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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17年11月26日晚间十点半在北京局部发生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赴京寻子的山西农民,周末才能进城的白领,失去租户的本地人,以及离别在即的大家族。在这个夜晚,他们的命运已然发生改变,但日子总还要过下去。

11月26日晚11点02分,回龙观租户李树宽关上了门。摄影:兰飞

修车工李树宽说自己是“三个没有”:没文化,没有钱,没有能力。

2017年11月26日夜里十点半,昌平区回龙观镇定福皇庄村人声鼎沸。作为“北四村”的一部分,随着2009年海淀区唐家岭改造,这里流动人口猛增。四个户籍人口仅为6000人的村子,现在共容纳着9万多外来人口。

“非典”那年,李树宽离开内蒙家乡,先是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干活儿。后来,他跟着朋友学修车,在定福皇庄村租了一间门面。今年,房租已涨至1800元,但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除去房租,他每月只剩下200元糊口费。

李树宽和55岁的妻子陈远宏是组合家庭。2010年,离异的陈远宏看着小儿子扯下户口本上自己的那页纸,独自前往西安打工,两人从此失联。7年前,寻子途中的陈远宏在这里与他相识。

小儿子曾在回龙观一家餐馆打工,这成了陈远宏一个无法解释的执念:想在这里遇上他。但北京太大了。

七年来,“文盲”陈远宏揣着儿子的名字和照片辗转北京、安徽、河南等多地,“一边打工一边找儿子。”

店内拥挤不堪。20平米的房间里并列摆着两张床,一条布帘子隔开了睡觉和用餐的空间。无声的黑白电视机在最显眼的位置闯入访客的视野。

按照要求,租户们要在12月20日之前完成腾退。他们早已把物品打包。
她将在几天后跟着李树宽前往河北张家口。陈远宏有点遗憾:小儿子几乎没有可能会出现在河北。

李树宽劝慰她,就算留在北京也不一定找得着儿子。“我们一个大队的人,在回龙观四五年,我今年才见着。”

陈远宏记得儿子的一根手指因为受伤失去了半边指甲盖,但具体是哪根,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太久了,我又不识字,记性不好。”陈远宏摩挲着小儿子的相片。

陈远宏展示小儿子的照片。摄影:兰飞 二

随着中关村科技园昌平园以及其旗下的几个科技园区的落户,回龙观的常住人口构成变得更为复杂。

租住在定福皇庄村的艾文夫妇两人都是IT从业者。在回龙观的内部,他们走上十分钟,穿越京包铁路线,就能到达“中关村生命科学园”。

以艾文夫妇租住的三层公寓为例:一二两层是面积较小的开间结构,租客多为在附近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甚至有四五个人合租睡一张大通铺的情况,而三层则是“一室一厅”格局,住的多是刚工作不久的白领小夫妻。

纵然搬家迫在眉睫,这个周日的晚上十点半,她不得不睡了。

艾文夫妇的房间位于公寓顶层,不足20平米,月租为1300元。他们曾经租住在附近的封闭小区,房租是现在的三倍。为了偿还燕郊房产的贷款,他们选择来到这里。

他们搬来还不到一周,家里有些凌乱,几只大箱子堵在门口,房间里仍弥漫着消毒水味道。
“箱子还没拆封的,就又要搬走了。”她有些无奈。刚搬来的时候,艾文想在局促的房内花点新意,让家成为家的样子。她想在沙发背后的墙上挂满照片,但刚挂上一张便被通知离开。

墙上的照片。摄影:兰飞

来京多年,他们一直生活在城市外围,是“平时上班、周末进城“的白领。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烦恼。在人人都在谈论中产下坠的年代,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夹层中晋级。但现在,这一切看起来都不那么重要了——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在更北的位置,找到容身之处。

朝阳区金盏乡马各庄村,下午四点,电已经停了。

夜幕降临后,村里寒气逼人。这个冬夜,几个住户晃着手电筒,一趟趟地将家当搬上小面包车。
他们曾经的住所,是一处名为“豪丰青年社区”的公寓群。公寓群规模惊人。据这里的住户说,这所公寓群共有三百个房间。屋顶由钢板顶棚搭建,每一户的窗户上装有防盗铁窗,房间的窗户朝内,在视野尽头延伸。

租客们形形色色:互联网从业人员、财税人员、中介公司员工、快递员、服务员、剧组工作人员……

这所位于东五环外郊区村落中的公寓,构成了一个小世界。白天,这里的人们奔赴北京的各个角落,在各自岗位上工。晚上,他们回到这一个个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休息,周而复始。

“我想等到最后,我现在不需要租房,朋友在天鹅湾小区已经给我找地方了。” 周贺(化名)打着手机手电,在公寓的“腾退办公室”门口与人闲聊。

“这里有一户住着一个玩儿骑行的,他的车很值钱。”他又说。大学毕业后,由于没什么钱,周贺专门在网上查类似“豪丰青年社区”这样的住所。他甚至摸清了迅速找到此类住所的规律:一般在城乡结合部或者是待拆迁的地方。“这里还好,有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进去就像马蜂窝一样。”

即将搬离公寓的租户。摄影:傅适野

如今,他已经摆脱了“穷学生”的状态,月薪达到了两万五。由于大部分时间都在出差,他仍然选择在此落脚。

他自称“更多的是将这种居住方式作为对于生活的体察”。

“我曾经和一位长期出差、月薪和我差不多的邻居聊天,我们感叹,这帮人一般人是接触不到的,他们真的是在最底下,你要是没有见到,完全不能想象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做饭是为了好玩儿,而他们是必须每天做饭。”

周贺说,他已经做好了随时搬走的准备,“我屋里也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一个电脑随身带着,还有就是一个投影仪,大概四五千。”

我们遇到张筠,是在她家楼下的小超市里,她和店主以及其他租客们围在柜台前聊天。在五福堂村,这是少数不多还开着的铺面。来自东北的店主夫妇俩正忙着减价甩卖清空存货,他们租下铺面六个月,现在又面临搬迁。一旁的拉面店也还开着,锅支在门口,冬夜里腾起阵阵白雾。

五福堂村位于大兴旧宫镇南小街,距离南二环尚有二十里地。在整治中,这里也要疏散租住公寓的外来人口,同时,“拆迁区域,尽快撤离”的横幅也挂上了村外的围墙。

和许多本地人一样,张筠也是在上周的村大会上才收到了整治出租房的通知。相比很多地方,这里的要求稍显宽裕,12月1日是搬迁的最后期限,如果房东能够在此之前将租客清退,据说可以收到10万元的补助。“开完会广播喇叭一放,人们就跟发疯一样找房”。夜幕降临时分,村子里的巷子头尾,不少人忙活着往卡车上搬家具。

张筠家的三层楼是2008年盖的。一楼用作铺面,二楼用来出租,自家人住三楼。租客王迪(化名)带我们查看了楼道和房间。“这里特别干净”,王迪说,“我当初选这里是觉得安全,楼道宽敞,都是单身住客,卫生好”。

王迪是山东人,穿着一件黑色棉夹克,买了桶泡面和两根火腿。他住在张筠的小楼二楼,平时在附近送餐送货。在五福堂村,他住了三年。再往前,他住过安定门内,也住过更远的五环之外。
回忆起之前的五福堂村,张筠记得那时候“特别热闹”。村子的几条主路上挤满了饭馆和店铺。上下班时候人流络绎不绝。但这里的生活也很苦——“从前早上三四点你站在村口,就能看到排队等公交车进城上班的人”。

在五福堂周围,这些年陆续兴建了一些新的小区住宅。但村里人不去那里吃饭。“差几步路,价格就跟村里差一倍了。”小王觉得村里一切都方便:“虽然没那么讲究卫生,但能吃能喝,实惠。”

自小在五福堂长大,张筠年轻时在国营农场工作,直到2008年在宅基地上盖了三层小楼。至于村里的农地,现在已经变成了小区。离开了种养,收入来源变得极其有限:“之前很穷,盖了楼有了房租之后,才好过的。”

“后半辈子就指着这点东西呢”,张筠说。她的租客们很快将离去。接下来怎么做,她并不清楚。
张筠没有像很多房东那样接到通知就清空租客。“冬天太冷了”。她打算让租客再住几天,大不了就拿不到补助。“不要就不要呗,我就让他们能住就住,这大冬天的,天太冷了,你要真是三月份四月份,走了就走了。现在这多冷啊,先住着吧。”

张筠的爱人一早住进了楼房,暖和。但张阿姨没跟着住过去。“房东是女强人,”租客们说。“她天天陪着我们,说你们先卖,先卖。”

“我得看着啊。”张阿姨整天下楼和租客聊天,“要是大家这样散了,也没办法,但其实挺舍不得的。”

11月26日晚上十点半,北京南二环,零度。玉蜓桥上下是两个世界。
张宏正在两位邻居的帮助下,把自己的洗衣机、冰箱及其他家具塞到老李平时收废品那辆三轮车上。

老李和他的邻居们是玉蜓桥南蒲黄榆二里的半地下室住户。这片房子始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这都是单位的公房,有30多年了。”老李说,这里的房型有一居室至四居室不等,现在均价已达6万元/平方米以上。

为了节省成本,他们没舍得租住地上的楼房。“地上部分的单间至少要3000多平米一个月。租不起。”半地下室都是10平米左右的单间,每个月租金七八百元。

他指着地下室门口的那户人家:“那就是房东。”

房东是一个六十岁的大妈,据说在燕郊有一套房子,承租这些半地下室多年。

“她也得走。”老李说。

蒲黄榆二里半地下室的住户们连夜搬家。摄影:周小飏

半地下室里,住着快递小哥、早餐店老板以及在附近上班的人们,天南海北,有近百户。

张宏在附近上班,图距离近的方便,半年前租住在这里。“昨天(11月25日)接到房东通知,说29日之前要搬出去,否则就要断水断电。”张宏说,白天还要上班,只能晚上下班之后出来找房子。

“先把自己的东西拉到宋家庄一个旅馆里,捱过这几天再说。”他蹬着三轮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三轮车的车主老李正在“捡漏”,看看张宏扔掉不要的物品里有什么还可以能利用的。“这有个护腰。刘老头,你要不要戴戴看?”老李蹲着,把护腰扔给刘姓老住户。

刘老头拿着护腰比划比划试了试,说“不合适,用不了。”

对门的快递小哥小林,下午还在给方庄的住户送快递。他不得不在辗转快递的路上,抽空看房子。

夜里十点半,他发来短信:“我没有找到房子。我有个哥们儿在西园子找了个小间,只能住一个人。崇文门这块跑快递的很多找不到房子。有的地方知道我们在找房子,就坐地起价。就好比上舍园后边的幸福公寓,有熟人介绍的月租涨300元,没熟人介绍月租涨500元。”
“唉,都走了……”老北京看着人来人往,重复着这句话。

晚上十点半,盛腾公寓A239只剩下了吴淑芬(化名)一个人。

她清洗完杯盘碗盏后,把余下的饺子放到冰箱里冷冻——剩下的馅儿明天还能再包顿馄饨。
这个晚上,一家十口人在这间不足20平米的开间里结束了晚餐。这是他们在这个偌大城市里的一顿团圆饭:几斤猪肉芹菜大葱馅和韭菜馅饺子、一盘炒蒜苗。为了让局促的晚饭显得有尊严,他们还在茶杯里倒上了红酒。

吴家人的团圆饭。摄影:牛牧江曲

与许多散落北京周边的公寓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位于朝阳区十八里店盛腾公寓,即将在一天后结束其长达6年的使命。这处由工厂改建的公寓共有三栋二层建筑,呈口字型分布,院中空地平时充当了租户们的停车场。楼里的空间隔成了四排,每排又分割成了几十间开间式公寓,600多个家庭或单人共同生活在这里。

吴淑芬一家三代同堂共十口人,在盛腾公寓租住了五年。起初,大女儿、女婿先搬来这里,接着老两口和小儿子一家也来了。吴淑芬家隔壁,就是儿子、儿媳家,女儿家住在另一栋稍远些的楼里。大女儿和儿子又各有一双儿女,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还不足一岁。

一天前,吴淑芬照例去菜市场选购一家人一周所需食材,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室外活动。一下楼就看到了门口贴出的清退通知,限期两天后搬家,“穿着新买的大衣高高兴兴去买菜,心一下子就凉了。”

这两天,盛腾公寓里的租户们见面,第一句话就先问“房子找好了没有,准备住哪里?”尽管很多人还没来得及找到房子,但依据公告的要求,租户们从那天开始了公寓清空工作。行李、家电、家具陆续占满了本就狭窄的走廊,多数人选择只搬走最值钱的东西,“卖废品都没人要了,东西太多了”。

看到通知的那晚,吴淑芬就开始失眠。她又重新开了灯,开始整理自家的东西,几件衣服打包收拾到了一点多,心这才安定了一些,重新躺下。但她还是睡不着,打开电视看了一会儿,才重新又有睡意。躺下,她还是睡不着。

她并不喜欢北京,但真要走了,她还是舍不得。“心里难受,像有刀子扎一样疼。”
离别就在眼前。她和老伴要跟着儿子一家人搬去廊坊。外孙在附近的十八里店中学读初一,大女儿一家离不开,决定搬去不远处的周庄。

晚饭时,她说自己最近总失眠。“不要太操心,搬家也不是让你搬。”女婿劝她。

“我就是住这儿习惯了,不想搬。”吴淑芬说,起身又去盛了一碗饺子。

儿子、儿媳们吃完,分别回到隔壁自己家去了。吴大爷也出门了,他不住家里,住在小区门岗,

看守女婿承包的公寓停车场,最后这几天,他还要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在冬夜里的这顿团圆饭之后,儿孙们陆续离开。她一个人留在这里,房间小而空空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