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 | 温达文拿:中国社会进入烦闷

在扒一下中国社会悄然之间的剧变之前,我听到了历史学家克罗齐从遥远的亚平宁半岛传来的声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为了显示我不仅懂历史,还拥有丰富的宗教知识,我还想引用一下《圣经•旧约•传道书》的这段话:“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心理分析》这本书里,我描述了中国社会的沉闷时代,并且不动声色地说,沉闷不可能一直持续……沉闷的前方,就是烦闷。

这句话写于2014年。在这本神秘得无法面世的书里,有些话,在说出之前,我甚至都已经咽了下去。

现在,预言开始应验了。

所有堆积在社会结构和人心深处的能量,经过演化,已悄然变成了另一种状态:烦闷。

从时间标志上说,我们可以说从沉闷到烦闷的转变,是从2017年10月某个大事件开始,也可以往后推几个月,从时间的维度上,从2018年开始。

岁月静好的高档人士可能不知道当社会进入烦闷状态,会发生什么。但任何一个政治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都明白:那是要出“大事”前的社会心理特征。法国大革命,中国辛亥革命,德国纳粹上台,以及前些年席卷中东的Colour Revolution,其社会背景都是“烦闷”。

美国码头工人哲学家霍弗说:“社会大气候是否已成熟得让群众运动萌芽,最可靠的指标莫过于是否有一股浓厚的烦闷气氛弥漫”。

当然啦,这个社会大气候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即使有一堆干柴,那也要划根火柴才能点燃不是。更何况,旁边还有很多人盯着,连买包火柴都要实名制。

我捕捉到的是:烦闷只是刚刚出现。

但它确实出现了。

(1)

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我们先从历史开始。

我有段时间一直在阅读一些传记著作,惊讶地发现,某个帝国或王朝的开创者,基本是由主性格为表演型、自卑型的人包揽了,留给其它主性格为别的类型的人的空间并不多。

比如刘邦先生、朱重八先生是自卑型,努尔哈赤先生是表演型,赵匡胤先生是表演型(而且自带250瓦的表演光环),华盛顿先生是表演型,屋大维先生是表演型,亚历山大大帝先生是表演型……

当然啦,伟大领袖M主席也是表演型。

但后续的继任者,不一定只是出自主性格为自卑、表演型的队伍。比如,历经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之后,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先生——也就是乾隆,其性格为占有型。

可能不熟悉IMC性格理论,没看过《世界如此险恶,你要内心强大》这本书的人不懂我这一套乱七八糟的东西,自卑表演占有,什么鬼哦?没有娱乐色彩嘛。

但也不必介意,毕竟我们在这里是引出一个不知是巧合还是规律的惊人结论,不是进行性格分析,不用懂这一套认知框架的——尽管它的洞察力超出了某些人的想象。

(2)

我看了一下,“中国性格”是这样演变的:

M:表演型 →D:自卑型→J:自卑型→H:自卑型→X:占有型……

梳理这个统治性格的谱系时,我感到相当有意思,从表演到自卑,再到占有,很符合“创业”的特点嘛——先高调,再低调,然后在高调、低调中强化控制感。再对照了一下各个时期的中国社会现状,我差点喊出声来。

尽管能够影响一个社会的变量和因素非常之多,历史如恩格斯所说是由“合力”组成的,没有谁像上帝一样可以造出什么什么,但是,这种统治性格还是大致能和某个时期的社会现状对得上号。

比如M时期,天翻地覆地折腾,大手一挥黑压压的一群人呼啸而来,席卷而去。在对外上也相当高调,“美帝苏修敢来犯,定要把它消灭光”。而且,中国当然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到处输出革命。我记得日本赤军在听说M主席和美帝尼克松会面之后,居然失声痛哭,支撑他们革命的精神支柱瞬间倒塌了。

到了D时期,不能这样玩了。必须结合实际,低调发展。“韬光隐晦”提出,正好符合自卑型的性格特点,所以从D到H,都一直在坚持。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焕发极大的创富热情,社会宽容度相对高的氛围。无论怎么样,只要不触及到底线,某种善意是存在的。多少人的阶层命运的改变,正是在这几十年中。中国的“崛起”,也托了这几十年的低调发展的福。

而到了2012年后,我们突然发现社会氛围为之一变了,很多东西跟过去都不一样。社会在这一时期进入沉闷状态,然后到现在,又打开烦闷的大门。除了政治控制有确定性之外,其它很多东西都失去了确定性。

(3)

不知道为什么,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我总是容易想起长袖善舞的郑少秋先生,想起“繁华过后成一梦”那首歌。

哦,不,是清高宗乾隆先生。

在他统治的那个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康乾盛世。到以乾隆为核心的时代,人们把它单独叫“乾隆盛世”。

在古代中国,专制权力不受约束;但专制性的等级社会结构却又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几千年重复来重复去都是这样的套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游戏规则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所以黑格尔从19世纪的欧洲投来一个轻蔑的嘲笑:像中国这种搞得历史很深厚的国家,其实压根就没有历史。

这意味着,对于屌丝百姓来说,其生存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极端恶劣。他们最大的奢求无非是风调雨顺之年能吃个饱,能娶个老婆,而在灾荒之年不饿死。

所以著名思想家老子向我们推荐了一种“小国寡民”的生活,“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面对专制权力的压榨,老子同志也只能幻想着“退回去”,退到类似于卢梭所讲的那种“自然状态”了。

而在陶渊明老师眼中,某一个驴友,偶然在偏僻的武陵山区徒步,看见了一个原生态的村子,也惊为“桃花源”,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小社会。而这个村子之所以被这么多人向往,无非是它没有饥荒,没有战乱。

我想告诉陶老师,据驴友从前方发回来的报道,在中国的西部,类似这样的村子其实还很多。如果陶老师穿越到现在,有兴趣去看的话,就会发现每个村至少都有几个光棍。

在能够生存就已经不错了的政治经济条件中,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属于“盛世”,指标很简单。

(4)

第一个指标是人口。因为人口如果在一定时期增长很快,那就意味着大家能吃饱,而且没有战乱。这就是“盛世”了。

康熙初年,大清人口约1亿,到1741年,即乾隆六年的时候,进行了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发现人口是1亿4千万;而在50多年后,即乾隆六十年时,再进行人口普查时,发现大清已经有3亿人了。

增长了这么多人口,当然不仅仅是中国人有超强生育能力。它确实说明乾隆时期的治理还是可以的,不让人饿死,没有战乱。但也跟中国人四处开荒,以及从南美引入了红薯、玉米等来大规模种植作为“主粮”有关。现在我们不是都把土豆当成主粮了嘛。

但有意思的是,那个时期,不仅大清人口大幅增长,整个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而背后的原因跟大清也一样,红薯、玉米得到了大规模的种植。

“盛世”的第二个指标,当然就是GDP了。那个时期,大清GDP世界第一,GDP总量占到世界三分之一,粮食产量最高达2088亿斤,财政收入最高达8000万两。

现在中国的GDP世界第二,中国人到处“买买买”,把奢侈品抢购一空,到处推高资本主义国家的房价,绝对也是盛世了。

但洋人看到的乾隆盛世是什么景象呢?

1792年,当时已经征服西半球和印度、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派了一个由外交家马嘠尔尼率领、多达700人的庞大使团到大清,想来做点生意。在翻译的时候,大清人员为了迎合皇上,把人家在国际交往中平等的关系,说成了是来“朝贡”,搞得大英帝国好像是朝鲜、琉球的地位一样。

乾隆同志很高兴,我靠那么遥远、听都没听说过的红毛鬼要来朝贡,说明我多么的有全球领导力。

英国人这么一来,发现所谓的“盛世”原来是这么回事:

副使斯当东记载,他在大清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大清的贫富差距,是他们所见过的国家最大的。

英国人还注意到,很多地方随处可见弃婴。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

好吧,那是敌对势力在造谣,我们就看一看本朝官员是如何在面奏乾隆时说出“盛世”真相的。

当乾隆八十大寿,陶醉在“盛世”中时,内阁学士尹壮图给他上了一道折子,导致了乾隆后来和他的惊天“对赌”。尹学士是这样说的:我三年前回云南老家,今年回京任职,这一去一来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我发现,大清王朝已经快腐烂透了,一路上接触的人,无不在诉说当地官员如何贪污腐败;一路上所见到的民生,也不是富庶繁华,而是贫民遍地,财政匮乏,几乎各省都有财政亏空。

5年后,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GDP第一、“盛世”之类的表象被撕掉,此后像一艘破船一样,直到1911年彻底沉没。

(5)

任何一个具有自卑感,不安全感,或对其权力、权威极为极看重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特征:心理保护很强。你不一小心可能就会触到他的心理保护,引起他强烈的反应。

在不配姓赵的阿Q兄弟面前,是不可以说“赖疮疤”的,甚至“亮”、“光”、“明”之类也不能提。这些都属于忌讳的词。

说阿Q不配姓赵的赵家人呢?更是如此了,那是有一堆敏感词设置的。

爱新觉罗·弘历,“X二代”,性格为占有型+表演型,主性格为占有型,辅性格为表演型。

翻译一下就是:在心理上,他有非常强的动力把某些最能符合其心理生存,最符合社会价值排序的东西进行占有、控制,然后,还要让自己当主角去玩。在这里,性格的动力并没有褒义和贬义色彩,大家不用激动。

对于乾隆来说,占有、控制什么呢?当然是权力,是对大清的全方位控制啦。

这样的人,既然是“X二代”,天潢贵胄,一般自视甚高,也不可能低调。那表演什么呢?

当然是英明神武博学多才和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的杰出治理才能。是他,带领大清人民迈入了“盛世”,天天活在新闻联播里;是他,发挥了大清的全球领导力,以致于那些垃圾人口在骂“韩国棒子”和“越南猴子”时都有强烈的优越感;还是他,把大清的文化艺术推向了峰巅,光是作诗,他一生就有四万多首。

(6)

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如何消灭“公知”的。

1780年7月5日,广西布政使朱椿出门,想去桂林城郊一日游,但没走到远,前面就看到了一个老头,跪在路边,向他高举手中的一册文书。朱省长心里很不舒服,我靠又来一个告状的,还让不让人玩一下?

打开文书一看,不是告状的,而是一份政策建言书。内容一点都不反动,无非是希望政府减免钱粮,救济贫民,禁止种烟等,很符合乾隆的重要讲话精神,很正能量的。

写这个政策建言书的是一个“公知”,名字叫吴英,读了一辈子的书,最终也只是考取了一个大专。但这不妨碍他在网络关注时事。他60岁了,本来要把这份建言书发在微博上的,但想想干脆当面递给朱省长得了,不是有一些书记、市长当面倾听公知大V们的“网络问政”,传为佳话么。

没想到,看了建言书,朱省长脸色突变,告诉手下:赶快给我把这个公知抓起来,别让他跑了!

朱省长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他连夜给省委书记作了汇报,说这个臭公知的罪有两个,第一是胆敢妄议国家政策!第二是公知的建言书上有两处用了“弘”,而这正是乾隆同志的字,是禁止任何人使用的!这相当于踩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压线。

想来乾隆同志们也够霸道,千辛万苦造出来的汉字,你一用就不准别人提到了,那如果你的子孙千秋万代,每个人都取两个字并且不准别人提,那造字的速度也跟不上你们忌讳的节奏!

省委书记当然更有政治觉悟,第二天马上就放下了所有事情,全力处理此案。他命人兵分两路,一路赶往吴英在省城的住处,逮捕客店老板,搜查吴英还有没有反动文章,以便迅速404;另一路赶往吴英老家,把他一家老小和直系亲属二十多人全部绑来,对所有人都动大刑,严查背后有没有境外敌对势力。

但当然,查明只是吴英一个人所写。

于是,省委书记写了一个汇报,向乾隆同汇报此案,并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1、臭公知吴英以“大逆”恩,凌迟处死;
2、吴英的两个儿子,亲弟弟,亲侄子,斩立决;
3、吴英的老婆,儿媳,还有很多未成年的儿子,发配给有功的官员做奴隶。

收到汇报后,乾隆同志批复:1和3条准秦,但本大仁慈,第2条,马上砍人多不好,还是改为秋后处决吧。

各级官员对“公知”们有如此高的政治觉悟,当然是因为乾隆一再指示要这样做。是在执行他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乾隆绝对不允许民间社会有自己的“思考”,绝不允许有任何文人可以对大清指指点点。文字也是一种话语权,一切都应该由他控制,文人只能听话,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所以,即使是疯子写些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字,他也要杀一儆百,哪怕是制造冤案也在所不惜,目的就是警告所有人不准乱说乱动。同时,自己文治武功都很厉害,乾隆思想足以指导大清的各项工作,舞台什么时候给公知们留了位置?

在打击了各种“公知上书”、越级上访,净化了网络生态,让大清到处都404,留下的都是正能量后,乾隆又提出了大清的核心价值观,“大兴文治”。其重要理论成果就是《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和《四库全书》。

在乾隆的统治下,英国人发现,中国人“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就现政权(清朝廷)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

嗯,在这些英国人来访之前,包括莱布尼茨、歌德、伏尔泰这些西方著名哲学家和文学家,都还YY“中国”是一块王道乐土,“更明朗,更纯洁,更道德”。

(7)

我看到了弘历兄本人也已经被一根心理链条给套牢了。

这根链条是这样的:因为性格的占有动力,因为性格的表演动力,他要在整个大清中强化自己的权威。而且,这种动力也是一种客观需要,改革需要权威嘛。

但是,获取更大权威的过程,需要压服各种社会力量。这又需要更大的权威,才能防御这些社会力量。

同时,权威越大,第一反应是越害怕失去。换句话说,越没有安全感。解决办法只能是追求更大的权威。

熟悉IMC心理保护理论的人都知道,这个链条就是心理保护的运作,它是没办法停下来的,本质上就是一架抽能量的永动机。它会把大清社会的心理能量、生理能量、生命能量都耗干在这里面。而当乾隆晚年自以为已经把大清打造成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盛世”,想停下来时,大清社会,已经从沉闷,转变为烦闷了。

前面所说的尹壮图的面奏让他非常不爽,我大清四海升平,你又来散播负能量!意思是我统治无能是不是?他情绪激动地坚持要当着整个官僚机构的面和尹壮图打赌,让“事实”打尹壮图的脸。打赌当然很简单,你和财政部副部长一起公开去山东河北查仓库嘛。当然,各省事先都会得到尹大人要来查仓库的指示的,需要好好配合。

结果很清楚,马上识时务了的尹壮图一路配合演出。

乾隆的逻辑是很简单的:既然我雄才大略治理大清→自然是一派盛世景象→怎么可能有你所说的贪腐遍地,财政亏空,老百姓卖儿卖女?→你说了→必然是你胡说八道。我有理由相信,乾隆已经活在了一个自我想象的幻觉中,一旦走出这个幻觉,现实就会摧毁他自我建构出来的形象,就会威胁到他的心理生存,所以绝对不能走出这个幻觉,也必须抹去要捅破这个幻觉的任何信息。

所以,在各种公共事件中,关于事实真相是什么,解释权只有乾隆或执行其旨意的人,只能由他们来引导舆论;其它人,更不用说民间社会,其信息是无法显示的。

(8)

也许有人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含义很懵逼,对我扯了那么长的历史感到迷惑,对我为什么要说乾隆的性格不知所云。我只想说,有一个人的性格和乾隆一样,他是特朗普吗?反正所有这些,都是在说历史。

现在说现状和未来了,我其实很想说得好玩一些,但有时候不得不显得有点学术范,以防止404。这个你懂的,不懂可以装懂。

既然捕捉中国社会进入烦闷,那么根据“我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的哲学问题,在此之前,社会心理的演变大概是些什么呢?

我列一个简易的示意图,从改革开放后开始吧:

20世纪80年代:憧憬→90年代:焦急→2000年-2005年:不满→2005年-2012年:愤懑→2012年到2018年:沉闷→2018年-?:烦闷。

请大家看一下,从憧憬到愤懑,在心理上,都是有方向感的,但从沉闷到烦闷,没有方向感了。有方向感意味着,心理能量会有一个释放的目标,并且可以被引导来做什么。但没有方向感,心理能量在社会结构中,会呈现出一种无序的状态,且相互冲撞,相互传染,即使社会结构可控,但心理能量要控制已经很难。换句话说,只能控制一个社会结构的稳定形式,但社会结构内部,恐怕已经烂了。

从心理上考察,一堆憧憬的人,其实并不是一堆相互离散的社会原子,他们之间在心理上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这意味着人际比较和谐,相互的防御不强,社会互害较少。这正符合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结构特征。当然,憧憬的心理能量,可能会被点燃而激进化。这个我们都知道,也不能说。

焦急呢?人们开始在社会结构中拉开心理距离,重新设定了人际关系,有竞争和防御了,社会结构开始原子化。但焦虑主要是奔向金钱等目标而去,不是奔向人,也不是奔向政治-社会结构,它并没有对政治-社会结构造成什么影响。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赚钱潮下海潮,在历史上是平淡无奇的。

不满呢?这意味着社会结构已经被撕裂了。但实际上也没什么影响,它只是在心理被挫败后,排泄受伤或压抑的那些心理能量。你并不用担心一个对你表示不满的人,因为这说明他对你还有很强的心理期待。

愤懑呢?有愤怒,但被压抑,说明心理受挫严重,发泄心理能量时可能比较激动。这就是我们在博客、微博时代所看到的那些奇观,好像随时都可能发生起义一样。但当时我就知道完全是一个幻觉,根本不用担心。一个人愤懑,说明他仍然对你有心理期待。愤懑本身就已经亮明了底牌。

愤懑在心理上的功能其实是用它来获得力量感,并在心理上修改现实。当它能够发泄的时候,会伴生两种心理后果,一是感到空虚、无力,二是感到害怕。所以,如果愤懑一直无效,我们就会自己说服我们不要再这样。我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心理分析》里还揭示出:

“如果被压榨的社会下层愤怒了,上层当然会感到害怕,但首先社会下层自己都感到害怕。”

因为他的愤怒是无效的,而且对自己来说更加危险。

所以,实际上,社会下层在愤怒的同时,在他内心里同时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阻止
自己去对上层愤怒,甚至——我想残忍地说出:这件事情还发生在他愤怒之前!

所以我们看到,在2012年后,原先那些在微博上表示愤怒的人,都不知跑哪儿去了。

沉闷呢?事实上也基本不用担心。它的一个威胁是愤懑已经看不见了,看不见的东西好像总是难以防御。但问题是,人们体验到的,更多已经不是愤懑而是害怕了。而害怕在心理上并没有什么力量。沉闷的最大破坏力是对社会结构而言,它把经由焦虑、不满、愤懑而导致的社会原子化,社会互害模式的启动,发展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冷酷。这也是我们这些年来所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对别人的痛苦,关心的人都非常多,但从几年前到现在,这些事已经没人感兴趣了。人们自我同情都来不及呢。

同时,在沉闷中,人们最需要的就是娱乐。所以,娱乐业、直播、快手、小鲜肉……无不引发尖叫。

(9)

可是,烦闷不一样。

给烦闷列一个公式的话,大概可以这样:烦闷=沉闷+烦躁无聊+没有安全感+内心没有秩序感。

我们形象地理解一下,沉闷就像是一个人被关在一间简陋的房子里,他可以装着是住在酒店里,只要有娱乐节目可看,他还是感觉自己岁月静好。只要在心理上否认现实即可,而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但烦闷是,他在这间房子里,事实上心神不宁,外面好像有很多风雨,而且不知要发生什么。他内心相当烦躁,没有安全感,想抓住什么,但似乎又抓不住。尽管还有很多娱乐节目,他也可以显得自己岁月静好,可是还是感觉自己的心理能量好像在压抑,越憋越大,而出口不知在哪。再这样下去,他有一种内心要像汽球一样引爆的感觉。

他能体验到自己的焦虑,一种内心有无名怒火的焦虑。

从心理动力上,他要摆脱这种处境,就渴望把内心的火给烧出去,烧得越旺,他内心里越畅快。所以,一个烦闷的人,并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他们巴不得这个社会发生什么,越刺激越好。

一个社会要产生并弥漫烦闷心理,要满足以下条件:

A、人口多数已经解决温饱,但尚达不到“有房有车”的水准。换句话说,大致介于贫穷的农业社会和高度工业化的中产阶层社会之间。

为一日三餐发愁的人是没有多少心理能量用在别的事情上的,只要生存的根基还可以维持,他们在心理上就会死死地抓住现实,而不会去改变什么。对于现状,他们已经成功地采取了“认命”的心理策略。除非是社会发生了大动荡危及到了生存根基,否则他们的生活秩序之外发生了什么都在他们的心理注意力之外。所以,我早就知道,责怪那些在工厂流水线上,在菜市场上为生活奔波的人不关心三色幼儿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指责他们被从北京的出租屋赶出而不哼一声,也明显对他们不理解。

而已经成为“人生赢家”的人,也不可能产生烦闷。他们可能有不安全感,但内心有秩序感,似乎能控制现实。他们的自我,在对比中好像是成功的。

产生烦闷的,是那些已经解决温饱,但自我并不能控制现实的心灵。

我目测了一下,这些心灵,在现在的中国社会黑压压走来,无边无际。

B、社会高度原子化,人与人之间不信任,心理竞争剧烈。

这个几乎不需要解释,人们的很多心理能量耗在人与人的心理打压中,好像挣脱不开这样一个现状,烦透了。

C、现实被败坏,而人们也感到自我被败坏,而且,娱乐、装X都仍然掩饰不了这样的体验,现有的一切仍不足以成为心理的出口。

这个条件目前只是初步出现模糊的轮廓。还是有很多途径可以让一个人觉得自我很成功或把自我包装得比较有逼格的。这里我就不举例了,否则会刺激到一些自我感觉很良好的屌丝。

但有一个指标可供参考:对“现实”的遗忘速度。

在那个胜利的大会召开一小段时间后,我和一个朋友曾经讨论:现在还有多少人想到WQS?才那么短的时间,连我们都感觉到好像很古老了,更何况其它人?

这说明了我们的一种有意思的心理:对于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想快速遗忘。换句话说,“现实”只会给我们挫败,只想往前赶去,快点逃离它,至于前面是什么,不知道,抱有希望,但绝对不敢把它想得很美好。只是,未来还没有发生,它总是比已经发生的现在更值得在心理上赶过去。

看到没有?不是有一个目标和看到了希望才赶过去,而是只想逃离现实——这正是对烦闷的折射。

D、政治结构的控制很强,但多少还有一定的自由度。

政治结构的控制和社会心理之间遵循着一条规律:控制得越强,越死,越沉闷。因为在强有力的控制中,人们体验到的更多是恐惧,而不是别的心理。在这样的氛围里,憧憬、焦急、不满、愤懑,还有别的心理,都不会有太多空间。所以,从理论上,在政治结构很强的时候,烦闷是不可能出现的。但由于还有一定的自由度,加上还有社会不信任和经济风险这个变量,烦闷仍然得以生成。只是,烦闷是倾向于表现出来的,也许它的大规模传染,是在以后,当然也可能被压回去。

历史不是单线的,并没有一个给定的未来等在那儿。未来是现在的人运用各种资源和机会创造出来的。

E、经济结构恶化,并出现或可能出现各种危机。

这个条件相当重要。在一个已经解决了温饱,但并没有建构起生存的安全感的社会,经济结构出现危机立即就会摧毁很多人想死死抓住的“现在”,在各种控制中他们会有一股无名的怒火,那正是烦闷的躁动。

目前来看,ABCDE这五个条件,综合而言已经初步沾上一点边。据此可以判断一个社会开始步入了烦闷状态。

(10)

我想换一个观察角度,发扬“吃地沟油命操什么什么心”的雷锋精神,看一下高层对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和会发生什么的应对之策。

首先必须假定,高层比我们聪明得多,我们看到的其必已看到。这一假定一定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所处层级越高,越面对一个宏观的世界,他们已经学会对社会人心、不确定性、趋势等具有判断能力和把控能力。而这些能力,坦白说,中下层普遍不具备。

我在过去的一些文章里曾经分析过,中国的风险模式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这一模式至今未变。

解释一下就是,中国的政治结构很稳定,它既可以自我控制,也可以强有力地控制社会结构。它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控制经济结构,但由于经济结构还受外部的影响,所以,很多超出控制的不确定性风险是存在的。而社会结构呢,由于并无多少社会保障,也由于它的高度原子化和“互害模式”,实际上是个纸糊的房子。目前社会结构看上去很稳定,无非是有强力控制,以及大家都还能吃上饱饭罢了。

社会结构的干柴当然不是从经济结构的山林里砍来的,但火柴在经济结构那儿。而一旦点烧经济结构,它会冲击社会结构这个纸糊的房子,并挟带双重力量冲击政治结构。

所以,高层的思路并不复杂。我们可以从2012年说起。

首先整顿政治结构。其功能就是,第一强化权威,使政治结构能够自我控制,权力从上到具有足够的权威;其二是强化它对社会结构的控制。这是2012年到2017年这五年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了,很多现象的发生都与这个思路有关。社会心理的变化也与此有关。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发生了什么。

好,在政治结构稳固并且有力地控制社会结构后,就可以重点放在对经济结构的控制了。这既是控制经济结构冲击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风险的需要,是维护“政治安全”,也是因为,经济结构如何,决定了所制定的宏伟目标能否实现。我们只要还有一点点政治觉悟,就会明白,国家是一定要让经济结构具有可控制性的,所谓的让市场自生自发、自我调控只是一个经济理论上的神话。

所以我们看到,在特朗普宣布减税几天,很可能冲击中国经济尤其是楼市后,8日,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会议,具体分析研究2018年经济工作,并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这引发了是否加快房产税出台的猜想。这两件事当然只是偶然的巧合,有没有特朗普减税都不影响中央经济工作的布局。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要应对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冲击,本身就要求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强化控制性。

所以在楼市的布局中,很多国有企业介入到了租房市场。我们也看到了对国民公公等人投资海外的管控。总体而言,政治结构强化了对“市场”和民间资本的控制。过去,中国的楼市并不能按“市场”的思维来思考(按市场的思维来思考,得出楼市有泡沫,然后房价会大跌的人,都被打脸了。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与其说是市场,不如说是政策),以后,更是如此。

我再说一遍:无论是消除经济结构给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带来的风险,还是确保什么什么目标的实现,都意味着政治结构要强化对经济结构的控制,“国家”会把“市场”掌控在手里的,而资本显然也要服务于这一需要。有的人想象出以后会不会有布票粮票之类,我无法去断然否定会不会有它的高级版本。

李嘉诚“跑了”,并不仅仅是因为商业本能。他可是用政治思维来做生意的。政治是最大的生意,在中国,生意的背后是政治。国民公公曾经也看不穿,现在,懂了吧?

下一个应该懂的,是Jack马。

2018年8月23日, 1:45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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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