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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封杀中兴，中国舆论场中，芯片元帅升帐。

美国人封杀中兴，但并未封杀华为、小米、OPPO等，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封锁。然而，这仍引发了许多中国人虚幻的屈辱感，于是事情变为：美国封锁中国，中国各层面舆论都在群情激奋的大谈芯片。很多人甚至迁怒与其他行业，说国与国的竞争，靠共享单车、外卖不行。言下之意，国人浮躁，只看重短期赚钱，忽略了技术积累。

国家竞争？

这种国家竞争的说法，一定角度，是成立的。但同时，也暗藏前提，有偏颇之处。瑞士、丹麦、冰岛、新西兰、加拿大，当下的国际分工中，都没有自己的手机芯片。然而，这些国家，人民安康幸福，二战后的世界秩序，也保证了他们不会受到外界威胁。他们不是国家竞争中的失败者，而是优胜者。在现今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他们并不需要完整的拥有这一切，依靠国际贸易即可，他们并不感到屈辱与失败。

实际上，中国远胜这些国家。中国的战斗机、导弹、汽车、高铁、光伏，乃至互联网的商业创新模式，已经可以说占据了国际产业的高端。所以，很大程度上，当下舆论迷恋的所谓往产业链高端走，与其说指的是高端，不如说指的是高端、且全面。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毕竟，英法德这些发达工业国家，也没有完整的技术树，即便是美国，其芯片也依赖于国际分工。

渴望获得完整的科技树，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迷思。

改革开放前，中国与西方对抗，用道义向中国人解释世界关系，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非正义与正义区分国家。改革开放后，这一套不用了，改用丛林法则向中国人解释世界。在这套理论中，国与国之间不存在任何道义，只有弱肉强食。实际上，当下国际关系，虽仍然有丛林法则的色彩，但也并不是野蛮的谁拳头硬谁说了算的时代。所以，两种对世界的阐释，都不真实，但潜在的，都指向中国与世界的对抗，渲染一种并不真实的屈辱感。这正是国家竞争这种说法，暗藏的危险前提。

所以，说到底，意识形态对抗，导致了技术封锁，从而使得完整获取技术树成为必要。另一方面它渲染出屈辱感，由此生产自力更生的产业链迷思，而芯片迷思，则是最新的一个例子。

赶超！赶超！

自力更生，本质上，是产业赶超。

赶超有多种途径。最市场化的比较优势战略，一般都是从产业链低端开始慢慢爬升，速度慢，更重要的是，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上并不通向全面、完整的工业体系，不能满足全面抗衡的目标。所以，市场化的赶超，并不能满足中国短期、全面的大国崛起的赶超目标。

另一种是弯道超车，即在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利用对技术同样的不确定性，或仅是成熟技术的组合，或商业模式，一举超过。在这一点上，不管是电动车、太阳能板，还是各种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中国做得很好。

还有一种就是，以补贴等产业政策，去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甚至以计划制度替代市场机制，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把资源廉价的、密集的投向某个行业，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形象的说，是直道强行超车。某种程度上，当下舆论呼吁的，似乎能满足芯片迷思的，似乎能成就短期大国崛起的，就是这一种。

太阳之下无新事。直道超车，早已有之。

上世纪20年代的苏联，工业化比重很小。苏联政府采取了，不允许市场机制，利用国家垄断地位，扭曲工资、能源、原材料等要素价格，进行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用低利率政策、低汇率政策、通货膨胀、牺牲当前消费、进行强制性的工业化积累，发展重工业。苏联的赶超取得了成功，但却同时造成，工业体系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有这样一个苏联政治笑话，苏联可以造出最好的客机，西伯利亚的人就可以赶到莫斯科去排队买面包，然后当天返回。在不断的赶超战略之下，苏联误判，被美国诱导进入星球大战军备竞赛的赶超之中，终于崩溃。

中国的赶超历史则更加沉重。

1949年之后，原本既定的长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被快速结束，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农业集体化，扭曲要素价格，压制消费，使产品与要素流向重工业部门。在“百花齐放”，继而反右扩大化的“阳谋”压制了不同言论之后，1958年底，中国的赶超战略开始了令人惊惧的一跳。

1958年，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这激怒了毛泽东，在严厉批评“反冒进”并勒令周恩来写检讨，周恩来泪洒检讨书之后，毛泽东发动了旨在使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大跃进”。在“赶美超英”的口号中，钢铁元帅升帐，以钢为纲，把“钢”作为工业化的赶超基准，用工农群众运动的狂热，去推动“大跃进”赶超战略，实现工业化的神圣目标。几乎就在同时，“大饥荒”出现，大跃进失败。这不但导致了彭德怀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决裂，也导致了刘少奇与毛泽东矛盾，文革接踵而来。文革中，中国工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教导，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爬行主义”、“洋奴哲学”、“造不如仿，仿不如买”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

作为这个路线的成果，国产万吨风庆轮成功远航欧洲返回后，被大肆宣传，20多万人上船参观，更被用来批判“洋买办”、“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影射攻击周恩来与邓小平提出的买船政策。不过，邓小平则说，我去法国的时候，就是坐的万吨轮船。

某种程度上，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是一部充满血与泪的赶超史。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才从赶超战略中走出来。

放弃赶超战略之后，中国用市场化机制理顺要素价格，更强调民生、老百姓的经济自由多了，消费也多了起来，随后，中国加入WTO，融入国际体系。此后，仅仅20年不到，中国钢铁产量在90年代末达到世界第一，并从此一直保持，其产量比2-8位的国家的总量还要多，产能过剩反而成为头等难题。2012年，中国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3大世界造船指标，达到世界第一。

历史与中国人开了一个极其沉重，却充满反讽意味的玩笑。

在计划经济时期，赶超战略之下，即便砸掉铁锅，饿殍倒地，也未能获得如此产量。而放弃赶超之后，中国却快速发展。实际上，如果不是这种赶超战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其实可以更快一些。然而，历史并不远，可人们已经在迫不及待的忘记。

补贴是有效的吗？

企业是以利润导向，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没有企业愿意搞芯片，从业者工资低，不是因为没情怀，或中国人太浮躁，而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全球自由贸易分工，科研体系，乃至长期产权安排，都不倾向于自己搞芯片。市场经济自有规律，当中国技术、经济，制造到了那一步，自然就会做。

实际上，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半导体生态逐渐建成，设计制造封测三业发展日趋均衡。当然，市场机制下的产业升级，是相对缓慢的，远不如倡议产业政策那么激动人心，那么能扩大部门权力与预算。所以，林毅夫提倡政府识别产业优势、因势利导的新结构主义，成为政府的座上宾，而张维迎的市场理论总有着微妙的危险。

补贴、产业政策当然是有用的，但效率始终存疑。当然，以中国当下的经济体量，有限度的向芯片行业输血，不会伤筋动骨，但如真要在CPU、GPU、模拟芯片等领域全面直道赶超，并不见得毫不吃力。芯片不是空间站，火箭，导弹这样的国家工程，而是讲性价比、良品率、利润的市场行为，在这些目标导向之下，美国的芯片也是全球分工的结果。中国完全独立的芯片体系大概率的会遇到性能低，良品率低，成本高等问题，需要政府补贴，且需要长期持续，而研究上也需要大量基础研究作为依托、也需花钱。那么，挤占其他领域的民生预算，也必然难免。

更重要的是，扭曲本该按市场化原则配置的要素效率到底如何呢？可以肯定的是，一批人要发财了。用砂纸抹掉外国公司logo的汉芯丑闻不远，新能源汽车大规模造假骗取国家财政补贴，已不了了之。显然，没有补贴，私人资本投资的企业断不会这样自己骗自己。

芯片行业仅仅跟随性发展，就涉及巨大的投资。若要站在世界领先水平，更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这些研发投入大、见效慢、周期长、且充满风险。显然，这需要给企业家以长远而稳定的预期；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透明、公开的科研体系，远非一蹴而就之事。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涉及更加基础的制度。所以，某种程度上，芯片如果是工业的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它同样是一系列制度的结晶。

产业政策、补贴的另一个问题是，必然陷入另一个恶性循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思，必然包含着“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用非市场方式，试图快速的掌握完整的科技树，往小处说，是小农意识在国际关系、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往大了说，体现出的是，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不信任，必然会引发外界的进一步反弹。

大国小民

饥荒结束之后两年，也就是1963年，一个男孩出生了。他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处于赶超战略阶段，物质贫乏、充斥着各种票证；他成年后，则经历了快速丰裕起来的生活。或许正是这两种对比，使他在自己风靡世界，描述人类与外星人抗争的小说《三体》中，这样描述人类的技术赶超：在技术赶超带来的大低谷之后，人类放弃了赶超，转而专注眼下的生活，但技术进步却飞快的出现了。是的，即便刘慈欣可以看做是“工业党”，有“征途是星辰大海”的情怀，但他仍然写出了著名的：“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毕竟，经历过物质贫乏才能明白，人的岁月静好，才是一切的根本目的。

所以，芯片迷思、赶超战略背后的本质问题是：如何认识国家与人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在并不真实的屈辱教育之下，中国舆论已经丧失了从个人、老百姓、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动辄的大国视角，家国情怀。也正因为如此，这几天的舆论才会把大国的怒气归咎于小民的衣食住行。

然而，老百姓“饿了么”要吃饭，永远不是错。外卖、共享单车、网约车、街边的小餐馆，这些东西，在一定角度，并不比芯片等而下之。它们是市场经济模式导向下的典型例子。市场经济带来了人民的安康幸福，提供了长治久安的绩效合法性。中国这40年的快速发展，在于以市场配置资源，也就是说，是放弃重工业赶超的结果。实际上，抛掉宏大目标，关注日常生活，寻求个人幸福、自我实现的动机，才是经济发展，技术经济的真正动力。美国60年代半导体初起之时，是如此；撑起美国芯片产业的仙童公司的八个叛逆者，也是如此；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是如此。

爱因斯坦永久放弃德国国籍72年后，德国这个当初被爱因斯坦抛弃的国家，决定将2005年命名为“爱因斯坦年”，并决定将爱因斯坦的政治信条刻在政府大楼上：“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所以，此次中兴被封杀，如果激发狂热的芯片迷思，并不是国之幸事。产业政策，财政补贴，不可或缺，但却过犹不及，中国未来的各产业赶超战略，仍需尊重市场机制，不能以狂热推动，不能牺牲民生福利。国家竞争，终究应该为国民服务，“给人民以芯片，而不是给芯片以人民”。把国家奉献给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而不是把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奉献给国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国家竞争中真正的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