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丰
摘要：庞红卫与乡镇卫生院的工作人员直接联系，将疫苗销售至乡镇卫生院的防疫站，该涉案的防疫站工作人员将购来的疫苗用于门诊患者接种，并因此获利两万元。
这次山东问题疫苗引发的危机，作为公众的心理状态，不会很快消除。庞红卫从20个省、市、自治区的107个人手中取得疫苗及生物制品，并将其销往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的193个人手中。这107个卖家是上线，而193个买家是下线。目前，各地都在加紧调查，而从媒体已公布的情况看，结果并不乐观：有限的涉案人员的报道，都是上线，而下线则少有涉及。
上线的责任，是把疫苗卖给了不具备资质的庞卫红。而真正关键的是那些下家，只有他们才能交代出这些疫苗的下落，才能找到那些注射过疫苗的人。
网上有些人贴出去香港打疫苗的照片，继到香港抢奶粉事件后，似乎又要发生赴港注射疫苗的高潮，这种恐慌大可不必。理性地看，如果被猫狗咬伤，跑到香港去打疫苗，远没有就近处理合理。而那些并不紧急的疫苗，完全可以在本地注射，通过检查看是否已产生抗体。
另外一个合乎常识的判断是，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的大医院和防疫部门，不太可能接种从庞红卫那儿购买的疫苗。像上海的疫苗，即使是二类疫苗，也是疾控中心统一招标采购，基本上杜绝了与那些“下线”交易的可能。就已公布的涉案人员数量分布看，除了庞红卫家乡山东外，比较多的是河南、安徽、湖北和四川，这些要么是距离较近，要么是有大量的农村人口。
这是最让人担心的。就网络舆论看，那些对疫苗深表忧虑的父母，大多居住在城市。他们可以选择“更安全”的进口疫苗（虽然只有心理安慰作用），也能够更快地获得信息，自己或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更进一步的检测，并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如果涉及孩子，他们至少还有一个优势，不管怎样，孩子还在自己的视线之内。相比之下，疫苗流向农村更让人担忧，大量的留守儿童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一老一少，往往对生命的感知更迟钝。爷爷奶奶们，既不会去香港，也不可能购买进口疫苗。他们不掌握资讯，也没有在互联网上的表达权，他们可能在危机的中心，但却在危机的解决方案之外。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目前来看，只有腾讯探针的一篇报道谈到了庞红卫的下线的细节：
腾讯探针获得的一份相关刑事案件材料显示，其中部分疫苗流向乡镇一级卫生院。2015年，庞被抓时，山东菏泽某乡卫生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因涉案，目前已被判刑。庞红卫与乡镇卫生院的工作人员直接联系，将疫苗销售至乡镇卫生院的防疫站，该涉案的防疫站工作人员将购来的疫苗用于门诊患者接种，并因此获利两万元。
但愿这是个案，但很可惜并不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化监管司司长李国庆在发布会上介绍：“经查，涉事疫苗多为3-6个月临近保质期的产品，通过违法分子销往有资质的接种单位，尤其是偏远的农村乡镇接种点。既没有药品经营资质，也没有冷链条件，非法从事疫苗经营活动的违法分子，长时间将大量疫苗流入非法渠道，说明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中存在漏洞。”
“尤其是偏远的农村乡镇接种点”，这个表态，隐含着极为让人担忧的内容，但是却没有看到在网上有太广的传播。这次疫苗危机，某种程度上是又一场和农村有关的危机。最近几年，医改一直都是人们的热门话题，但是当人们谈论医改的时候，指的都是城市的医改。农村的医疗，问题远比城市严重得多，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乡镇卫生院的崩溃。
从历史上看，政府对农村的医疗和防疫不能说不重视。杨念群在《再造“病人”》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1949年初，华北平山县回舍镇来了一个政府派遣的防疫医疗队，回舍镇是一个有800多户人家的大镇，一共有7位本地医生，里面有两名西医，只在小医务所里当过看护和司药，而5名中医也大都只在药店里当过学徒，能背诵一些汤头歌诀——可以说，这是中国广大农村医疗水平的真实写照，但也能看出，即使是解放区，都懂得防疫的重要性。从这个故事也能看出，农村的医疗系统，在1949年还是一片空白，那时仍是乡村中医和赤脚医生的天下，新政府不得不与传染病做斗争。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才建立了覆盖全国的乡镇卫生院系统。农村的医疗，由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三级构成了一个系统。80年代也是乡镇卫生院的黄金时代，一般的乡镇卫生院都有内科、外科这种最基本的科室，可以拍一些片子，甚至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手术。在乡镇一级的机关，卫生院是最繁忙的，往往有干净整洁的院落。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也是最受农民尊敬的。
和整个农村的状况一样，这个黄金时代非常短暂。对乡镇卫生院影响最大的其实是经济的发展，乡乡通公路，甚至村村通公路，让村庄到县城的距离大为缩短。县城的医院飞速扩展，救护车可以开到乡下，这当然是进步的体现，但是却让乡镇卫生院陷入了尴尬的境地。90年代，农民工大量进城务工，本来就让农村人口锐减，乡镇一级的财税改革，使乡一级的经费大为减少，很多卫生院的建筑，都永远地停留在了80年代的样子。乡镇医院不得不直面市场竞争，医生不得不想办法多挣点钱，卫生院不再是单纯的公共卫生机构。在我老家的那个镇，南街和北街，都相继开了私人诊所，很多人不再到卫生院看病。
进入21世纪，这种糟糕状态变本加厉。县医院的扩张，让有追求、有办法的卫生院医生都想办法调入县城工作，留在卫生院的，往往是水平最低的。在治疗水平上，卫生院的医生与私人小诊所，已经基本没有区别，连清创包扎都不能对付。不少地方的卫生院，甚至租给了私人经营，变成纯粹的盈利机构。
当然，我们没有什么必要为乡镇卫生院的衰亡拟什么悼词。农民看病，现在有清晰的模式，感冒发烧这样的小问题，小诊所解决；稍微严重一点的，就到县医院。从逻辑上看，乡镇卫生院没什么生存的空间了。这没什么可伤感的，而且，农村的医疗，也没有因为卫生院的式微而有大幅下降。最近几年，随着新农合的推进，农民的看病负担大为减轻，去县城医院已经成为首选，在这种情况下，谁还在乎卫生院？
人们唯一忽视的，就是防疫。随着社会整体健康水平的提升，和城市一样，农村也消灭了烈性传染病。但是，普通的防疫，比如针对儿童的各种防疫针，仍然由乡卫生院来承担。在城市，由专门的疾病控制中心和防疫系统负责；而在农村，这一部分由政府负责的公共卫生工作，只能落在乡镇卫生院身上。以乡镇卫生院这种普遍的处境，人们很难期待它会有规范的流程管理，因此，当问题疫苗流入“尤其是偏远的农村乡镇接种点”时，不能不让人触目惊心。
当然，人们可以相信专家的解释，这批问题疫苗主要是失效，而不会有别的伤害。考虑到这批疫苗的数量庞大，而且主要针对的是农村人群，要找到这些曾经的接种者，告诉他们，你的疫苗可能已失效，需要重新接种——这是最起码的善后，如今看来，却显得分外困难。
（原标题：《乡镇卫生院：疫苗危机中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