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下午6点，郑成月在北京西站接受记者专访。新京报记者 李相蓉 摄
郑成月 原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主管刑侦副局长，负责调查王书金涉嫌的命案时得知聂树斌案。之后媒体介入，郑成月成为最早披露“一案两凶”事件的公安人士。2009年，49岁的郑成月被要求提前离岗，不再任县公安局副局长一职。
郑成月穿着老旧的公安制服，风尘仆仆赶到北京西站乘坐回河北邯郸的列车。为了等聂树斌案再审宣判的消息，他特意在北京多留了几天。
自2009年，49岁的郑成月被要求提前离开县公安局副局长岗位后，他成了一名普通警察。如今，他时常来往北京、邯郸之间，帮着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刑事法律顾问。
昨日，聂树斌案再审宣判。前一晚郑成月辗转难眠。昨天从早上8点半开始，他就守在了宾馆电视机前。他自己算着，自聂树斌1994年9月23日被抓至今，总共8106天。“这8106天，总算给他（聂树斌）争回来了”。
郑成月老了，56岁的他误了高铁，丢失了身份证，几经辗转花了64.5元，买到最后一张凌晨1点才能回到邯郸的站票。他面色疲惫，患了糖尿病的他一口气喝了2瓶矿泉水。
只有在回忆过往办案经历时，老警察郑成月才眼神放光，露出一丝锐利。
无罪宣判后，郑成月哭了，却不是喜极而泣。“为什么正义的事，来得这么迟。作为河北省检察院和河北高院，任何人只要看一下聂树斌的卷子，一看就知道是有问题的。他们都是高级法官啊，我不过是个大专生，我都能看出来。”郑成月说。
“只差宣判这个结果”
新京报：你一直在等聂树斌案的宣判吗？
郑成月：对，早上8点半我就在宾馆打开电视等着看新闻。我哭了，这正义的事，为什么来得这么迟？
新京报：看到聂树斌无罪的结果，你是什么心情？
郑成月：我知道会是这样。山东省高院复查完案子，我仔细读了结论，那会儿心里就有这个底儿。聂树斌的案子，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看看他的卷宗就知道是有问题的，就只差宣判这个结果。
新京报：你没有丝毫的担心？
郑成月：没有，从移送到山东的那天起，我就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无罪。2005年7月，起诉王书金的时候，我看过聂树斌案的卷宗，不成体统。
比如说，笔录上写着，现场提取了一辆黑色自行车。结果现场照片给受害人康某父亲的时候，写的是一个二四型蓝色自行车。聂树斌交待说他看到个20岁出头的女孩进玉米地了，可被害的人有37岁，这能看不出来差别吗？
那个时候我还不敢和媒体说，但是我都记到了笔记本上，留证。我不能隐瞒上级，我得向组织上面说实话，这是为人基本的良心道德。
新京报：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关注这个案子吗？
郑成月：是的，离岗以后，我和律师多次去石家庄调查，曾经见过聂树斌的车间主任，死者康某的父亲，多次询问当时的情况。
新京报：你和聂家有联系吗？
郑成月：也不是常联系，但是有事儿我们就通电话。
第一次见聂树斌母亲是王书金案开庭的时候，聂母去了，她见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她说“你为了我儿子受了不少委屈吧”。其实那个时候，我刚被相关部门传话回来，说有人告我有财务问题、强奸女人。
聂母打电话咨询过我的意见，我说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凶手不是聂树斌，聂树斌无罪。
“一本正经说没错，是草菅人命”
新京报：你当时是如何知道王书金案子和聂树斌案有联系的？
郑成月：2005年1月23号，我押着王书金到石家庄孔寨去辨认现场，叫了村里的一个治保主任。王书金指着一个地方说他在那里杀过人，治保主任说不对不对，我看着他神色就变了，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杀人犯10年前就被枪毙了。
后来我开车押着王书金到了石家庄郊区公安分局（现裕华分局），和刑警队的人见了面，一看他们桌上放着协查通报。但他们不给提供任何资料，让回去联系。一看他们的态度，我心想坏了。
后来到了王书金的起诉阶段，他前面供认的几起案子都没有问题，就是石家庄郊区这起我们没有资料，检察院不收卷，后来我就给市局打报告，市局给石家庄市局写报告。写来写去也没人管，直到3月15日，媒体把《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报道发出来。
到20号，我们省政法委就通知我，和郊区公安分局（现裕华分局）、河北省高院、高检，到政法委开会汇报这个案子。
新京报：开会时是什么情形？
郑成月：石家庄中院跟当时河北省政法委一位领导说聂树斌杀人证据确凿充分，已经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执行了死刑，无任何过错。石家庄市公安局纪委说他们对当年办案的干警逐个进行询问，没有刑讯逼供，案子没有瑕疵。
我带着卷宗和审王书金的录像去了，看到石家庄中院说的口气太肯定了，我就和当时省政法委的那位领导说了一个细节。
王书金说他杀死那个女人的时候，拿起一串钥匙。后来怕警察找上，又把钥匙丢在离尸体1米远的地方。那是地里杂草丛生的8月份，就是围观现场的群众都难以发现地里的钥匙，还描述这么详细，除非他是凶手。
那位领导又问石家庄那边，聂树斌有没有说这串钥匙，对方回答没有。
新京报：当时与会的人是什么反应？
郑成月：屋里静静的，只能听见人的出气声。其实那会儿，在场的人心里就知道案子是怎么回事儿了。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揪出个冤案了？
郑成月：没有，我那会儿就觉得失望，从小我就觉得高职级的官员水平高，我把他们看成圣人。
可他们弄错案还一本正经说没错，这是草菅人命！
新京报：这次会议之后有什么改变吗？
郑成月：省政法委那位领导当场就说成立专案组，由河北省公安厅刑侦局牵头，广平县公安局配合，对王书金案进行调查；由河北省高院牵头，石家庄中院配合，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
但我们汇报完没多长时间，那位领导就调走了，这案子后来也就没有声响了。
“口供不能再害人了”
新京报：得知调令时，你想过会对案子有影响吗？
郑成月：我听到他调走了，我觉得，我的厄运就来了。
新京报：那之后，你经历了什么？
郑成月：有人写匿名信告我，我被严查严办了，每天传话。把我很多年前的案子翻出来，说我刑讯逼供。但最后也没调查出来我做错了啥。
新京报：49岁时，你为什么离岗？
郑成月：县委的领导说我年纪大了，该给年轻人让让道，可以休息了。
新京报：你离岗时做了什么？
郑成月：我到看守所看了看王书金，还是之前和他讲过的话，我说你害了很多家庭，只有认罪伏法。而且，今天你的口供也不能再害人。不是你做的就不是你做的，是你做的就是你做的。
新京报：据媒体报道，王书金律师称有人劝王书金别蹚聂树斌案浑水，用木板抽打他脚心，让他坐铁板凳半个月。
郑成月：我知道这件事。
他们让王书金说他招供是我唆使的，还跟王书金说只要不承认石家庄死者是他杀的，就给和他同居的女友和孩子找工作、吃低保。
还让王书金说他在地里转悠，发现一个女人衣服，往前走看到一个女的光着屁股。一看这个女的身上挺白、挺好，虽然是个死人，他也去跟她发生了关系，之后就走了。你说，这可能是事实吗？
新京报：你为聂树斌的案子奔波多年，觉得值吗？
郑成月：聂树斌已经死了，他爸妈也老了。可这是一次警钟，有多少个活着的聂树斌不用死了，司法进步了。我坚持到今天，自认为提高了人民警察的形象。
事情没有结束
新京报：你在体制内警法系统工作多年，你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聂树斌案？
郑成月：有人只顾个人业绩，案子破了，被上头奖赏了，就行了。
那会儿命案必破，薪水、奖金、荣誉都会和破案量有关。下面实际干事的人，一遇到命案就有压力、紧张，得想办法把案子尽快破了。
其实那会儿，DNA技术、解剖都可以帮助谨慎破案，单从技术上，聂树斌案就不该发生。
新京报：你觉得，为什么聂树斌案重审历经多年？
郑成月：我没想到这么艰难。一开始我觉得，即便是错了，那就追责、赔钱、认错，也没想要这么多年。
新京报：你觉得聂树斌案昭雪后，事情结束了吗？
郑成月：没有结束。除了国家赔偿，按照法律规定，对滥用职权的人，应该有个说法。从相关法官、检察官、到逼着王书金翻供的人，都应该追责。
新京报：聂树斌案，对今天司法公职人员工作有什么教训？
郑成月：作为一个人民警察要有责任心，你手里握着人的生命，不能随意主观臆断去断案。破案必须紧紧围绕现场，认定要全部依靠证据。让嫌疑人自己说，不要用手段影响嫌疑人。不要只想着破案拿功劳。
新京报记者 王佳慧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