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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南美国家智利大选，呼声正劲的是社会党人阿连德，一位具有鲜明左翼倾向的政治人物。美国人很紧张，几度策划阴谋活动，想把阿连德拦下来，但未能成功。在选民支持下，阿连德成为拉美第一个竞选上台的左翼领导人。
阿连德一上台就兑现承诺，对智利经济改造。智利有许多大型铜矿，大部分掌握在私人和外国资本手中。铜矿是智利的经济支柱，怎能让资本家把持呢。政府没收了许多铜矿及其他工业企业，这是阿连德改造国家的第一步。
大量企业没收，如何运营这些企业？所有国有化运动都面临这个问题。一般做法是保留原有经营者，听从计划委员会指令，企业由私人经营向政府管理过渡。阿连德别具心裁，他想用最先进的管理学、最先进的技术手段直接管理企业。
这门管理学是控制论，技术手段则是计算机。这是1970年代的前沿科学。当时没有互联网，计算机的功能就是计算，做复杂数据的处理。
阿连德的导师是管理学家斯塔福德·比尔。此人是”控制论“的巨擘。控制论是一门研究系统平衡稳定的管理学。和阿连德一样，比尔也是狂热的左翼人士。只不过，他反感斯大林式的中央集权，倾向于用其他手段施行计划经济。
比尔认为，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肯定行不通，市场经济则难免有各种问题。企业家恶性竞争，会带来无谓内耗和资源浪费。要有一套信息机制，让企业协同供给，满足市场需求。
对于这套新型经济理论，斯塔福德·比尔沉醉其中，他用这套知识管理自家企业，一切井井有条。这让他志得意满，急于找一个国家做实验。1971年，斯塔福德·比尔来到智利，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经济师”。
控制论主张，计划经济要摒弃计划者的主观意见，采用客观标准衡量系统的稳定性。正如人一旦生病，会有发烧、咳嗽等数据变化，经济建设同样如此，建造一栋高楼需要多少砖瓦人力，会有详尽的数据指标。数据采集下来，交给计算机处理，各项经济活动所需的资源，全都清清楚楚。
听起来是不是很科学？现代几乎所有企业都要用到数据，国民经济不就是更大一些吗？就用大型机计算吧。
阿连德的经济计划中，就包含很有科幻感的东西。企业和政府间，搭建数字化的通信渠道，实时生产数据传输到控制室。控制室有一台超大计算机，写好软件程序，实时监测工厂生产状况。一群专家坐在中央控制室，随时根据数据做出经济调整。
当权者真诚相信，苏联那种大国，采用数据管理也许做不到，智利是小国，超级计算机处理信息，做得肯定比人好。苏式计划经济有一大缺点，是官员篡改数据，误导决策。计算机不存在这个问题，所有数据都是真实的。官员没有作弊的机会，这杜绝了国家机器的腐化。一些工人被邀请去参观。理所当然的，这些人啧啧称奇，纷纷表示终于不受资本家剥削。
“控制论”看起来科学，超级计算机似乎先进，它们没有阻止阿连德政府的崩溃。
1973年，智利军方发动军事政变，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率领飞机坦克攻打总统府。据说，阿连德是用一把AK—47步枪自杀的，这把步枪是卡斯特罗送给他的礼物。
阿连德执政三年，将智利几乎所有像样的企业都国有化。90%以上的企业被政府接管，听从计划委员会指令。智利大量产铜，不仅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刚好遇上国际铜价大跌。大量铜矿变成无用的垃圾。
智利的农场全都国有化，政府对农民规定了极高工资。生活物资消耗一空，生产远远不足。小麦产量减少40%，进口缺乏外汇储备，到处物价飞涨，饥饿蔓延。政府试图用发钞解决问题，短短两年，通胀指数翻了几百倍。
那套控制论呢？很抱歉，什么都控制不了，经济崩溃像火山爆发一样，所有人都无能为力。政府引以为豪的计算机系统完全无用。
为什么计算机会失灵，是不是算力不够强大？其实，即便用今天最强大计算机运算，也解决不了生产的复杂性问题。单单一项工业生产，就有几千万上亿变动数据。工业之外有农业，生产者之外有消费者，国内市场之外有国外市场。这些复杂的分散数据，根本不是计算机所能处理的。
还有一项数据是不可能测量的，那就是人的需求。人不是机器。人有感情有意志，有欲望有野心，每天都希望活得更好。每个人的主观需求和变化，根本没办法度量。计划经济下，人的真实需求被压制扭曲，数据不过是官僚的臆想妄定，完全失真。
阿连德失败了，连同他的超级计算机。倒是皮诺切特将军，他在智利经济发展这件事情上，取得伟大的成就。
皮诺切特请了一位经济学家作为导师，他是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1975年，弗里德曼花了六天时间访问智利，和皮诺切特有过几次谈话。皮诺切特服膺弗里德曼的观点，废除军事统制经济，实行市场化改革。
阿连德政府什么都要管，而皮诺切特除了紧握枪杆子，几乎什么都不管。不要国有企业，退还国有农场，工会和社会福利的种种法律，全都废除。至于那尊象征计划经济的超级计算机，也被扫入历史垃圾堆。人们今天已经看不到它的原貌，只不过是从资料和图片才能看到。
智利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山地穷国，跃升为南美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今天的智利，经济自由度居于世界前十。无论怎样攻击皮诺切特是独裁者，他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却无人否定。
智利是弗里德曼“全球布道”的成功典范。幸运的是，弗里德曼对中国改革开放也有过有益的参与。至于英国人斯塔福德·比尔，现在有谁知道吗？那套控制论早已沉埋在学术垃圾堆。计算机继续发展，诞生出互联网。今天的互联网已是自由与开放的象征。
近几年，伴随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一些中国企业家频频提到“实行计划经济”的可能性。
马云说，大数据会让市场更聪明，市场经济不一定比计划经济好。杨元庆说，供应链智能化将有望实现供需平衡，使得按需生产、按需供应成为可能。“也许未来在智能化时代，我们的计划经济才真正可以成为现实。”
他们知道什么是计划经济吗？计划经济的本质，不在于有没有数据。取消私有产权，压制个人需求，将人抽像成劳动工具，听取计划官员指令，这才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没有价格，市场信号消失，生产活动不知从何进行，只能任由官员摆布。计划经济根本没有企业家什么事，大权独揽的官员才是主角。
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时代，不仅没有企业家，计算机、互联网、供应链这些建立在市场高度发达基础上的设备，也会迅速退化，直至消失。杨元庆构想的计划经济时代，科技昌明，物质丰富——事实上，真正的计划经济施行，连吃饱饭都成问题。
四十年前，计算机初露峥嵘，就有人想利用它控制经济。21世纪，人工智能刚刚崛起，就有人做起“计划经济”的大梦，真是可悲。市场太容易被忽视，计划太容易被崇拜。对计划经济本质的批判，是市场主义者长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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