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映红:我们都要适应这个没有“真相”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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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A170404

有不少读者点题,希望我谈谈泸州泸县太伏中学学生“坠楼身亡”事件。说实话,我没有办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取靠谱的讯息来了解这件事情。官方的定性是“坠楼身亡”,以“平安泸州”发布4月2日发布的讯息,“现有证据排除他人加害死亡”;而第二天“平安泸州”继续发布“严厉打击网上造谣、传谣违法行为的通告”,认为“五名学生打死同学,其中一人已自杀”、“孩子已经离开,全身被打淤青死血,手脚被打断”等为不实讯息,属于造谣生事。同时,再次发布刑侦通告,确认“无证据证明死者系他杀,其损伤符合高坠伤特征”。


我没有理由拒绝官方的讯息通报,相比于网络上流传的讯息,官方的讯息并没有太多经不起质疑的地方。像民间盛传的死者系暴力殴打而死,然后再扔下楼,理由是死者伏面向下,而背部却有像是被暴力殴打后的淤青血痕。我专门向法医学的朋友求教,实际上高楼坠亡如果没有皮肤损伤(有的话现场就会有一大摊血)而只是体内出血,几个小时后就可能在身体出现淤青血痕样的尸斑。死者在凌晨两、三点钟死亡,被晨练的人发现报警确实已经是几个小时后了。

民间舆论显然并不相信官方的说辞,而是相信死者是被有鼻子有眼的五个校霸活活打死;而这五个校霸,有校长之子、老师之子、镇长之子以及县长之子;因为这几个校霸向死者勒索钱财(有说1000元)未果因而下痛手殴打;杀人的校霸孩子有两个已经自杀了,一个跳水,一个割腕;……。

在我看来,民间的说辞很容易被证伪,校长之子,老师之子,镇长之子,县长之子就那么几个,要证伪民间的说辞并不难,只要公开相关信息,谣言很快就会不攻自破。而且,说实话,对于官方来说,应对民众的质疑,只需要及时公开必要信息,建立发布会制度以及公关应对小组。特别是公安机关,一定要有公关意识,并建立起公关应对的机制和措施。作为国家暴力机器的一部分,民众对警察机构有所质疑在任何国家都是常态,在政府各个部门中,公安部门尤其需要建立公关应对机制和相关的预案措施。

遗憾的是,官方没有采取公关应对措施,而是习惯性地采取了维稳措施,这很容易就造成官方与民间舆论的冲突和对立。应对舆论质疑的公关应对措施的要领是沟通、公开以及达成理解;而维稳应对措施的要领则相反,是控制、封堵以及防微杜渐。一旦控制信息传播,一旦开始封堵舆论,民众的质疑就很容易被激化和坐实,官方哪怕说的是实情,民众也倾向于不相信。这在政治学里被称为“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1](猜猜这是谁说的)

之所以民间舆论与官方说辞之间有着如此对立的冲突,不言而喻,如果官方说辞为真,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塔西佗陷阱”案例。民间舆论之所以会有着与官方说辞截然不同的“流言”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流言”更符合许多民众对事件的经验认知图式。


举个例子,我曾经在授课时,在黑板上写过一句话,“街头的小贩刺伤了城管”,然后问下面的学生一系列问题,“小贩用什么刺伤城管的?”“小贩为什么要刺伤城管?”“谁更值得同情?”等等,学生们的回答异常的丰富,总有学生会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小贩用刀刺伤城管;小贩被城管欺负所以反击刺伤城管;小贩更可怜。问题是,我黑板上的那句话只是一个简单陈述,根本就没有包含回答那一系列问题的任何信息,学生们会根据自己生活经验的事件认知图式来自动补充缺失的信息,他们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在往“事实”里添枝加叶,添油加醋。

也就是说,谓的“谣言”未必是恶意捏造,完全可能是在人群的传播链条中无意识地往里面添枝加叶,添油加醋,以讹传讹,以至于三人成虎。甚至,哪怕是恶意捏造的“谣言”,人们之所以会踊跃地、积极地参与到传播链条中去,绝大多数中间传播者是真诚地相信其为“真相”,因为符合他们对于事件的,基于经验的认知图式。

遗憾的是,只要事件进入维稳模式,用强力来肃清舆论,用封堵来杜绝“谣言”,“真相”其实就很难根植到民众的心中。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无法根据“真相”来谈这件事情的原因。我不认为民间的舆论就是靠谱的;我也无法让更多的民众相信官方的说辞就是实情(其实我也无从判断)。在我的观念里,如果某一方面的信息被控制和封堵,那么另一方面得以传播的信息就有必要保持被质疑。

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都要适应这个没有“真相”的时代。你的态度取决于你的立场、经验以及价值取舍,唯独与“真相”没有必然关系。

[1] 这句话是习近平在前年视察兰考县时,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