栋楼,总人口数9700多人。这里面就有240位治安员,平均一栋楼6个。

毗邻潘家园旧货市场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潘家园社区人流量大、环境复杂,18年前,杨国建就开始发动群众,60多位离退休老人成了第一批“红袖标”。

队伍在壮大,更多人选择不戴袖标。和杨国建在社区里溜达,几乎能见到的人都和他打招呼,“你能看出来谁是下线吗?”杨国建笑着问。

物业的收费员、保洁员、小卖部的老板、修车摊的摊主……瞬间在他嘴里亮了身份。

在潘家园社区工作了18年,杨国建的手机通讯录里,早就到了3000个的上限,其中绝大多数是居民的电话。

杨国建说,“下线”们都是从群众中来,他们是“警察的眼睛,百姓的嘴巴”,观察一切特殊情况,反映一切居民的紧急问题。

毫不夸张地讲,租房户到我们社区的第一天,我们就掌握了。

像潘家园小区的这样的治安员,整个朝阳区(登记在册的)有13万人。

朝阳区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尹航介绍,截至2015年,朝阳区的43个街乡、469个社区(村)中,算上没登记的,“朝阳群众”一共有19万人。

照此粗略计算,在朝阳区常住人口中,平均每15人中就有一个“朝阳群众”。

专职巡防队、安全稳定信息员、流动人口协管员……“朝阳群众”至少有10个“工种”。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们所熟知的明星艺人涉毒案件,实际上不足“朝阳群众”贡献的百分之一。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前十个月,朝阳群众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21万多条,其中关于吸毒、贩毒的线索只有851条,不到0.4%。

这21万多条线索中,有价值的4378条,根据这些线索,1023个案件得到了侦破,810名犯罪嫌疑人被刑拘。

一年前,一个饭盒引起了志愿者刘立新的怀疑。

那段时间,他所在的三元里社区经常能见到邪教的传单,楼梯拐角、门缝、花坛,隐蔽的角落里到处都是。

刘立新成天盯着,一连俩月,没见可疑人进出,传单却只增不减。

一天,她观察到,社区的一名居民经常拎着一个饭盒,只要这人一出入,传单就变多,刘立新叫住她一看,传单藏在饭盒里。

去年夏天,潘家园小区里的几十辆车,在一夜之间被人划花了,车胎也被戳破。

片儿警杨国建调取录像找到了嫌疑人,却没人认识,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最后,一位楼长大妈看出了端倪,嫌疑人留着“莫西干头”——两侧头发剃得只剩一茬,头型和身形都和楼上住户的女婿相似,最终据此找到了嫌疑人。

“莫西干头”被找到后,承认是因为心理不平衡,“看到好车就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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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群众。摄影: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杨国建说,在绝大多数时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过也有看走眼、闹出笑话的时候。

去年年底,潘家园附近的一个小商店来了俩客人,不会说汉语,要买菜刀和煤气罐,店老板觉得可疑,悄悄给杨国建打了电话。

撂下电话没几分钟,另一家刀店的老板也来电话,同样举报这俩人。

后来一查才发现,人家只是刚从外地到北京,新租了房子,正常买生活用具,没有其他心思。

大家松了口气,两位群众都有点不好意思,没事就更好了,防患于未然嘛。

杨国建觉得,要对治安员们加以培训,让他们知道哪些事情是需要监控的。他编写了《“十”报告制度》发给大家,“发现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危险品的要报告”“作息反常、行迹诡秘的要报告”……

冯永红感慨,这么多年,他们做出贡献的,少有惊天动地的大案,更多是居民关心的小事儿。

这位永善社区的志愿者,总绷着一根弦“人民战争”——只针对坏人的,“我们红袖标往那一坐,邻里街坊的心里踏实,至少能对坏人起到威慑作用。”

冯永红67岁了,身边的老伙伴也都上了年纪,他们知道如何既不动声色地反映情况,又保护自己。“力气不够,可以动脑子。”

68岁的刘立新也在常年的斗争中积累了经验,如果觉得对方可疑,摸底调查也要有技巧,上门看看屋子有没有漏电、漏气的情况,邻居关心租户总没错吧。“不能让人觉得不舒服,还得把事儿给做了。”

四大给力民间组织

生活在北京,如果你只知道“朝阳群众”,那你显然out了。

除了“朝阳群众”,还有“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

这些名字,都成了专属名词,他们是在习近平两年前视察北京之后,新近出现的“品牌”。

西城区属于老城区,大爷大妈们知人情、懂政事,更善于发现身边的敏感事件,别看上了年纪,确实观察、维护社会治安中不可或缺的队伍。

海淀区高校和互联网企业众多,网络人才发达且活跃,他们更喜欢通过网络去举报情况、解决问题。

丰台区永善社区在此前是城乡结合部,以前平房、胡同中善于调解邻里矛盾的“大了”,早就成立了“劝导队”,如今已名声在外。

官方公开数字显示,这四大组织共有85万人,他们是北京基层群防群治的中坚力量。

一位资深的志愿者说,他们虽然被称为“四大民间组织”,但管理有序,分工精细、明确,“实际上,北京在社会治安的维护上,下了很大的一盘棋。”

三里屯附近社区一位大妈已经做了三十多年志愿者,这是她不同时期的服装。摄影:新京报记者罗婷

三里屯附近社区一位大妈已经做了三十多年志愿者,这是她不同时期的服装。摄影:新京报记者罗婷

事实上,这四个专属名词能在网络上形成“品牌”,是相关部门有计划地强化、推广的。

北京市公安局“平安北京”团队的一篇论文中显示,首都警方多次以“朝阳群众”的字样向社会通报案情,有意识强调“朝阳群众”的重要作用。

被网友广泛认知之后,警方又会同相关部门,连续推出“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等首都群防群治的品牌。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朝阳区综治办副主任尹航说,更重要的是,怎样能让“群众”各司其职,最大效率地发挥作用。

精细化管理到什么程度?尹航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去年“9.3阅兵”的群防群治力量部署方案,足有上百页,细致到了每一条街、2773个点位,连志愿者在哪儿上厕所,都专门制了图。

四大民间组织之所以“给力”,力量更多地来源于内心。

“革命一代”

朝阳群众”、“西城大妈”、“丰台劝导队”当中,成员大多数是老北京,他们对于这座城市有着深厚的情感,身上也留着浓重的历史痕迹。

1月26日上午9点,永善社区居委会,狭窄的大厅里挤下了近百位大爷大妈,排练即将到来的新年联欢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色娘子军》、《北京的金山上》……都是老歌,在指挥时,一位大爷高喊:“我们的人民军队是战无不胜的!”

跟他们聊天,会听到很多固定的词汇:毛主席、组织、奉献、国家……

他们喜欢把自己的成长史和国家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伴随共和国红色政权长大,自幼接触、参与政治,更相信集体的作用和力量,言语间满是对这座城市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67岁的冯永红,语言体系仍停留40年前。他爱说“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别给组织抹黑”。他嘴里的知名人物是雷锋、邱少云、董存瑞。“这些年没变过,现在还是特认同。”

这群上了年纪的老人,也会拿彼此的名字打趣,冯永红,“一颗红心向着党”。他的朋友张祖华,祖国的祖,中华的华。

这些老人中,有人做志愿者已经十多年。冯永红说,和他一样,很多老伙伴不愿意提“钱”,“谁要说给经济报酬,我们脸都发热。”

志愿者胡和凤在胡同里长大,她拍着腿感叹,“当时那街坊,太亲了,我们家煮完饺子,‘咵’给你端过去;家里没盐了,先拿你们家盐罐子使使,都不是事儿。”

做志愿者也是要有理想的,这群老人的理想,就是能让邻里间的走动多一点,大家多了一份亲热,日子又有了些以前的滋味儿。“热乎,有温度。”

从幸福一村张秀茹家的窗户往外望,工人体育场尽收眼底,“连球门儿都看得到”。

张秀茹说,2015年,她有三分之一的日子都在值班,提着水壶,搬着小马扎,在楼下一坐就是一天。

打开她家的衣柜,执勤的各式短袖、长袖、马甲占了一半的空间——她已经当了30多年志愿者。

她快乐,但也有担心。最担心的是后继无人——“咱这老一辈在集体长大,依靠组织,相信组织,如今的年轻人都不乐意干这个,以后不知道会不会有红袖标。”

国家任务

最近,“朝阳群众”们又开始忙了。“一级防控。”

公开资料显示,在北京市的治安体系里,防控被分为三个等级,一级最高,全市上岗人数80万人,三级最低,上岗人数20万。在一些敏感时期,等级会调成一级,一天需要安排三拨人值班,甚至会安排“双人点”。

3月3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即将开始,他们知道,一年最紧张的时候到了。

最近,一级防控的通知从多个街道下发到居委会,最后通知到每一位朝阳群众

在东南三环边的潘家园小区,北三环的三源里、安贞西里小区,遛弯的大爷、挎着菜篮子的大妈,都在为值班准备着。有些大妈心急,甚至先于通知,把电话打到了安贞西里小区的居委会:“两会马上开了,咱今年的值班啥时候开始?”

几天后,他们将和85万群众一起,穿起值班服,戴上红袖章,在北京城区五环内的主干道、中轴路边上观察来往行人,在小区内蹲守——保证两会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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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群众。摄影: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width=”550″ height=”366″ /> 朝阳群众。摄影: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为了这个任务,潘家园社区的“群众”已经准备了两个月了。

他们在三环主路边上有六个点位,每个点位安排两个人,每天早七点到晚八点,每两个小时轮换一次,点位之间,有公交车站、十字路口,人流量大,情况复杂。

对于这项任务,他们有些担心。社区紧靠河南大厦、广西大厦等人大代表驻地,又在三环主路边上,以往两会开幕时,会有重要车辆将从这里进入二环,开往人民大会堂。

早在年前,片警杨国建就已经给治安队员开过动员会了。治安队员和片警一起,检查了出租房、地下室、门店的安全隐患。

过两天还要再开一次动员会。反复强调的是,街巷楼群有人巡,矛盾纠纷有人解,重要部位有人看,突出问题有人看,敏感事件有人报。

在三源里社区,独居的68岁志愿者刘立新,打算24小时值班,关注着楼上楼下的被列入“名单”的重点人物。

这是她的“国家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