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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鸣 | 专访邓宇昊:我为什么要求北大信息公开?

北大学生邓宇昊:周一将去校办申请沈某事件信息公开

4月7日深夜00:57分,我从宿舍出发,前往理科一号楼,想看看能不能帮忙把被约谈的邓同学带回宿舍。

4月8日凌晨4点前后,在三十多位同学结束了和数院党委副书记等4位“辅导员”的“交流”后,我回到宿舍,上床睡觉。

在我睡醒后,数院果然按照在场同学提出的要求,将事件过程记录并发布了出来。不过,由于数院的声明对我的所见所闻仅仅简单涉及,所以我想从学生参与者的视角,给大家提供更多信息。

在我看来,数院提供的说明弱化了我们“交流”或“谈判”后达成的一些重要结果,这是比较遗憾的。

在前往理科一号楼前,我犹豫了大约十分钟,思考了这样一些问题:

邓同学申请信息公开,并将这一申请提前发到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这一行为是否合理?我的回答是:行为合理,应该得到支持。

因为:如果单独一个人悄悄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得到回复的可能性很低。在我的印象中,北大事务的不透明程度是相对高的。要求公开的学生多了,信息公开的压力就会增大。所以他行为是合理的。

邓同学的行为是否应该得到支持?我的回答是:应该得到支持。

因为:公开个人身份,要求学校答复,本身就带有许多不可控的风险。现在又被约谈至凌晨,更说明这种风险是存在的。既然他冒了巨大风险,又做了一件合理的、大家都可能从中受益的事情,那么我就应该支持他。(当然,我此前就认识邓同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去到约谈现场,有没有实际帮助?我的回答是:弄明白实际情况是必要的,此外,我还需要理性辩论,说明学院工作人员将我的同学留至深夜是不正常的。人多力量大,如果我去了,这更有利于邓同学尽快回来睡觉。

如果我去理科一号楼,会不会给我带来严重后果?我的回答是:推动理性协商,冷静对话,一般不会有不好的后果。另外,作为北大学生,太过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恐怕是不好的。

想明白后,我就邀请舍友同去。舍友对此事也很关心,但对前往现场有些推脱。我于是发消息给一个认识邓同学的朋友,他答应同去,此时刚好是00:57分。

我到达邓同学被约谈的教室时,现场已经有十多人。后来又有学生陆续赶来,站满了整个教室。我粗略估计,到场的学生数量应该在35人左右,后来的一些人就一直在楼道里等着。

教室里有三位老师,都是专门来约谈邓同学的。

我一到,就听到一位同学问一位老师(后来知道他是数院党委副书记):“老师,您找宇昊到底什么事呀?”这位老师说:“我想待会你们还会吃夜宵,现在我们找宇昊来什么事,你们居然还不知道?”

我以为接下来会继续谈到底找宇昊什么事,不过一位年轻老师表示,他不会给我们解释这个。他说:“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要给这么多同学做一个交代?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必要去给大家做解释。你们希望宇昊继续跟我们谈,那么大家就出去。如果你们来就要带走宇昊,那你们现在就出去吧。”

后来,这位年轻老师又明确说:“对于工作本身,我们不做评价,我们不做解释。”

我听到这里,已经很困了,所以我想那不然就离开吧?但有马上同学问到,如果我们走了,那你们以后还会约谈宇昊吗?还会把宇昊约谈到深夜不给回去吗?还有同学又说,那我们所有的同学,是不是都可以随意被约谈到深夜?“我觉得我们随时会被约谈到深夜,还不能回去,我感到很恐慌。”“我们不希望也遭到这样的对待,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原因。”

但老师没有给出明确回答,还说具体原因要宇昊来谈,宇昊说需要老师先解释一下,我再解释一下。但老师于是又去讲了别的问题,没有回答原因。宇昊后来便说:“(原因是)老师让我删帖,我联系公号后台,公号后台暂时没有回复,老师就让我在这里等着。”

这位年轻老师一开始说话比较多,但是当他说道“我们都是学校的辅导员”时,学生便问他具体的职务。他说自己是青研的,同学们很愤怒,说为什么青研的人员可以随便约谈学生?他说:“我没有约谈学生”。数院的党委副书记解释,他是这方面的行家。学生又问,“只要是行家就可以约谈学生吗?”

这时候,数院党委副书记又解释说,是他约谈了邓同学,同时邀请青年研究中心的专家,过来“就网络有关的专业性做一些指导”。之后,这个年轻老师/专家就不怎么说话了。

接着,数院党委副书记又把话题绕回来了,他问大家的关注点究竟在哪里?同学说,是希望宇昊尽快回去。青研老师说,“我们让走了啊,我们让走了啊。”

同学说:事情不能这么解决,“我们来了一群人,你就让我们回去。我们这些人走了,你们又把他叫过来又可以呆到很晚。”另一个同学接着说:“我们也不希望我们这些人,平时发了篇文章,就被叫过来谈到夜里两点。”

数院党委副书记便问宇昊:“宇昊,你觉得没有你的这些朋友来,你就走不了了吗?”

宇昊说:“有可能。”数院的老师便沉重地叹了口气。

一个同学又说:“一个是走不了,一个是你们请他来的权力在哪里?”另一个同学又说:“我们既关心工作形式,其实也关心实质内容。只不过你们不愿意谈实质内容,所以只好问工作形式。”

之后,学生们集中质疑老师是否有权力把学生叫来谈到凌晨两点。

经过一番讨论后,数院党委副书记确认说,在他让宇昊来见他之后,“宇昊是有权利拒绝的”。

不过,学生依然担心,认为在师生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情况下,没办法判断拒绝之后会给学生带来什么样的威胁。“所以我们并不敢完全拒绝,即使您说我们有权利拒绝您。”

此时,距离会谈结束还有一个小时。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围绕着约谈的权力和约谈制度,学生和数院的老师又进行了一次深入讨论。

首先讨论的是,对宇昊的约谈,有没有记录。一开始,数院老师表示,是有记录的。后来,由于没办法说出记录的形式,只是说有微信上的聊天记录为证,因此,学生认为是没有记录的。数院的负责学生工作的女老师说:“我们之后一定会记录的”。

学生又说,那这就意味着,你所说的记录,是你自己回忆的结果,岂不是没有邓同学的签字认可吗?难道要把这个没有签字认可的记录留存下去吗?

一位同学说:“这要以某种公文的方式记录啊,并且作为你们学生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你们的个人日记或者个人备忘录的形式。”

数院的老师几次回复,但没有提出新的信息。

后来,又有同学说,这个房间连监控摄像头都没有。

这位同学接着讲:“我们需要各个学院,或者学校,约谈学生的一个规则。就是怎么约,约到哪,(都应该有明确规定)。”

由于此前老师说,此次约邓同学的原因,是数院党委副书记觉得事情很急。所以,学生在这里回应说:约学生仅仅是因为老师觉得急吗?“这个急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样才能确定,这个事情究竟应该等到上班来谈,还是上班并且不在学生上课时间来谈,还是在假期,这么晚的时候立刻找人来谈,我们希望能有这个规范。”

中间又来了一位学校学工部的领导,讲了自己在北大的工作历史和心路历程,讲完之后,又肯定了宇昊同学发文及申请信息公开是完全正当的,但也认为辅导员和同学“谈心”是“没问题的”。

这时候,我已经非常困了。我看到旁边的一个女生,都已经几次困得睡着了。虽然在场的人,绝大部分我都不认识,但我感到,他们在努力推动事情解决,讲事实,讲逻辑,这也是大家都没有离开的原因吧。

接着,学生和老师围绕着宇昊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了讨论。数院老师说,宇昊发的推送里,有时间地点,所以怕被校外人员利用。如果被利用了,宇昊应该承担责任。“同学要为自己说的话,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但同学认为,要求学校公开信息,是学生的权利。就像你发布了一个讲座信息,万一这个讲座出了问题,你不能要求发布信息的人来承担责任。

由于我这时候注意力很不集中,所以走到了角落坐下,大概有二十分钟的对话我没有听清楚。

当我回过神来,有一个前排的同学在给老师提要求,他希望老师能概况一下今晚的事情,写一个声明,让大家知道。这位同学还补充说:“在那份声明中,一要写清楚今天的事情经过,从您的角度。二要向我们普及您约谈背后所依据的规章制度,第三向我们告知如果我们对这种渠道有疑问的话,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去反映。”数院的老师同意了。

还有一位同学说:“约谈不会影响到学生的升学、奖励、出国、保研等一系列之后的事情吧?”数院的老师肯定了这一说法。

到这里,大部分同学便决定离开了。我和朋友也很快离开了理科一号楼。

在我看来,建立完善的约谈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提议。最近几年,被戏称为“喝茶”的约谈,似乎越来越普遍了。大多数约谈,都是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以私密的形式完成的。在约谈中,即使学生权利受到了侵害,学生也往往没有办法拒绝。

明确约谈制度,让学生和老师都有规可循,有据可查,对辅导员和学生来说,都是好事。

在这次深夜对谈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回答和解决,也希望后续能够得到好的解决。

今天早上,我睡到十点醒来。看到数院发布了声明,还看到好奇心日报写了报道。但是,他们的报道都有所选取,特别是好奇心日报,没有涉及到关键细节。所以,我把我的经历写下来,帮助大家更全面看待这件事情。

当然,邓同学的事情,出发点是关注沈阳事件的相关资料公开。当我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北大公开了处理文件,大家都十分赞赏学校的快速公开。我也希望,能够继续公开当时的详细文件,包括当时的相关谈话记录,调查记录,会议记录,有可能的话,也希望能够看到更详细的调查方式,调查证据等等。这样,就能避免我们仅仅看到沈阳老师个人的一面之词,让我们更充分地了解沈阳事件。

我还需要说明,我的叙述并不完全,为了尽可能还原约谈制度的讨论,我舍去了警察到访,老师们质疑我们的身份,老师解释为何要换教室这几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