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思聪：新中国的政治运动与“边缘人”的悲剧

来自微信公号：邹思聪（ID：journalism_note）

今天推送一篇旧文，杨奎松先生这本著作也是我认为的2016年的十大好书之一，发表于2016年5月《经济观察报·书评》，发表时有删节。

《“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是一部令人心惊胆战的书。也许从来没有一本学术著作，对于那些超过半个世纪前的小人物故事，如此细致研究，如此击打人心。

本书里，宏大历史成为背景，个人命运成为主体，书中的主人公与你我并无二致，却命若野草，永无宁日。八位“问题”小人物，在1949年以前，他们各自有自己的人生经历，有欢喜与忧愁，有坚持与犯错……但中共建政之后，一整套新的社会运作体制、社会规则、国家-社会关系拔地而起，所有人进入瓮中，成为新建制的“玩家”。

这整套建制化操作，也因此成为了一套系统制造“新人”、淘汰“边缘人”的“通关游戏”。

杨奎松研究视野的转向

 
刚刚看到杨奎松的新书标题时，我有些吃惊。

这位一直研究国民党与CCP之争、苏联与CCP之争、CCP革命何以能够成功的历史学家，为何突然开始关注那些在漫长历史长河中，不足挂齿的“小人物”了？

诚然，杨奎松先生的上一本著作《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就已经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了个体的历史研究，但这本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三位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

这些人在1949年前都是痛骂国民党的铮铮铁骨，为何会在新政权下，不断失守，不断自我检讨呢？他们多出于书生责任，对国家的“忍不住的关怀”，为何会走向自我毁灭之路？

上一本书的研究方向，虽已转向个体，但杨奎松对准的，仍然是那些被历史所铭记的人物——而其最新著作，杨奎松研究的是地地道道的“小人物”，他在浩繁史料中，寻觅到这些人的档案，给每个人的籍贯和所在城市都进行加密，以字母A-Z代替，每个人的姓名也未必真实，因为“保护当事人隐私的角度，书中做了技术处理”。

人物姓名并不真实，并不妨碍每一个人经历的真实——在全书八个故事讲完之后，杨奎松列出了多达50页的“问题人物档案”，问题性质从特务、汉奸到反动骨干，处理结果从开除、判刑、劳动改造到死刑，下落从劳改、外逃、管制到死亡……细节纷呈，光看这些无姓之人的罪名与下场，都足以令当代人瞠目结舌，难以想象。

此前，杨奎松的《革命》系列，从CCP如何崛起、苏联如何看待国民党与CCP，到毛与苏联的关系、国民党如何看待CCP……这一系列著作，可以说在国内近现代史学研究界正本清源，条分缕析，足以摆脱“革命史观”，既理解历史的细节，也理解了宏观的历史脉络（如CCP何以打败国民党等），让严肃读者受益匪浅。

而这终归仍在上层政治，关注者更多的集中在高校教授、研究专家、知识分子，最不济也是“地命海心”的读书人——一直以来，杨奎松先生的著作，从来不是“读者友善”的好读之书。除主题严肃沉重以外，其著作也不以文笔见长。并且这类历史著作，需要读者有相当的近代史党史积累，才能品味其中的大义微言和言外之意。

而这本书的转向下层、底层和小人物，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激发了杨奎松最好的文笔，全书流畅自然，不亚于时下最好的非虚构作家——

大量的第一手档案，梳理了许多“无姓之人”的人生经历。其阅读体验，很容易让普通读者将自己代入其中，因为其中的人与自己如此相似、无论是性格爱好，还是人生选择，那些复杂而不纯粹的人生选择，恰恰是每个人的最真实处境。

也因此，研究转向的杨奎松，写出了可能是他最好读、最击打人心的一本著作。

无法成为“新人”，就成为“边缘人”

 
在汉语词汇里，人民与公民从来都不同，公民是法律概念，人民则是政治概念。

而只有socialism“新人”，才有资格成为人民，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专政者”。其余不合格者则是“被专政者”，因而需要接受这场“通关游戏”的一系列考验，你有可能重回人民，也可能彻底沦为“边缘人”。

而书中详细研究的八个人，他们都出生于1949年以前，并且在国民党统治、日军侵华时期，都已经经历或者度过了青年岁月，在“旧社会”完成了基础教育、技术培训、社会工作，职业磨练等，已经积累了大量人生阅历——他们并非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也从来不是Communist革命的积极分子，因此他们的人生，必定充满了与新世界格格不入的“原罪”。

“边缘人”是什么？杨奎松在前言中解释，“因难以适应地位或环境改变，而滑落到群体边缘，无法融入社会主流的人。”

而杨奎松笔下的人物，他们滑落为边缘人的原因各异：有的出身贫农，本是新政权下根红苗正的人民，但“自甘堕落”，与多名男性“维持不正当关系”，从而成为“流氓”；有的出身地主富农，用整个后半生去改造思想，“重归人民”；有的出身教员知识分子，因为同情农民，而被认为反对党的领导，并且“一个地主出身的人，怎么可能同情农民呢？”；有的掌握过硬的专业技术，但因为恐惧而“隐瞒历史”，又因为极度恐惧而“暴露历史”，后半生则陷入梦魇；有的本是前途光明的青年团支书，但因为和学生恋爱、喜欢旅游和跳舞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逐渐堕落”；有的则对党和国家“刻骨仇恨”，成为“现行反革命”……

总之，这“八恶人”，他们出身各异、性格不同，无论其出身是否符合“新社会”标准，无论在“旧社会”如何成长，都慢慢地成为了杨奎松所说的“边缘人”，一辈子生活在歧视、压力、不公正待遇、遭遇审查处分、劳动改造之中，乃至于付出失去生命的代价。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平反时，人生最黄金的时光已经一去不返。

在一种经典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叙事版本中，对于这些“旧人”的改造审判，无论他们成为新人，还是处以极刑，都是“正确而必要”的，只是某些时候有些偏“左”，不小心“扩大化”了——他们的整体命运，总是被一笔带过，避而不谈。

在另一种国外著作的叙事版本中，对于这些“旧人”的改造，被归纳为数个步骤，遭遇到精神压力、自我否定……《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六亿中国人》（罗伯特·布莱恩）、《中国近代史》（徐中约）都对于党的政治运动有过高度概括的归纳叙述。

如徐中约名著《中国近代史》第二十六章记录过的“社会主义新人”，其中写道，CCP统治的新社会，鼓励培养新的作风，造就社会主义新人，“要求人民不仅要关心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且要相互督促思想和行动，参加‘学习班’和‘批斗会’。”

与培养新作风连接在一起的是，CCP发明了一套极具摧毁力、但又很微妙的思想灌输手段。徐中约将其称之为“一种以巴普洛夫理论为依据的心里压制过程”——即“环境控制可以改变人的意志，重塑个人的性格”。

徐中约笔下，参与者会“在一个偏僻的受管制营地”，“与外界完全隔绝，被剥夺了一切安全感”，“受训者一到营地，就强烈地感受到，逃避是不可能的”。这些会议“强调个人的无足轻重，组织的无所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受训者十之八九会遭遇精神危机，于是这样的思想斗争后，参与者会得出结论，抛弃情感，“全心全意的接受组织和组织代表的一切。”

少年时代，这些段落给我极深印象，我屡次想起我那饱经磨难的启蒙导师。凭借徐中约的总结，我足以想象这种令人难堪慌乱的场景，那屡屡令我窒息。但不得不说，徐中约的叙述仍然是高度概括式的。他写作这一章节时，引用的是Edward Hunter在1951年发表的著作《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并未具体展开，那些独立个体，如何遭遇具体的精神危机。

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归纳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组织内分小组讨论，让所有成员学习和讨论指定的讲话和文章。每个成员都必须发表意见，而没有沉默不语的自由。

第二个阶段，每个人原来的思想和态度都要受到更先进的Party member长时间的批评。通常的做法从延安已经开始，众人一起，无休止的重复一个人的错误，随着气氛越来越紧张，被改造的对象随即产生深刻的情绪危机，直到自己也开始怀疑和承认自己的落后，最终向Party的价值观念臣服，缴械投降。

第三个阶段属于认罪后的“赎罪”，被改造的个人要交一篇小组长认可的自我批评。一次自我批评是远远不够的。在一次次的更加严重的自我批评中，落后的知识分子们会明白，光是消极地背诵Communism的训诫和官方路线还远远不够，还积极地需要举出关于自己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把自己的种种劣迹一一举出，证明自己过去思想和行为的一无是处——然后成为一个新人。

像《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外国著作，都有着类似的特点，多半关注上层而非下层，关注宏观而非微观，关注抽象归纳而非细节呈现，关注高级官员、知识分子而非普通人。

而在《边缘人纪事》中，杨奎松打破了这一特点。他利用了第一手材料，用一个个细节，讲述了那些被改造的人的大半生。

无人幸免的通关游戏

 
CCP建国后，一套建制化操作已经完成，群众运动是中共最擅长的，而“群众运动的实质，就是运动群众”。组织控制一切，人人接受考验。如上所述，这是一场逃不过的通关游戏。杨奎松把国外学者归纳的那些抽象步骤，一个个细化了。

这些 “问题”小人物，进入新中国之后，会陆续经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新三反、社教、四清等等，接二连三，漫无止境的政治运动。

在书中，那位成功改造成新人的廖学昌，他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侥幸过关。但到1955年，他就一次又一次遭到批斗和询问。他幸运地躲过了反右，却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成为“（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从而遭到管制，随后就因为其“历史污点”，一直没能逃脱各种运动——他的所谓历史污点，就是在国民党时期，做过警队教官，因此是“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廖学昌也是全书中，唯一改造成新人的四类分子，但却因为过度无私工作，而横遭意外死去。在组织给他下的结论书中，虽然他“死前还是我们的敌人”，但终于，他在1978年，CR结束两年后被摘掉了帽子。

廖学昌虽然身死，但他好像真的成为“新人”了，他认同对他所有的批判，并且成为一个完全无私的人。然而更多的，却是在精神重压下的“自暴自弃”：前程似锦的李乐生，他入团进厂，担任团干部，历经镇反、肃反、平安过关，但是在新时代里，他始终隐瞒了一件重要的“丑事”。

反右运动前，他贴了新任书记的大字报，因而站错了队。所以反右这一关，他没有通过。于是，他是男同性恋、与多名男性保持不正常关系的“丑事”终于被群众举报曝光。而后，他将其“流氓”的历史一五一十全部交代，但劳动改造并不能改变他的自然性向——他依然“屡教不改”，和男工人继续发生性关系——因此，全场大会再一次批判他，而逮捕李乐生的结论写道：

“李乐生屡教不改，罪大恶极，思想反动，品质败坏，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狠狠打击‘四人帮’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呈请公安机关逮捕法办。”

通过结论书可以看到，这时候，“黑暗”的“四人帮”早已被打倒。遗憾的是，制造“四人帮”的体制，远远没有结束。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位堕落的团支书迟尉荣，他就像我身边的每一个年轻人。观看他的一生，他充满才华，富有上进心，喜欢照相、舞蹈、也热爱旅游，觉得“人生不在世上这走走，那儿玩玩，死了多冤啊。”

所以他经常帮学生买电影票，和学生讲香港电影，放学后带几个学生去舞场跳舞，还通过和其他市医学院联系，以带学生学习的理由，实际上带学生去其他市玩，“让同学们非常开心，白天游山观水，晚上跳舞。”

他和学生年纪相仿，于是和一位女同学有了恋情。但由于外出旅游和想换工作都需要钱，在那样的体制下，他没法通过其他渠道赚钱，于是一次意外，贪污留用了五十元和一百斤粮票。

放到今天，他是一位标准的富有魅力的文艺青年，靠自己的才华完全可以赚钱，不必去不得已的贪污，也可以享受旅行的自由，而不用以各种名义偷偷去玩——但在那时候，他在“三反”运动中，因为贪污，而被处分。但贪污不是他的主要罪名，在被批判后，他变本加厉的反体制，甚至“出走香港”，以及批判组织的管控。

于是，他罪大恶极之处在于“反动言行”——散播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方式；散布对现实不满的言论；散布右派分子言论……于是，一个富有才华的青年，从此万劫不复了。

而另外一个叫做尚昊文的年轻教师，他拥护CCP，忧国忧民，关怀农民的主体地位，认为CCP把联合政府变为了空话，他在日记中为农民伸冤，而遭到审查、批判和自我检讨。

在检讨中，他剖析自己，“看到农民生活苦就同情，自己总自问为什么苦呢？并错误的认为农民一年辛勤劳苦得来的果实，应当自由支配，结果没有自由支配，被国家套过去了，当成了资本，因而也就错误的以为，我们革命是不是抛弃了农民，开始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怀疑。”

他进而最终认识到，自己“长期受资产阶级的教育，被灌输了一套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因而在观点上、行动上有了可能造成错误的基础，有了可能走上反动道路的条件。”

他甚至想过自己既不满于旧社会，又不满于新社会，所以想归隐山林，写一本农民革命失败及胜利的书，“单纯的找个地方搞学术工作，设个小图书馆，与外界彻底隔绝”。但在组织控制一切之际，这份构想，自然永远不能实现了。有多少知识分子都是如此，从延安时期的王实味，到这一位同情农民的尚昊文。

历史学家默尔.戈德曼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就此评价，“这种开始于延安，而周期性地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运动，其目的是想发展成人类行为史上，最雄心勃勃的一次实验。”

但很遗憾，《“边缘人”纪事》中，八个“问题”人物，尽管“问题”各异，但在这场雄心勃勃的实验中，无人幸存。

历史学家的根本关怀

 
我一直以为，一个人在后来经过系统训练获得的一切知识，都无法改变年轻时代被命运无意打上的底色。而写作《“边缘人”纪事》的杨奎松，可以说是研究方向的转变，也可以说是少年时代的回归。

在本书代序中，杨奎松用细腻的笔触追忆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入狱经历。

杨奎松参加过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随后被投入监狱。那时他是一个23岁的青年。在监狱，他遇到了一个老犯人。老犯人出身书香门第，父母受过高等教育，他自己从小学琴，会识五线谱，看了许多闲书——但一次偶然的偷窃，却被父母嫌弃，走上不归之路，成为“四类分子”被送往农村劳动管制。

这位老犯人生不如死，决定出逃，却不料城市里的革命群众阶级斗争更尖锐，他被重新投入监狱，接二连三遭到批斗，又被吊在房梁上殴打。一次偶然的经历，这位老犯人不知从何处听到敌台广播，因此自封为“燕北支队参谋长”，给香港寄去一封信，却自然落到了公安机关手里，而成为“现行反革命”——很快，他就“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处决了。

许多年后，杨奎松仍在疑惑，“和这个‘反革命分子’相处几个月的直觉告诉我，他在本质上并不是坏人。至少，他和那些造成严重破坏、思想极端对抗的所谓‘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有很大的不同。”

但疑惑远不止此，他的继续追问是，“为什么当时要制定什么‘四类分子’的政策，而将有过这种那种犯罪经历着住处城市，送去农村管制劳动，从而造成被管制者的悲惨命运呢？”

“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几十年，始终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标准，动辄要靠脱离法律程序的所谓‘严打’来惩治犯罪？”

“为什么不区分意图与行动、已遂与未遂，仅凭思想言论即可入罪，仅凭意图不管有无造成严重后果，即可判处无期或死刑？”

而最后的根本疑问则是，“为什么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我们的社会会以那样一种轻视人的生命、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方式运行呢？为什么我们当年一定要根据人们对特定的阶级、政党、民主、国家等态度的不同，把人简单地化成三六九等，并决定人的贵贱生死呢？”

因此，作为历史学家的杨奎松，从宏观历史转向微观个体，其核心仍然是人，是“人生而平等”，是“懂得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

他引用费希特的话，“我们的一切研究都必须以达到人类的最高目标，即达到人类的改善为归宿。”

这是历史学家最大的关怀，无关广博的学识，只关乎人的处境与尊严。而这一本书，不仅是一本历史的细节之书，更是一本人的尊严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