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人间|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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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竹林子

2009年被迫出走美国的“中国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博士;图/David Cowhig

村支书老罗与城里私人的采血站联系,率先在村里办起了采血点,雇人直接到田间地头找村民采血。一时间,周围几个村子的卖血者纷纷涌来,还有外地人在村里租房子住下,以卖血为生。

自述

上世纪90年代,我曾追踪采访过一些做着发财梦、涌入采血卖血狂潮的农民。并与地方电视台记者策划,以《血潮》为题制作一系列节目,但很快就因受到方方面面的善意提醒和恶意威胁而作罢。

血潮过去很多年了,艾滋病开始在这些村庄疯狂蔓延。

为新生儿子买一辆童车

 
初次接触卖血者,是199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

我从县城乘坐班车去市里,在汽车站遇到一群青年男女,拥挤着登上我乘坐的班车。人群中有位身穿碎花棉袄的年轻女子,苍白的胖脸上直冒虚汗,呲着黄牙根露出憨厚的笑容。年轻女子抹一把满脸的汗水,咧嘴冲我笑一下,在我身旁的空位置上落座,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儿。

那群男女刚卖完血,却像被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坐在车上七嘴八舌乱嚷嚷,话题无非都是,钱挣得太容易。他们喊我身旁的女子叫小丽。

我犹豫了良久,小声和她搭话:“看你这穿戴打扮,也不像贫穷人家,咋会去卖血呢?”

小丽又是一脸憨厚的笑,“俺儿子才满月,想买一辆童车,不好意思向婆婆伸手要钱,就自个跑出来,多少挣一点。”

闲聊中了解到,小丽居住的村子,位于县城西北部最边远的地方,至今还没通公路。我曾跟随民政局的救灾工作队去过那里,村里参差不齐的土坯草房依岗坡而建,冬天刮起风来满地黄沙飞扬,麦苗黄巴巴的浇不上水,多被旱死。

那时候,乡下刚兴起一股子卖血热潮,有如现在的打工潮一般,年轻人结伙涌入城市的采血站,企图依靠卖血走出一条致富路。

卖血的农民还自编这样两句顺口溜:“胳膊一伸一蜷,挣了50大元。”“去了一群人,开回一辆新四轮。”

当时的50元钱,可折抵如今的500元,甚至更多。于是,村里常有整个家庭,从父母到儿女,都做起了卖血发财的梦。

●   ●   ●

那时,我在县城挂牌从事文稿撰写和业余法律服务。有一天,小丽所在村子的一个农民找我写上访材料,我这才知道小丽后来的遭遇。

有了第一次卖血的经历,小丽就再也刹不住了,拿村人的话说,“谁嫌钱压手啊?”

后来,采血点从城里搬进了农村,小丽还是隔三差五去卖血,用挣来的钱给襁褓里的儿子买奶粉吃。

几个月后,小丽偶感咽部疼痛,还发低烧。村医诊断为感冒,开了几片西药。没多久,小丽身上起了一层小红点,奇痒难禁。村医怀疑是服药过敏,让小丽到医院检查过敏源。检验结果令人吃惊,小丽很快就被防疫部门确诊为艾滋病毒感染者。

开始,小丽的丈夫还在医院陪伴,此后借故家里农活忙,便一去不返。

一家人对艾滋病畏之如虎,谁也不愿意接触她,生怕沾染上病毒。小丽出院回到家里,婆婆把孩子藏起来不让她见。昔日温情的丈夫,板着脸跟她闹离婚,借故将她赶回娘家,从此连门都不让她进了。

小丽回了娘家,嫂子整天指桑骂槐,吵闹得她无处安身。

村人说,小丽愤而离家出走,至今不知去向。

马老汉的孤独守望

 
我战友妻子的娘家在县西沙区,那里曾是闻名全国的艾滋病高发村。根据资料统计,全村1486人,有161人是因卖血被感染上艾滋病毒的。

马老汉的故事是战友讲给我的。

马老汉有3个儿子,盖房子娶媳妇,几乎耗干了马老汉所有家底,生活条件在村里算差的。3个儿子成家后,各门另户过日子,靠土里刨食,勉强解决温饱。

1995年,村里办起了采血点,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像赶集似的,黑压压的人群拧成绳往一个空院子里扎。采血点的工作人员临时往地上泼洒几桶水,将浮尘压一压,便开始工作。按照卖血者的血型分类,每一种血型的人共用一个针头抽血,然后注入不锈钢桶内,如同卖小磨油那样,依靠震动血桶沉淀血浆,让血清浮在表层以便提取。

采血者告诉村民,血清是最值钱的东西,可以提取蛋白,制成干细胞,供危重病人和免疫力低下者临床应用。在血浆贮存过剩的时候,采血点会以提取血清为主,将沉淀的红细胞再用针管按血型分类,重新注入卖血者的体内。

马老汉的大儿子和儿媳双双挤进了卖血的队伍,卖一次血两口子能挣100元钱,他们幻想着用这些钱购买砖瓦木料,将草屋翻修成宽敞的新瓦房。

马老汉的二儿子家境也不富裕,见大哥两口子去卖血,也跟着去了采血站,抽一棒血得来的钱,远比辛苦种庄稼来得容易。

马老汉的三儿子刚做起了卖三角带的生意,家庭并不贫困。可他经受不住两个哥哥挣钱的诱惑,瞒着妻子偷偷跑到采血站卖了一棒血。妻子知道后,跟他大吵大闹,并以离婚相威胁。

然而,为时已晚。马家老三就卖了一次血,就被感染上了艾滋病毒。随后,马老汉的大儿子和大儿媳,以及二儿子,都相继发病被检查出了艾滋病。

马老汉的大儿媳身体每况愈下,持续不断的发烧折磨得她骨瘦如柴,浑身长满如癞蛤蟆皮一般的疙瘩,被指甲抓挠的直冒黄水,结痂后像蛇蜕皮,看一眼令人作呕。没多久,大儿媳就死了,自此,大儿子在村民眼里成为人们远而避之的“瘟神”。

不堪受人歧视,大儿子连夜带着年幼的孩子悄悄离开了村子,至今下落不明。

马老汉的二儿子和三儿子也在病痛的折磨中先后死去,那白发人送黑发人,老伴受不了如此打击,撇下马老汉撒手人寰。

死人的事情接连发生,旧坟土未干,又添新坟包。死亡的气氛笼罩着村子,二儿媳和三儿媳为了躲避瘟疫,各自带着孩子远走高飞。昔日热热闹闹的大家庭,就剩下马老汉一个孤老头,整天守着儿子留下的破房子不肯搬离。女儿无奈,只得将老院子即将倒塌的破屋拆除,给老人家盖了几间新房。

马老汉天天蹲在门口,注视着村头的道路,期盼大儿子和孙子们归来。

小林的城市梦想

 
小林是我妻子娘家的邻居。他家原本住在县城南部,因父亲早逝,母亲带着未成年的他改嫁到县北,在继父家里长大。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县城闹市区建了两层临街小楼,底层租给一家烩面馆。我时常碰见小林到店里吃面,每次他都要加一盘凉拌猪肝。小林常仰头望着我家的小楼,说自己的理想,就是进城来买房子。

当时我并未太在意,以为是小林说说而已。

过一段时间,我下楼碰上小林吃饭,桌子上依旧摆着一盘凉拌猪肝。小林一边吃饭,一边向我炫耀说,他准备在北街购买一块村民出让的地皮,盖了房子后将全家从农村搬进城里。

一个县城原有四条街道,北街本属于农村,被迅速发展的城市包围其中,让城中村的宅基地开始升值。拥有大宅院的人家,会割让出两间地皮转卖,那时候也就几千元。

我问小林在县城做啥生意,他欲言又止。在我的追问下,小林才向我透露出卖血的事情。

此时的小林已经成家,有一双儿女。

小林告诉我,经常卖血者慢慢也会摸着窍门,事先喝几个生鸡蛋,或者喝一碗盐水,然后再去采血点抽血,以此冲淡体内红细胞的浓度,让抽出来的血大打折扣。

再见到小林,已是初冬时节。他身上穿着露出绒毛的鸭绒袄,带着一个几岁的男孩,正低头吃烩面,本就黝黑的脸颧骨凸起,脸色越发蜡黄。小林指着餐桌上的几包中药对我说,他患了急性肝炎,需要调养一段身体。

我问小林啥时候在城里盖房子,他苦笑一下:“八字还没一撇呐,等挣够了钱再说也不迟。”

此后,我就再没见过小林来吃烩面和凉拌猪肝。妻子从娘家获得消息,小林那时候就因卖血感染上了艾滋病,后来撇下一双儿女,死了。

为了生一个顶门立户的儿子,被迫去卖血

 
杨山是我接待的第3位艾滋病患者,他进门就大声嚷嚷着让我帮他写材料,他要去省里上访讨公道。

在以往的接触中,艾滋病人往往都会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生怕被人知道了疏远他们。而杨山却不在乎,他大咧咧地说自己是因为卖血感染上艾滋的,“没干啥丢人现眼的事儿。”

身高1米8的杨山跟我同岁,都是大跃进年代出生的人。他原本是个壮实的庄稼汉,因病毒的侵害,已瘦得像根竹竿,头发也谢顶了,说话时,喉咙眼里嘶拉嘶拉直喘气。

我问杨山:“你为啥去卖血?就不能靠自己的一双手去挣钱吗?”

杨山气昂昂回答:“人不是被逼到那一步,谁会去卖命啊。俺是单根独苗,妻子一拉茬生了仨闺女,眼看就要绝后了,能不燥急吗?”

“如今时代不同了,生男生女不都一样吗?”

杨山反驳我:“那不一样。乡下人一个儿子一个脸,俩儿俩脸,没儿没脸。”

农村的宗族观念很强,没有儿子顶门立户,遇上邻里拌嘴、地界纠纷、乃至于孩子打架,在街坊跟前都会失去话语权,注定被人欺负。因此,他坚持一定要妻子生出个儿子来。

那年月,农村计划生育正逢高潮,杨山的妻子生下第二胎女儿时,就被小分队抄了家,唯一值钱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被搬走了。随后,妻子怀孕生三胎女儿和第四胎儿子,就跟小品《超生游击队》一样,整天东躲西藏。小分队抓不到人,实在没值钱东西可抄,就挖粮食、搬桌子,连做饭的锅都给弄走了。

孩子没奶水吃,杨山只好去邻村采血点卖血,挣奶粉钱。他以为自个身强力壮,隔一天就去抽一次,用卖血挣来的钱养家糊口,没想到竟染上了艾滋病。

虽然卫生部门免费发放药品,杨山依靠药物抑制能够延缓生命,但他浑身无力干不了重活。他想要救济,更想让妻儿享受低保待遇,却终因是挂了号的超生户,被村里拒绝申报。

杨山就此成了政府部门挂号的上访户。他的事,却一直没人能给解决。

村支书竟是始作俑者

 
我急着下乡办事,在马路边挥手拦下他开的一辆出租车,才偶然认识了老罗。

当时我正在为预防艾滋病办公室写几份总结,迎接联合国全球基金资助项目的检查验收,聊天自然就扯到本地艾滋病的疫情上。

老罗是个爽快人,谈及这些,丝毫不隐瞒实情。他说,自己曾经是那个艾滋病高发村的人,当过村支书,也鼓励过农民卖血。

前些年,农村刚解决了温饱,还没有完全摆脱贫困。老罗目睹村人整天往城里跑着去卖血,大片土地被荒芜,就思谋着将采血点引入村里。一半是受利益驱使,一半是为方便村民考虑,老罗与城里私人的采血站联系,率先在村里办起了采血点,雇人直接到田间地头找村民采血。一时间,周围几个村子的卖血者纷纷涌来,还有外地人在村里租房子住下,以卖血为营生。

如此一来,一些生意人也纷纷将赚钱的目光盯上了偏僻农村,先后在几个偏远村子设立采血点。面对花花绿绿的大票子诱惑,更多的农民加入到卖血的群体之中,迅速向周边的村子扩散。

其间,也有不少卖血者身体出现过不良反应,发热、咽痛、盗汗、恶心和呕吐,甚至有人出现腹泻,浑身瘙痒冒出星星点点的皮疹,可谁都不以为意。“庄稼人吃五谷杂粮,感冒发烧,乃至于拉肚子,小灾小病,在所难免。”

直到有一天,有人病倒了,血常规被检测出阳性,经过防疫部门重点筛查,才知道艾滋病毒早已蔓延。政府部门很快介入调查,动用警力取缔非法采血点和血站。

老罗苦笑着对我说:“我就此成为省公安厅通缉的对象,吓得连夜逃到外地躲起来,几年挣来的钱也几乎都被罚没了。”

“当初办采血点,你想过后果吗?”我问老罗。

老罗沉默一下,“每当看见村里死了人,真的无法面对他们的家人。早知现在这个样子,当初给我多少钱,也不会干这种缺德事儿。”

三人成市虎

 
在防疫部门几年的筛查中,全县涉及卖血的232个村庄,已感染艾滋病毒者3173人,死亡543人。

虽然有联合国全球基金项目的资助,每年拨付县里上千万元经费,用于艾滋病人抗病毒治疗和康复。而病毒一旦侵入肌体,就像癌细胞那样顽固不化,无药可治。

卫生防疫部门免费发放的抗病毒药物副作用大,服用后身体反应比较强烈。因此,艾滋病患者大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抗拒服药心理,往往还需要村医现场监督治疗。有的病人明着配合治疗,转身就将药物给扔掉。

为了帮扶艾滋病人,政府部门也聘请农业科技人员,入村传授种植技术,免费供应种子、化肥,让他们种植蔬菜和西瓜,依靠劳动摆脱家庭困境。可艾滋病人种植的西红柿成熟了,西瓜也上市了,却卖不出去。

不知道从哪里风传的谣言,说那些艾滋病人为了报复社会,用针管往自家种植的西红柿和西瓜里边注射病毒,让吃的人感染疾病。

“三人成市虎”。瓜果上市那段时间,人们上街买菜买西瓜,都要先问卖家是哪里人,只要听说是艾滋病村的,立马就走开。

西红柿卖不出去,西瓜也烂在地里,艾滋村里的人刚刚看到的生活希望又破灭了。

哀莫大于心死。艾滋病人自知无良药可救,面对歧视和压力,他们开始破罐子破摔,一度成为乡村不安定因素。

前几年,我曾经为一位林管站站长撰写材料,他说他分管的林区紧挨艾滋病高发村,夜晚那些艾滋病人频繁出动,钻进林区砍树锯树,让他防不胜防。

曾经有几次,站长追上那个偷树人,那人伸手直朝他的脸上抓挠。听说被抓破皮流血后,很容易感染病毒,吓得站长像贼一样,被偷树的艾滋病人满河滩追着跑。最严重的的时候,村里的艾滋病人几乎群体出动,一夜间将林区快成材的杨树砍伐一大片。政法部门集中警力,直接入村开展综合治理,拘留了几个人,才算平息了事态。

前几日,在县城一家装修店门口,大白天一个中年妇女公然将一辆电动三轮车给推走了,车上还放着装修使用的电动工具。店老板闻讯追出来,并报警堵截。警察将偷车女人抓获,一问竟是艾滋病患者,立马放人。

拘留人需要关单间,罚不了款,还要管吃管喝,警察也直言说,“真的管不了。”

可怜又可恨的人

 
老徐是开大货车跑运输的个体户,常年开车在外边拉货,走哪儿吃哪儿,夜宿路边店,耐不住寂寞,免不了找小姐。

老徐只图一时快活,也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很快就感染上了艾滋病毒,他的身体日渐消瘦,不足百斤。开始,村里人传言,“他是得了慢性肠炎,拉肚子虚脱了。”

老徐将病毒传染给了妻子,女人先他而去,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患了啥病。随后,老徐也一病不起,没多久,就灰飞烟灭了。

还有胖妮。我至今都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

前几年,我将自家一楼铺面收回来,做烟酒副食。那时候胖妮满脸红光,在胡同里边邻居家租房子,干接客的皮肉营生。

乡下一个艾滋病人死了老婆,整天流落街头,一来二去,跟胖妮姘居在了一块,出双入对,俨然以夫妻相称。

男人花光了积蓄,养不起胖妮,住了一段时间就消失了。胖妮依旧接客,隔三差五的,就有两个男人找她过夜,风闻也是乡下的艾滋病人。

很快,胖妮原本就红的脸色更红了,还起一层疙瘩,不仔细看,就像青春痘一样。

每天傍晚,胖妮都会拿一元钱到我的店里买一瓶矿泉水,站在门口慢慢喝。她眼睛的余光,不停睃巡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男人。

有一段时间,不见胖妮出门买矿泉水喝。邻居说:“胖妮死了,就死在县医院里,连尸体都无人认领。”

一时间,认识胖妮的人都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发一通感慨,都说她可怜,又可恨。

身为感染艾滋病毒的受害者,又去做那种皮肉营生,不知道她交叉感染了多少浪荡男人。

2017年3月1日, 6:3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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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