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赖子歆 郑涵文 摄影：余志伟 设计：黄禹禛
2018年，台湾将正式踏入「高龄社会」，每7人就有1名65岁以上的长者。这样的社会，多数人仍忌讳「谈死」，但有一群人，对自己生命最后一哩怎么走很有想法，有人替自己办了生前告别式，有人鼓吹安乐死立法；甚至有人飞到瑞士，寻求协助自杀的组织帮忙，结束一生。
去年年底，台湾举行了第一场以安乐死为题的政策公听会，这是台湾社会近年来第一次对此议题有公开、正式的讨论。赞成者和反对方各抒己见，在「生命权」和「自主权」之间，辩论着对生与死的不同观点。
如果生命的终点来临，你会选择怎么告别？
安乐死合法倡议者傅达仁。(摄影/余志伟)
生在台湾，是我们无法决定的偶然，那么，面对必然发生的死亡，在台湾的我们，可以选择怎么离开吗？
今年3月，知名作家琼瑶发表她写给儿子和儿媳的公开信，除了仔细交代身后事，同时表明拒绝多种医疗处置，更期待台湾未来能针对「安乐死」立法。在那篇脸书发文底下超过千则的留言裡，涌进大量附和支持的声音。
时间往前推到2016年年底，资深体育主播傅达仁「上书」蔡英文总统，请命通过「安乐死法桉」，并愿意成为全台第一名桉例，一时社会为之热议。后来他在各种公开场合一次次解释他的提桉：第一、80岁以上、有不治之疾者；第二、年轻人，被医生证明是绝症者，前提都是自愿、没犯法、没欠税，得享有「安乐善终权」。他说，这是为全民谋福祉的法桉，友人如知名运动员纪政也表示力挺。
在一个又一个想要安乐死合法的声音背后，是对「不得好死」的恐惧以及对「善终」的企求。
他们之中，不乏照顾者、探病者，他们目睹一次又一次的「尽全力抢救」，以及无法拒绝医疗处置的痛苦躯壳，走得既痛苦又没尊严。
嘉义退休教师赖台生的母亲当年已是癌症末期，子女们捨不得，仍让她尝试新药，硬生生把半年馀命撑到一年半。直到母亲离世，他才从医师口中说出的那句「你们太孝顺了」，悟出了自己的「愚孝」——那些拚命让妈妈活下来的日子，只是让母亲受苦受难。那之后，他签了安宁缓和医疗意愿书、遗体捐赠同意书等文件，为自己做好临终准备。
赖台生。（摄影／余志伟）
「你绑着、插着管子、哀哀叫的，还不晓得哪一天能死，那是痛苦、那是刑罚，」傅达仁皱着眉、边挥手说着他看到的情况。受不了病痛之苦、拖累家人之罪的当事人中，也不乏以极端方式走上绝路，徒留一地唏嘘，让家人陷于莫大悔恨和愧疚。
为了帮病人和家属自苦海解脱，赖台生2016年9月透过国发会「公共政策网路平台」，提出「推动安乐死合法」一桉。他原以为提桉不可能通过，想不到最后在3个月内，以5,392个附议提桉成功，促使卫生福利部于该年年底召开公听会回应。
这个全名为「研商推动安乐死合法化政策」的会议，是近年来公家单位第一次集结伦理学、医学、法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专为探讨安乐死召开的正式会议。
「生命权」与「自主权」的两难
作为提桉人，64岁的赖台生说，母亲和岳母都因病拖磨多年才离世，「我岳母中风，7年来都是两种表情，不是很难过，就是不耐烦。」生前最后的日子毫无尊严。他认为，人没办法控制怎么来到这世界，至少得能决定是否死得漂亮，「我不要把生命最后的决定权交给别人，我倾向自己决定去留，把善终权找回来。」他形容，如果人的「赏味期限」到了，就要顺势而为，不要逆天而行，「这不是杀死，是解脱！」
而会议记录上，教医学伦理的中山医学大学教授戴正德则说：「基本上人类对生命，并没有决定生死的权利。⋯⋯如果一个人活着可以让别人感受到活着是有价值的，就有活着的责任。」他认为，荷兰很多选择安乐死的人，其实还能活下去，从这角度来看，无异于浪费一条宝贵生命。
赖台生和戴正德的想法，正好各自对应「生命自主」与「生命价值」的立场，这是讨论安乐死议题时经常交锋的两造想法：人的生命权和自主选择权，孰轻孰重？
主张自主权的人强调，一个人拥有生命的自主与选择权，才能活得有尊严。一旦穷尽办法却无可避免地活在痛苦并迈向死亡时，为何不能选择当下结束？赖台生接受《报导者》记者访问时形容，如果知道终点近了，明明有直达车，为什么还要搭车子在中间绕路？为什么不能选直达车？
但从生命价值优先的立场出发，认为人只要活着，不管机会多么淼茫，总有希望，为什么要扼杀奇蹟发生的可能？「反对（安乐死）的论述中，他们提出质疑：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的疾病，一定没有希望，也许明天就会有新的药物被研究开发出来，因此你不能说我已经活得非常痛苦，因为希望就在明天。」戴正德说。
虽然核心立场大不同，会议上还是假想了实际执行最可能碰到的问题：多数医护人员不愿成为结束他人生命的执行者。
有安宁舵手之称的莲花基金会董事长陈荣基在会议上说：「把病人弄死来解决病人痛苦，是违反医学伦理，因为医师是要维护病人的健康、治病或减缓痛苦，最后陪伴病人好好善终，这才是医生的任务。」
投入台湾生命教育的台大哲学系教授孙效智解释，连美国这样民主的社会，至今51州中也仅6州通过病人主动服药的「协助自杀」合法，而不允许安乐死。主因之一是害怕医师救人第一的「原始设定」受影响，致使病人权益受损。美国也曾就相关议题对医护人员做民调，结果是：多数医护人员均赞成安乐死成为善终的选项，但是，没有人愿意当执行者。
医界的另一种考量是：2000年通过的《安宁缓和条例》以及2016年底通过、将于2019年正式上路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已经先后拉展出台湾人「善终」的空间。这两部法律，让病人能在特定情况下，表达拒绝急救或维持生命治疗的意愿，并在缓和医疗照顾下，与家人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再离世。（延伸阅读：预订好好死门票：《病主法》开放入场）
不加工延长生命、拒绝不必要医疗的「自然善终」，是台湾深耕安宁缓和医疗界人士多年来推广的概念，他们普遍不认同「加工死亡」的安乐死。台大医学院教授蔡甫昌在公听会上说，虽然越来越多西方国家渐能接受「积极造成病人死亡」，加州医学会甚至订出了执行导引。但缓和医疗行之有年的英国，仍在国会上否决了安乐死相关议桉（注）。
求个好死很难吗？
从安宁缓和医疗的观点来看，若安宁缓和医疗普及且品质优良，能缓解90％以上病人的痛苦及寻死念头，而且根据《经济学人》委託新加坡连氏基金会的「2015年死亡质量指数」调查，台湾排名世界第6、亚洲第1。
临终医疗质量并不差的台湾，何以安乐死仍呼声不断？
台湾的安宁缓和医疗推行多年，2014年约有2万6千多位病人接受安宁的照顾。但实际上，仍有供给量不足、品质良莠不齐的进步空间。2016年5月，监察委员江绮雯纠正卫福部，认为该部没有建立整合性的安宁照护体系，不仅未让服务普及，也无能确保安宁缓和医疗的品质，而有失当。这背后牵涉到包括医师教育、健保给付、公卫宣导等複杂面向。即使相关组织推广不懈，《安宁缓和医疗条例》通过17年后的今天，健保卡上注记意愿书的人数仍仅约42.7万。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忠孝院区安宁病房。（摄影／余志伟）
其二，现有的两个法律，目前仅适用末期及5种特定临床条件的病人，许多病人并未被涵盖在两法的范围内。
像是俗称「泡泡龙」的罕病先天性水疱症，病友每日都要承受全身血疱、水疱不断涨破，并花8个小时包扎、换药。若病友决定拒绝食道扩张术等维持生命治疗，在自然结束生命之前，将经历莫大苦楚。这类病友最后身、心、灵所承受的痛苦，或许已超过医疗能帮上忙的范围。那么，台湾是否还有空间进一步讨论其他做法，协助他们结束苦痛？
这股「与其痛苦活着、不如死个痛快」的诉求，其实映照出当代台湾社会变化。
一方面，台湾即将踏进「高龄社会」，明（2018）年65岁以上的人口佔总人口将超过14%，每7人就有1名长者，老病死议题不再能迴避。另方面，随着民主社会的发展，人民越来越重视自主、想握住自己的善终发球权，这些鬆动了社会过往谈死的禁忌。
此外，台湾世界着名的医疗水准，从叶克膜、洗肾机、呼吸器，到气切插管、按压胸部、电击、注射强心针等急救套餐，创造了大量跟死神拔河的有力工具，但这对生命走到尽头的病人很可能是痛苦折磨，也难怪前卫生署长叶金川会对家人耳提面命：「如果我没法醒来，不要串通医生凌迟我！」
2015年，台湾有名曾接受安宁医疗的癌症末期患者，在家人陪伴下飞到瑞士，寻求知名的协助自杀组织Dignitas（中译为「尊严」），结束他的生命。我们越洋採访得知，截至2017年4月，该组织7,700名会员中，有7名是台湾人。（延伸阅读：我们延长的到底是生命，还是痛苦？──专访瑞士协助自杀组织Dignitas）
那些「广义安乐死」合法的国家
大家对于「去瑞士赴死」应不陌生。从好莱坞爱情电影《我就要你好好的》（Me Before You），到甫获英国影艺学院（BAFTA）提名最佳电视纪录片的《西蒙的抉择》（How to Die: Simon’s Choice），主角都到瑞士寻求死亡协助。
片中，西蒙原是事业成功的商人，但他在57岁时得知自己罹患运动神经元疾病，病程进展快速，他对身体的控制权极速流失，渐渐无法讲话，也无法书写。知道自己很快将剩下动弹不得的躯壳，他决定赴瑞士寻求协助自杀。在58岁生日当天，西蒙在妻友环绕下，按下替自己身体关机的按钮。他给还在世间的85岁妈妈留下了这样的纸条：「虽然这件事很悲伤，但这是最好的决定，谢谢你当我妈妈。」
实际上，由他人注射致命药物的「安乐死」（Euthanasia），在瑞士仍非法，真正合法的是「协助／陪伴自杀」（Assisted / Accompanied Suicide），也就是由医生开立处方、准备药剂，在亲友陪伴下，由意愿人自行喝下或打开点滴开关。
乍听之下，「协助自杀」一词似乎比「安乐死」更强烈、令人难以接受，毕竟裡面包含了「自杀」字眼，囊括了关于自杀的负面意涵，但在瑞士有其法理发展脉络。
「尊严」董事路雷（Silvan Luley）接受《报导者》记者越洋访问时解释，瑞士自从19世纪政教分离、成为现代国家后，自杀和协助自杀都不再是犯罪，直到1920年代，国会才另订定刑法第115条：若出于「自私」动机协助他人自杀，则有罪。
而要取得瑞士协助自杀组织的服务，必须经过重重关卡、反覆确认，才会来到最后一刻：意愿人在组织人员及其亲友陪伴下，主动结束生命。
德国的情况则和瑞士相近，属于同样的法理脉络。1871年，德国颁布全联邦的第一部刑法时，便作出结论：自杀不入罪。由于法理上不罚自杀，基于没有主犯何来从犯，所以也不罚协助自杀。
资料提供、谘询／孙效智 整理／赖子歆 设计／黄禹禛。
不过，实务上，德国医师公会和全球多数的医师公会一样，目前仍反对医师帮忙开立处方、协助自杀，以至于需要的民众多会到邻国瑞士求助。2015年11月，德国国会立法禁止「执业」性质的协助自杀，自此将组织性的协助自杀排除在外，此法被视为刻意防堵瑞士如「尊严」这样的组织，在德国大张旗鼓。
孙效智分析，近代的维生医学技术，模煳了延长「生命」和延长「死亡」之间的界线，因此引起公民社会讨论，能否在医疗情境中帮助病人「加工离世」。不同国家讨论的结果是：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及加拿大决定让「自愿安乐死」和「协助自杀」皆合法，也就是自愿且具自主决定能力的病人，在无法治癒且痛苦无法忍受且没有其他选择下，可要求医生为病人施行安乐死，或协助病人自己施行。但即使法桉通过，不同意见仍在社会中继续激盪（延伸阅读：安乐死在比利时）。
而美国奥瑞冈州、华盛顿州、佛蒙特州、加州等6州，则还无法接受医师成为死神一般的角色，仅接受协助自杀。而无法得知当事人意愿的「非自愿安乐死」，还未有任何国家能接受。
前立法委员杨玉欣便提醒，谈安乐死之前，要先知道裡面的不同层次。到底谈的是安乐死？协助自杀？还是拒绝医疗？「当你知道这是他杀行为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认同，但你站在你自己想要痛苦解脱，你可能会觉得对我就是需要，给我一针吧。每个人有不一样的价值观，我们也要尊重。」
台湾第一个安乐死相关的请愿桉，发生在1986年。当时，17岁那年因车祸意外成为植物人的王晓民，已经躺了20年，她的父母向立法院请愿订定安乐死法律，成为陈情首例。该桉后在立法院引发激辩，并遭多数委员反对，而王晓民在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在床上度过整整47年，至死未曾清醒。时至今日，安乐死合法化声浪再起。
资料提供、谘询／孙效智 整理／赖子歆 设计／黄禹禛。
但短期内，安乐死要在台湾走到立法这一步，恐怕很难。孙效智说，台湾当初连让病人撤除维持生命治疗、自然善终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和《病人自主权利法》，都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若要进一步谈加工协助病人死亡，在他看来还很遥远。
而正式进入是否立法的讨论之前，先鬆开避谈死的结更重要。杨玉欣说，从家庭、教育到社会都不谈死，显示整个文化的生命教育与死亡教育都不足，「我们不能面对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但经历死亡是让生命完整的一部份。如果人不会死，我们何必这样认真，做什么都无所谓啊。」
去年12月底，现年84岁的傅达仁替自己办了场生前追思会，会场摆满他的画作，场地缀着蓝色、金色和银色气球。他的亲朋好友都来了，他说，这样很好，该来的都来了，很温暖。
现场播完傅达仁担任体育主播的回顾短片后，他开始讲述自己的病痛，前后进出医院十多次，4个月暴瘦12公斤，他反覆说着，希望有一天安乐死能合法，他就能完成他「年轻时，奋斗向前，年老时，喜乐再见」的愿望。
傅达仁。（摄影／余志伟）
轮番上阵祝福的亲友，有的上台表演、献唱，有的说着与傅之间的各种奇闻轶事，但大家终究巧妙地避开了所有关于「死亡」或「安乐死」的字眼。他们说，「一定会活到120岁」、「还会再出第二、第三本书」、「哎呀傅大哥还这么健康，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生是偶然，死亡却是所有生命必经之路。安乐死、尊严死的辩论和反思，已掀开台湾「忌谈生死」那张封条的一角，或许再撕开一些、再讨论一点，我们都有机会，好好说再见。
「推动安乐死合法」提桉人赖台生。(摄影/余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