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十七周年,又到了。当年十八岁的我过几年就要人到半百。前几天无意中联系上盘古乐队的小段,六四二十周时候,他们盘古乐队流亡瑞典,我作词他们作曲制作了天安门兄弟这首歌曲。他说后来经常往返泰国和台湾,自己的父母都八十多了,漂泊的生涯实在难受,所以他就决定试试在泰国签证。他有瑞典国籍护照,泰国旅行社很快就搞到中国大使馆的签证。于是小段买张机票就回中国。下飞机就被一群国安候着,关了九天。小段倒也痛快。问什么招了什么,反正做的事情都在网络上。当然也把我召了。据他说,我党认为他比我反动。小段对他们说反正搞音乐的,没有什么政治头脑。你们要是抓他坐牢,他就有名气,反动到底。如果要是放了他,他拿着瑞典的国籍也不会再给党国添乱。于是九天之后就放了,现在娶了老婆玩着音乐在中国比较艰难奋斗,但是凑合活着。

流亡者莫大的痛苦就是有国无回,有家难归。柴玲说过她过去的岁月失去两个最心爱的人,其中一个就是自己的母亲。她在流亡,无法看见母亲最后一面。熊焱也是,流亡成美国随军牧师,自己的母亲重病在床,眼睁睁的看着离世,无法守一个儿子应该尽孝的床前济。所谓孝道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明济暗济床前济都难以做到。如同苏晓康先生推着他瘫痪的妻子过着流亡的生活,对我说求仁得仁。

六四被残酷血腥的镇压之后,虽然少有直接抓捕家属,但是每一个遇难者家属,流亡者的家属,残疾者的家属,做监者的家属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煎熬。

六四运动爆发的时候,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开始并不知道我参加了这场运动。我的爷爷是前门茶叶店掌柜的,我的妈妈家是通州千亩地金大地主。经历无数运动之后,我母亲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家还有人会卷进政治运动。

记得那是在天安门纠察队指挥部,一个同学告诉我说。你家亲戚来找我。我向前一看,是我父亲。他什么也没有说,放下了一个大食品袋。说这是我们花市二条韩师傅送给我的包子和牛肉。当然,这点东西很快就被纠察队员们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囫囵吞了.再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同仁医院。我家旁边。父亲看了看我伤情,告诉我骨牵引长活动这条腿,不然会肌肉萎缩,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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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最初当兵在北京军区,之后调到成都军区。小的时候,他经常给我讲很多对印反击战的英雄故事,什么肠子打出来还战斗,男子汉站着要像一根柱子,躺着像一根梁.我就是站着进了天安门广场,躺着出来的。也许他没有什么说的。我和父亲有很多接近的性格。父亲在罗瑞卿大比武的时候,在军事专业是成都军区第一名。但是后来政治挂帅,学毛选,就不够积极。毛选背的快,之后就去骑兵营练马。

母亲后来告诉我,六四凌晨,父亲冒着枪林弹雨找我回家。一路上摸爬闪躲,接近天安门的时候,已经戒严了。戒严部队已经合围了天安门广场,父亲看见里面火光冲天,蹲在树下哭了。他以为我已经死了。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中枪,被抢下来,在同仁医院急救大厅里面。许多北京市民父亲找儿子,儿子回来,父亲被打死了。

母亲在医院照顾我几天,但是同仁医院不要陪护。同仁医院骨科的医生和护士保护和掩护了很久,在接近二十天的时候,我被举报。公安在戒严部队的指挥下,卸下我的骨牵引,揣着活动车审问我、最后还是把我留在了同仁医院治疗继续治疗。

在同仁医院九十天。我的右腿肌肉萎缩脱皮,最后比胳膊还细。母亲雇了一辆车,在同仁医院住院处结账。好像是上万元人民币。在1989年这是天文数字。1989年受伤的学生,都是各个学校出钱缴纳医疗费。前提是误伤。不是误伤的就要交出检查认错书。有的误伤的学生也要写认错书。我们家里没有那么多钱,我的外婆家把卖猪的钱都凑上了五千人民币。我母亲把钱交给住院处,说,我们目前只有这些,今后的我们慢慢还。同仁医院住院处的医生说,我们打折够了。我们不收这钱,就要被说成支持暴乱。还劝慰我妈妈,五千块钱买了一个大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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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右大腿三分之一处中了一枪,打碎了肱骨干、我的左右小腿和膝盖,有跳弹的皮外伤。共产党的戒严部队拿枪打了我,我这个从燃烧装甲车里面救出小兵的六四学生,我们花钱付人民子弟兵子弹的费用。林昭一颗子弹几块钱。我这颗子弹比林昭的贵。而且折磨我十九年,2008年11月22日我在法国巴黎取出了子弹。我们家里不欠共产党一分钱。现在我和母亲家人都是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都快乐的生活。我们没有任何的仇恨。也没有什么敌人。甚至学会向我们开枪的人祷告。也可以超越自身的境遇看待中国的未来。

但是我知道有那么一股力量总是冒天下之大不违,与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真理良知,甚至与神为敌。

我在巴黎一口气流亡了十六年,就是去年的时候才和我的母亲见面。之前准备工作了很多周折,准备很多文件,去政府约会,国内的兄弟还要帮着开很多证明,最主要证明就是我的母亲是我的母亲。还有中智签证那些中国人,处处刁难。一个邀请信法文,还要中文。还要邮寄反复。

为什么我和母亲迟到那么多年见面,一个是我的外婆想念我一直瘫痪,是我母亲伺候她,一直到前年回天家。

我约好了朋友开车去机场接母亲。可是堵车加算错时间,我们去迟到了。在戴高乐机场出口,等了许多中国乘客过去,也没有看见母亲。周围是人头攒动,这下我可抓瞎了。这时候,我突然听见张–健–张–健喊我声音,尽管很微弱。但是我太熟悉这声音了。从小喊我回家吃饭就是这声音。我一下就看见母亲。在一个乘客帮助下站在咨询台。

可是我突然发现妈妈的一条腿拖着走。我问为什么。母亲说,三年前就被栓住了。但是感谢主,经过祷告和中医针灸,奇迹恢复。可以慢慢走。七十多的母亲这是自己第一次做飞机,自己一个人,本来大弟弟跟着来,可是大弟弟媳妇要生孩子。其他兄弟姊妹都抽不出时间。妈妈祷告之后,说,主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走。就飞来了。

我打开重重的皮箱,竟然是四大条邻家黑蛋做的香河豆腐丝,还有几瓶北京二锅头。母亲拖着这样的有病的身体,为我拉着如此重的食物。我只有眼泪。

回到家里,我跪在母亲面前。说妈妈。对不起。我实在是不孝。母亲说不要哭。这都是主的安排。不经历这些的风雨,我们怎么认识主耶稣呢。基督徒,地上不见天上见。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我请了假,租了一个轮椅,每天推着母亲,走遍巴黎所有的景点和大街小巷。我感受孝道是推着轮椅推出来的。母亲说,你十五年都没有尽孝,那就推一个月吧。因为我推着我的母亲。几乎所有的巴黎景点都对我母亲免费的。到处都是伸出的手帮助上下地铁。母亲说这个国家人们素质多高啊。多么尊重老人。我没有为法国做任何贡献。他们也给我免费。还开特别通道。就是我因着推着母亲,也免了门票。

一个月的时间眨眼就要过去。我家一个房间窗子可以看见远处的机场。我睡在妈妈的身边,妈妈最后那几天每天都数着遥远天空,戴高乐机场起落飞机。她知道要走了,不放心我一个人。

母亲临走的时候,把我的衣服全部叠整齐。我送她到机场。这次我专门安排了机场的残疾人接送服务。当机场工作人员,推着母亲进入闸门。那个入口,我是不可以在进去,我看着远处母亲在抹着眼泪。闸口的工作人员安慰她。

无论我在柬埔寨,在台湾,在越南,在巴黎,在德国,我们看见许多飞机飞往中国,但是没有一个座位是我们流亡者可以坐下的。

母亲这次是飞到香港,从香港再回到北京。这是法航的飞机。上飞机前,我给母亲写了一个法语的便条。我不吃法国的面包,牛肉和酸奶。我需要两个毛毯等等。母亲后来告诉我,一上飞机,一个穿着西服中国小伙子就一直在飞机上帮忙,给我母亲拿这个要那个。母亲以为他是法航的空少。后来离开香港时候,做南航的飞机在舱门口,我母亲一眼就看出了他。一个穿着一身警察服装的警察。他对母亲点点头。母亲说,原来是特务啊。我对母亲说,那也感谢习主席党和人民政府。帮助我照顾你旅程。

在香港是支联接待母亲。港支联的冯大姐专门照顾她。母亲见到了占中三子的朱耀明牧师,他也是我要回家的负责人。还有香港电视台铿锵集的那些导演和摄影师。六四二十周年春节他们去我家采访,冒充是我的好朋友来玩,我母亲不知道他们记者,每天好吃好喝。住在家里,最后他们拍摄了六四二十周年铿锵集的一部分。母亲高兴见到和朱牧师夫妇,一起为香港,为中国祷告。冯大姐推着母亲去六四博物馆参观。港支联的主席和工作人员在那里。还有我苹果日报的朋友们。母亲不愿意接受采访。她认真的看那些图片。冯大姐告诉我,母亲从头看到尾,从头哭到尾。之后就一口饭也不吃了。母亲说没有想到。学生们,北京老百姓,支持六四的国家领导,最后死的,伤的,关的,是如此的惨烈。

母亲和香港的支联会的朋友洒泪而别,她说,你看看我们家里和这些香港人,非亲非故。六四也是中国北京大陆的事情,她们怎么对我们我们那么好。非亲非故。那么关心。这些人都是多好的人啊。好人支持都是好事。

现在母亲似乎乐观很多,她说比起那些1989死难的同胞,我们幸运的多。人生如果再有一次选择。我保证不做这些事情。我之所以坚持,就是我知道那么多的六四的兄弟姊妹,他们天人永诀。知道现在没有一个还给他们真相。所以我要为六四做这个见证。

这一次找到了当年我在北京同仁医院的出院证明,入院证明和诊断证明、我的子弹捐献给香港六四博物馆的时候,港支联专门写信给同仁医院,询问我的伤情当然他们没有给任何的回答。现在找到这些,放在这里。捐献给港支联。就是要说,面对历史我们诚实无悔.

我一般不愿意把家人和朋友放到这里,六四还有很多我不在这里说。我公布这些,是因为他们已经退休,已经很老了,有的医生和朋友已经故去。一个人的德行和品行不会是一天就高尚或者低贱。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母亲说现在的北京生活很好了,特别是北京通州,习近平亲自命令北京市政府搬到那里,在我老家旁边,我们家的那些房子值钱了。老百姓医疗等等,退休金都提高了。可是在巴黎陪我买一次药物。母亲说,这一分钱不花啊,就显示一下福利卡。这是真实社会主义国家。

许多朋友请母亲吃饭。一次这里的牛鬼蛇神聚齐。盛排宴宴,我母亲观察一下,你们左后都整的一堆光棍啊。那天一堆民运人士都是老的少的都是单身汉。

我带母亲去了好几个教会聚会,做见证,学生们和教会弟兄姊妹很喜欢她见证。母亲说的很朴实。比如中国人向前没有路,向后没有路,最后没有办法,就一拍大腿,说老天爷怎么办啊。那老天爷过去我们搞错了,不是玉皇大帝。而是耶和华上帝,他的儿子就是耶稣.

有人问共产党员可不可以信耶稣,我母亲说信耶稣的共产党员是最好的共产党员。

母亲最常说的信耶稣要真信。真是信仰者一生追求的目标。

这就是我的一九八九,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

我在巴黎写了一个横幅,上面有我写的一排字,大家共勉。

六四英烈,饮弹高歌,求仁得仁行不行。

自由中国,生死与共,一生爱你够不够。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三一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