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言论|美丽岛事件:台湾现代民主宪政启蒙

导读:对美丽岛事件的镇压并不能压制住已经崛起的人民声音。当80年代的布幕拉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和异议声音开始呐喊。面对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威权统治者会考虑镇压成本与容忍成本何者较为巨大。一旦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让威权统治者无法忽视,甚至镇压也很难维系其政权时,他就可能考虑实行某种改革,来维持政治权力的延续。这正是台湾的历史事实。本文摘自2010年第21期《文史参考》,作者张铁志,原题为《重新思考蒋经国与台湾民主化》。


蒋经国半身像,由《时代生活》摄于1948年10月

如何解释台湾的民主转型,既是许多台湾人的共同关怀,也是不少大陆朋友关心的问题。有人强调经济社会现代化结构性原因,有人则强调行动者的策略性互动。

在大陆,不少人都强调蒋经国在台湾民主化扮演的关键角色;在早期的学术文献中,也的确有部分论文强调蒋经国的民主信念。问题是,蒋经国到底是主动推动了民主改革,还是受到环境压迫不得不然?理解蒋经国的角色,不只是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而是可以真正让我们理解台湾民主化的动力与原因。

强调蒋经国作为民主改革者角色的论点经常忽略一个历史事实:亦即就在他宣布解除戒严(1987年)的几年前,发生了严重镇压党外民主势力的美丽岛事件(1979年12月)。

如果蒋是一个改革者,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美丽岛事件的镇压?

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统治者永远都想要保持政治权力。面对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他会考虑镇压成本与容忍成本何者较为巨大。一旦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让他无法忽视,甚至镇压也很难维系其政权时,威权统治者就可能考虑实行某种改革,来维持政治权力的延续。这正是台湾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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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岛事件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战后高压极权的台湾开始松动,所谓的党外民主运动开始成形,参与选举、创办杂志。1977年底举办五项地方公职选举,“党外”人士进行全岛串联,多人以“党外”之名竞选,最后赢得4席县市长、21席省议员、8席台北市议员、146席县市议员、21席乡镇市长。这场大胜利让他们逐渐成为一个非正式的政团。

1978年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更多知识分子投入选举,如女性主义鼓吹者吕秀莲、台大哲学系教授陈鼓应等人。“党外”人士以黄信介、林义雄和施明德为中心,成立“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作为共同的选举后援组织,并发表十二项共同政见。

面对党外势力逐渐壮大,国民党无法容忍,开始采取压制行动。1979年1月,警备总部在1月21日以“涉嫌参与匪谍吴泰安叛乱”的莫须有罪名逮捕余登发父子。翌日许信良、张俊宏等人齐集桥头乡,发动示威游行要求释放余登发。事后,余登发被判处8年徒刑,桃园县长许信良被停职两年。

但党外持续前进。6月,两个党外杂志先后成立。一份是由康宁祥担任发行人的《八十年代》杂志;另一份是由黄信介为发行人,张俊宏为总编辑的《》杂志。《》杂志不只是论政,而是要组织群众。在封面“”的刊名下,英文写着“The Magazine of Democratic Movement”(民主运动的杂志)。施明德后来更说,创办《》的目的是“要形成没有党名的政党。”《》杂志发行到第四期时,发行量已经超过10万本,显见民心求变。

1979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美丽岛杂志社在高雄举办一场示威游行,引发激烈警民冲突,并给予国民党镇压反对运动的借口,事后对党外主要领导者展开大逮捕。1980年2月黄信介、施明德、林义雄、姚嘉文、陈菊、吕秀莲、张俊宏、林弘宣等八人在军事法庭上被以叛乱罪判刑,其余33人亦被判刑2-6年不等。

很明显,面对越来越组织化的党外民主运动,主政的蒋经国决心要一网打尽,彻底镇压。但是统治者没有料到的是,美丽岛事件的镇压并不能压制住已经崛起的人民声音。当80年代的布幕拉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和异议声音开始呐喊。

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力的崛起

首先,1980年底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党外势力取得良好战果,整体得票率比70年代更高,约为3成。尤其,几位美丽岛受刑人的家属出来参选“讨公道”,都高票当选。次年,美丽岛大审的律师辩护团多人参选市议员,如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也都高票当选。党外已经重整出发,并确立了约3成的民意基础,让国民党无法忽视。

党外政治力量更进一步组织化。1982年9月,再度提出竞选共同政见;1983年,不同派别分别成立“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同时,1983年立委选举得票率为29.3%,高于1980年的27.9%。1985年,两派共同成立“1985年选举中央后援会”。这已经是1986年9月正式组党的先声了。

除了政治组织,80年代也有更多的“党外杂志”出现。这些杂志报导政治黑幕、社会不公,激烈批评政府,因此也屡屡遭到查禁。但查禁之后,又会有新的杂志前仆后继的出现。

政治之外,进入80年代后,由于政治空间扩大,所以出现各种社会运动和街头抗议,尤其从1983年开始剧增:环保、劳工、消费者、原住民、学生运动等等。据统计,从1983年到1986年,有3000件街头抗议事件。

民间压力之外,国民党机器也开始逐渐损坏。首先,从80年代初开始,蒋经国的健康就不断恶化。其次,国民党的统治也发生一连串危机,如1984年的“江南案”,1985年的十信事件金融丑闻(并导致财政部长下台)。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给予国民党政权的压力。虽然台湾和美国在1979年断交,但是台湾仍然需要美国的政治支持。而80年代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年代,也给予台湾需要进一步革新的压力,来持续强化作为“自由中国”的国际形象。

必须指出,蒋经国并非党内最保守的力量。他确实希望透过小部分改革来维持国民党的权力。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他担任行政院长后,开始拔擢部分本省籍精英;1984年国民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又增加了本省籍的中常委,并提名李登辉担任副总统;1986年三中全会,决定政治革新。他是一个看到民主化压力,知道无法逆势而为的聪明统治者。

这里的一个关键是,台湾的民主化很大部分是与本土化的动力重迭的。因为国民党作为一个移入政权,把绝大部分政治权力都集中在作为台湾少数族群的外省人身上,而且坚持所谓中央民意机构必须维持中国法统,而无须具有本地代表性。以省籍不公为基底的威权统治,成为反对运动最重要批判主轴。因此,党外运动要求民主化,也就是要求让本省族群更能享有政治权利的机会,要求让政治权力本土化。 蒋经国清楚认知到这个矛盾,所以才先在70年代,后在80年代,以拔擢本省籍精英,作为政治革新的手段,但并未进行大规模改革。直到伴随着本土化而来的民主运动在80年代前半越来越强时,他清楚知道国民党不推动本土化,很难具有正当性。因此,在他容忍组党的1986年,他说出“我也是台湾人”这句话。

第二年,他废除长达将近40年的戒严令。半年后,1988年一月,蒋经国过世。

结论

回顾上世纪台湾的80年代,确实是一个颠簸动荡的年代,但相对于其它国家的民主转型,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宁静的过程,没有大规模的暴力与流血。这当然是政府与反对者的摸索与智慧。

台湾的民主化显然绝非来自蒋经国的良善,说他“开启”或“带领”台湾民主化,都是不准确的。是先有了反对运动的精英与民众冒着各种风险去冲撞体制,形成了巨大压力,而后蒋经国先从小范围让步,而后发现反对力量已经沛然莫之能御,尤其是认清作为少数族群政权的脆弱性后,他做出了一个顺势的决定,提名李登辉担任“副总统”并且开放民主化。他的贡献主要是在于认清时势,做出明智的决定——且这个明智也表现在能让国民党成功度过民主化,持续掌握政治权力,并且为他赢来不少人眼中“改革者”的好名声。

来源: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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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7日, 10:25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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