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明年，2019年的6月4日，就是中国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事件的三十周年。虽然我们可以有很多时光飞逝的感慨，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重要的纪念周年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如何纪念？前不久，我和一些当年参与过八九民运，现在流亡海外的朋友，已经开始进行相关讨论。
对我来说，开动脑筋，设想更多的有新意的纪念活动当然是一定要进行的，但是最起码要做到的，最基本应当做的一件事，就是记忆。
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有一次在谈到文学的使命的时候说过，文学的本质就是回忆，而未来只有通过回忆才能变得清楚，历史必须参与到现实中来，如果拒绝这种参与，此前的失误将会以更苦涩的形式出现。但是事实上，人们对历史普遍表现出了可怕的冷漠，甚至厌倦，作出种种努力以求摆脱现在的“历史”过程。战后的德国曾经出现了一个“零起点”的口号，大约相当于中国“文革”过后的“向前看”的观点。格拉斯是反对的。 1979年6月，在纽约举办但泽犹太教会堂圣物展览会时，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奥斯威辛过去25年之后，我们应当怎么对孩子们说？我们有没有告诉孩子们，在奥斯威辛，特比林卡，马基旦涅克等地发生了什么事？是谁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进行这所有一切，而这一切又何以成为可能？
同样的问题其实也适用于中国。在“六四‘大屠杀后的今天，所有的华人，也都应当问问自己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记忆。
德国政治学者诺埃勒－尼曼（Elisabeth Noelle-Neamann）以研究群众的“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理论著称，她观察群众的“公众舆论”形成，发现有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沉默升级效应”。在群体中，尤其在组织化的团体中，人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能本能地知道哪些看法可以安全地说出来，哪些不可以。对此，美国政治学者库伦（Timur Kuran）又称之为“谨慎升级效应”，他指出，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会隐瞒自己原来的真实想法，自我审查不该说的话，而且还会当众说出与自己原先想法相反的话来，他们在说“正确”的想法时，会变本加厉地比原先没有’不良“想法的人更坚持，更过分。
沉默螺旋理论的存在既指出了现实的可悲，同时也提出了未来的方向。在我看来，纪念六四三十周年，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把关于“六四”的记忆，通过种种方式，重新带回到现实中来；就是要打破“沉默螺旋定律’，鼓励更多的人，至少是在海外的华人，把以前不肯说出的真相，感受和观点说出来，打破自我审查，从”六四“事件开始，重建中国的历史记忆。这样的历史记忆，其实不仅仅是关于”六四“，还有很多其他历史事件，从镇反到反右，从大饥荒到“文革”，我们这个民族有太多的苦难，但是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漠了。这，正是中共当局所喜闻乐见的事情，也是我们必须要去拨乱反正的事情。
因此，值此“六四”三十周年之际，我呼吁海外的华人，尤其是经历过“六四”事件的人，至少要利用一切手段：出版，网路，采访，社群媒体的发言等等，把八九民运的伟大意义，把“六四”镇压的残暴，把当局三十年来对历史进行的扭曲和对民运人士的污蔑，都说出来。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但至少，这可以是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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