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纽约书评》2018年10月11日，中文版首发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网站2018年10月16日。
按：近日，生活在土耳其的、对沙特政局进行尖锐批判的前沙特记者、华盛顿时报（CDT编辑注：应为《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玛尔·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沙特使馆被暗杀的消息，震惊了国际社会。而就在不久前，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则是另一条暗示着这个国家皆然相反面貌的消息：沙特颁布了法令允许女性开车。在允许妇女开车的法令颁布的这一天，沙特女性开车上路的自拍、展示驾照的照片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而与此同时，那些为这一刻奋斗了28年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却被关在监狱里。然而，按照沙特阿拉伯的逻辑，这并不矛盾。萨勒曼王储知道，如果王国要实现经济多样化并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必须提高妇女的生产力。他希望每个人都明白：公民的反抗不会带来结果；只有当人们于顺从一个善良且大权在握的君主时，改变才会发生。
随着2016年沙特“2030愿景”的启动，萨勒曼王储努力向西方传达的信息是，沙特开始对商业开放，它已经回归到现代化的伊斯兰而不再在瓦哈比主义的道路上，它开始允许电影院和其它娱乐场所的存在……事实上，萨勒曼王储在沙特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中间广受欢迎。然而，沙特对异见者越来越不容忍的信号，则彰显出萨勒曼王储希望改革沙特经济并驯服国内宗教极端主义的开明形象，和他无限度地使用自己权力的形象之间的巨大落差。事实上，他所打压的女权主义活动家、他去年下令逮捕入狱的（面临死刑判决）拥有1400万twitter粉丝的温和神职人员，和这次这位在国际社会有影响力的记者卡舒吉，都是“2030愿景”的支持者。他们本可以成为萨勒曼王储的盟友——萨勒曼王储发起这个大胆而又必要的改造国家的项目，在这样一个保守的国家可想而知会遭受巨大的阻力，需要国内开明派的支持才能够顺利推进。但是讽刺的是，这些开明派却被视作国家的敌人。
文｜林赛·希尔苏姆（Lindsey Hilsum）
译｜杜云飞
近日，生活在土耳其的、对沙特政局进行尖锐批判的前沙特记者、华盛顿时报（CDT编辑注：应为《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在沙特使馆被暗杀的消息——尽管土耳其当局仍在调查之中——震惊了国际社会。而就在不久前，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则是另一条暗示着这个国家皆然相反面貌的消息：沙特颁布了法令允许女性开车。不少讨论接种而来：沙特步入“正常国家”的序列了吗？在允许妇女开车的法令颁布的这一天，沙特女性开车上路的自拍、展示驾照的照片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而与此同时，那些为这一刻奋斗了28年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却被关在监狱里。然而，按照沙特阿拉伯的逻辑，这并不矛盾。萨勒曼王储知道，如果王国要实现经济多样化并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必须提高妇女的生产力，所以她们需要开车，而不是把收入浪费在司机身上。他希望每个人都明白，妇女被允许开车，不是因为她们曾为此而呼吁，而是因为她们的统治者发布了一项法令。要点很清楚：公民的反抗不会带来结果；只有当人们于顺从一个善良且大权在握的君主时，改变才会发生。
“难以置信，这里是沙特”
六月，马戏团来到了市区。你可能认为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这座城市是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而两年前这里所有的娱乐形式都被严厉禁止。上周，娱乐总局（有时称为娱乐部）的负责人被开除了，因为另一个马戏团的一名女演员穿着紧身的肉色服装，这在Twitter上引发了抗议( 75 %的沙特人使用社交媒体，与美国人比例相近)。宗教警察仔细审查了我参观的马戏团，和跳舞的达尔马提亚人一起表演的一位女士穿着长达脚踝的黑色打底裤和闪光的长袖衣服，她的着装通过了检查，一组雌雄同体的弗拉门戈舞者穿着的紧身黑色服装也通过了检查。
在观众中，兴奋的儿童和成年人在走钢丝的人面前欢呼雀跃，在一只大型贵宾犬从垃圾桶里蹦出的动作中大笑不止，这一切都如此令人开怀。在表演的中场休息时，我询问了周围观众的意见。几天前女性第一次被允许合法驾车，观众们都明白这比进入马戏团大篷的权利更为重要。“我希望每个人都从改变中受益，但同时，首先要尊重我们的宗教，”一位脸上蒙着面纱的妇女说，她和丈夫以及三个正在嚼爆米花的孩子坐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女人开车什么的，”一个我认识的十岁女孩说。“难以置信我是在沙特阿拉伯！”
对沙特阿拉伯的城市中产阶级来说，萨勒曼国王和他的儿子，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一般称之为MBS )带来的社会变革意义重大。一座不限制观众性别的电影院已经建成，第一部在那里放映的电影是黑豹，当时座无虚席。妇女已经得到了参与体育赛事的权利，尽管需要在特殊划定的“女性区域”。而2016年出台的最重要的法令可能是限制宗教警察权力的法令。男人再也不能以“宣扬美德，防止罪恶”为名的在街上逮捕妇女，不能因“未适当遮盖自己”而鞭打她们。他们的工作必须“以温和和人道的方式”进行。“被剥夺了昔日以如此专断而残忍的方式实施的权力之后，他们已经消失了。
音乐家贾马尔·巴什里告诉我，在过去，他害怕拿着吉他走在街上，以防宗教警察或狂热分子袭击他并打碎他的乐器。他说:“我们会聚在一起玩即兴表演，但绝不会在公共场合。当我把吉他放到车里时，我会尽力确保不被人发现。”巴什里已经创办了一家音乐公司，并且正在建造一个先进的录音棚来代替我们初次见面时的临时录音棚。我们谈话的时候，他的朋友在背景中弹奏。他用自己的爵士乐、蓝调、摇滚、嘻哈和沙特传统歌曲来提升沙特音乐家的梦想可能还会实现，因为他知道他得到了当局的支持。“给我们三年时间，”他热情高涨地说。“我们这里有这么多天才！”
抗争不会带来改变，服从才会
然而，认为社会变革预示着政治开放是错误的。事实上，相比从前，如今质疑当局的人更有可能被任意逮捕。8月，加拿大外交部长在推特上呼吁释放刚刚被拘留的公民社会活动家。她特别提到了Samar Badawi，她是被监禁的博客作者Raif Badawi的姐姐，而Ratif的妻子Ensaf Haidar是加拿大公民。沙特的反应非常极端：加拿大大使被驱逐，双边贸易被冻结，所有沙特学生被告知立即离开加拿大。沙特似乎试图证明他们会无视这种批评，两周后，检察官呼吁对五名被监禁的人权活动家判处死刑，其中包括一名女性：来自该国东部的什叶派活动家Israa al-Ghomgham。这种压制给像英国这样的西方政府带来了一个问题，他们希望利用沙特阿拉伯的新经济机会，又试图逃避回答人权活动家带来的难题。
在沙特阿拉伯，变革的目的正是为了减少政治动荡和对民主的需求。阿拉伯之春见证了中东地区的青年起义，此后，萨勒曼国王明白他必须为三分之二30岁以下的沙特人口做点什么。他三十三岁的儿子设计的雄心勃勃的经济和社会计划“2030愿景”，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设计的。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在《萨勒曼的遗产》中，一系列学者研究了新政策的意义和影响，考察了国家、地区和外交政策、经济和宗教的功能。其中收录的文章价值有高有低，但其关注的范围凸显了沙特社会有许多方面正在转型——尽管很难预测沙特社会将转向何方。变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该书编辑玛达维·阿尔-拉希德所写的有关神秘君主制的一章戛然而止，因为出版商的截止日期已到，而她还不清楚2017年11月被拘留在利雅得丽思卡尔顿酒店镀金监狱的11名高级王子和几十名部长、商人发生了什么事，据称他们涉嫌腐败，似乎是奉萨勒曼王储的命令。(大多数人最终向沙特国库支付了未披露的数百万财富后被释放。有些人可能会面临审判。)
我之所以用“据称”、“似乎”和“可能”之类的词，是因为除了基本事实之外，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坦率地说，没有人不知道。“神秘的君主促使公民接受预测未来的谣言，解读皇室那奇幻的威严。”阿尔-拉希德写道，“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沙特国王的神秘感和权力，并使民众进一步服从。”
她所写的章节主要关于王位继承——国王在一次宫廷政变中将其子从副王储提升为王储，这让许多皇室成员敢怒不敢言——但她指出，在这个国度里，记者更像是歌功颂德者而不是调查真相者，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谣言往往是信息的主要来源。根据她的说法，政治讨论总是从一个会被剖析和传播的匿名消息开始。持不同政见者使用讽刺诗并模仿一些视频剪辑，还有关于谣言的谣言——“这可能源自X王子，据说他不高兴被排挤为Y王子让路？”因此，很难知道萨勒曼王储对权力的控制有多牢固；我见过的联系人表示，在保守派或竞争对手王室成员退缩之前，他有大约六个月的时间巩固他的社会变革，但是他们的分析当然是基于谣言。
全世界都注意到了一个具体的变化，即允许沙特妇女开车的法令。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仍然禁止妇女开车，也没有任何类似大规模处决的问题，这些事件引发了对沙特社会广泛的负面关注。当6月24日宣布取消禁令时，西方公关顾问——政府花费巨资保留了大量顾问——鼓励信息部邀请外国记者并告知这一“好消息”。”
想象一下，在禁令解除前不到六周，那些妇女权利活动家被捕时的痛苦遭遇。其中之一，在1990年参加过第一次妇女驾车抗议运动的艾莎·阿尔·马奈，已经70岁了。随后当局逮捕了更多的人，同时释放了一些妇女。在法令颁布的这一天，快乐的女性开车行驶上路的照片、向镜头展示她们驾照的场景在全世界范围内播放，尽管记者们在努力解释为什么那些为这一刻奋斗了28年的女性会被关在监狱里。
沙特妇女开车
然而，按照沙特阿拉伯的逻辑，这并不矛盾。萨勒曼王储知道，如果王国要实现经济多样化并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必须提高妇女的生产力，所以她们需要开车，而不是把收入浪费在司机身上。他希望每个人都明白，妇女被允许开车，不是因为她们曾为此而呼吁，而是因为她们的统治者发布了一项法令。要点很清楚：公民的反抗不会带来结果；只有当人们于顺从一个善良且大权在握的君主时，改变才会发生。
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抵抗
虽然逮捕民间社会活动分子引起了西方广泛关注，但很少有人关注对被噤声或监禁的神职人员，主要因为他们往往是主张限制人权并宣扬伊斯兰圣战的人。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一直反对沙特皇室，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根源却存在于沙特阿拉伯的学校和清真寺中。西方政府没有批评萨勒曼王储的一个原因是，他下令改革教育课程，限制激进神职人员的权力。
阿迪·阿尔-卡巴尼是麦加大清真寺的前任伊玛目，也是少数仍然公开发言的保守牧师之一，他谨慎地说，“肯定会有冲突，国家面临一些风险。”他坐在宽敞的图书馆里对我说：“这就像旧方法和新思想之间的战争。如果他们要完成他们开始的工作，最好是某些人保持沉默一段时间。”他没有定义“某些人”是谁，但这暗示着他的宗教同伴需要明白，他们无法对抗改革的潮流，所以目前最好还是随波逐流。
我想和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大学伊斯兰研究的教师阿里·巴达赫达博士谈谈，他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告诉我，女性开车是个坏主意，因为“这会导致通奸和绑架”。然而，采访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保守的神职人员之一，其中在社交媒体上非常受欢迎的一些人在去年9月因未能支持王储的社会改革议程而被捕。当局没有给出逮捕的理由，但是王储看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威胁：那些鼓动更多自由的人，和那些拒绝改变对伊斯兰教的限制性解释的人。
玛娜·阿尔-谢里夫搬到了澳大利亚，避免了最近一轮的逮捕：正如她在回忆录《敢于开车》中解释的那样，她在2011年因为开车而蹲了9天监狱。她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激进的伊斯兰青少年，在某些方面比如今我们熟悉的掌权者的故事更有趣。她在麦加的一个贫困家庭长大，在一所60%的课程都是宗教课的学校上学时，她开始痴迷于这样一种想法，即她不仅要成为最“纯洁”的人，还要说服其他人也成为“纯洁”的人。
“这个故事绝不是我独有的，”她写道。“这是一个被极端主义言论和仇恨言论洗脑的整整一代人的故事，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被囚禁，首先受到我们社会及其宗教领袖的限制，然后受到我们自己的行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心灵的限制。”在她背叛了妹妹穆娜之后——她告诉父亲穆娜和一个男孩有秘密关系——他不仅打了穆娜，还切断了电话线路，禁止访客，并且女孩们除了去学校外不被允许出家门(即使这样，他们也必须由父亲或母亲陪同)。
最终，玛娜说服了她的母亲，她需要互联网来做家庭作业，因此与外界的联系得以恢复。“我开始阅读批评极端伊斯兰原教旨意识形态的文章和帖子，”她写道。“渐渐地，我意识到我一生盲目拥护和捍卫的想法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极其激进的观点。我开始质疑一切。“当她大学毕业并去沙特石油公司工作时，玛娜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2011年受阿拉伯之春的启发，她决定在达曼市挑战驾驶禁令。
诺拉·多艾吉在《萨勒曼的遗产》中的一章中，将“沙特女权运动超越国家”的开始日期定为玛娜·阿尔-谢里夫出狱之日。根据她的分析，沙特妇女意识到她们永远不会通过“与国家的父权制谈判”获得驾驶权，更不用提修改将妇女定义为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了。“妇女驾驶”（Women2Drive）和“尊严的权利”（Right2Dignity）的运动者坚持认为，国家应该承担责任，不能再用含糊不清的声明如“时机未到”来证明驾驶禁令是正确的，因为根本不存在“社会共识”。他们的单一议题运动还融入了一场更广泛的运动，要求被监禁的人权运动者享有抗议和自由的权利。
然而，到2014年底，一些妇女已经改变了她们的立场。多艾吉引用了一名以前参与过妇女驾驶运动的女记者海法·阿尔-扎拉尼的话，“最好的女权主义的努力是符合政府法律的，最坏的是认为她们可以通过外部组织迫使政府同意她们的愿望。”这种改变是由民族主义推动的，这种民族主义表现为对也门战争的支持。沙特军队在2015年干预也门，当时MBS是国防部长。不久之后，扎拉尼为沙特女记者开辟了新天地，从前线报道了这场战争。她穿着迷彩服坐在坦克里，声称“她不想被当作女孩对待”。女权主义不再是对抗国家权威的一种方式，而是“履行对国家的责任”。
地缘政治推动的民族主义
在也门的战争为这个国家提供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机会，让现代化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联合，并使他们中立化。沙特阿拉伯已经不是第一次干预其贫困邻国，但现在又增添了一个教派的层面：2015年初，控制也门首都萨那的胡塞在某种程度上是由逊尼派沙特阿拉伯的对手——什叶派伊朗支持的。“这种新的军事干预主义立即在沙特的许多选区政客中流行起来——从伊斯兰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阿尔-拉希德写道，“通过放大毫无疑问是来自伊朗的威胁，沙特政权同时唤醒了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
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女权主义者或人权活动家可能被指控背叛了他们的宗教，而现在他们被指控背叛了他们的国家。新闻网站没有给被拘留的活动家贴上“叛教者”或“异教徒”的标签，而是在他们的照片上贴上了“叛国者”的字样。他们被指控为“大使馆的代理人”，意味着这些人并不听从沙特政府，而是受到了境外势力的引导。
沙特阿拉伯已经遏制了过去在世界各地修建清真寺和传播萨拉菲主义的伊斯兰组织，以支持新的地域自信。拉希德写道，王储“目前正努力使沙特阿拉伯成为一个与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平起平坐的地区大国。”在这方面，他得到了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特朗普当选后的首次正式海外出访便到达了利雅得。以前的美国政府也支持并武装了沙特，但是欧洲外交官则更希望看到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害怕年轻且野心勃勃的王储与好战的美国总统结合，后者不了解该地区历史与动态，却有着摧毁伊朗的强大决心。
最近的一份联合国报告表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冲突方可能在也门犯有战争罪。它表示，沙特人没有查阅他们自己的“不袭击”名单，频繁杀害平民。(这份报告没有提到英国和美国，尽管这两个国家提供了大量投入战争的飞机和武器。)在过去三年里，大约18，000次空袭袭击了包括医院和市场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并且“必然导致也门的经济与人道主义局势更加严峻。”其他联合国报告显示，800万也门人面临饥饿，主要是因为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友阻碍了援助进入港口。
正是沙特人对伊朗的敌意，让以色列变得更加热情，因为以色列也将伊朗视为其主要敌人。据说特朗普总统的女婿杰瑞德·库什纳，与萨勒曼王储和本杰明·内塔尼亚胡都有着良好的关系：美国决定放弃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这是一项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能力的多边协议，这一决定在利雅得和耶路撒冷以及华盛顿三方之间达成。沙特国王和王储也与卡塔尔发生了争吵，支持埃及独裁者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将军，支持叙利亚的伊斯兰叛乱分子(尽管不是ISIS )，并试图迫使黎巴嫩总理辞职。“萨勒曼国王和他的儿子被证明是鲁莽的，”拉希德写道。“他们的外交政策基于一个单一的原则：确立沙特阿拉伯的至高无上地位，使其成为阿拉伯事务的唯一仲裁者和所有国际力量进入该地区的主要入口。”
目前，萨勒曼王储的国内外政策野心仍未得到遏制，因为尽管他疏远了传统的权力掮客——神职人员、商业精英和争吵不休的皇室派系，但他在30岁以下的沙特人中广受欢迎。与其他海湾国家相比，年轻的沙特人不再觉得他们生活在落后的国家或落后的地方。但是他们持续的热情取决于经济能否提供就业和繁荣。Steffen Hertog在有关紧缩时代的沙特的一章中指出，就业以前被视为一种福利形式，很难将沙特人从大多是无意义的政府职位上的无所事事的官僚转变为生产性的私营部门工人。(他引用一位沙特部长的话说，一般政府官员每天工作一小时)。结构性障碍是巨大的。他写道：“虽然沙特私营部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建立了真正的产能，但它主要依赖于国家生产需求的国内市场，并开发了依赖于国家保护和国家提供补贴的生产模式。”
利雅得的空气中弥散着修建新地铁和几十座摩天大楼产生的灰尘。城市建设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像迪拜一样的天际线，但危险在于，如果雄心勃勃的经济多样化计划因缺乏外国投资而受挫，许多高楼将会空无一人。同时对迪拜的想象在这里也是有限度的，因为沙特王室作为麦加和麦地那圣城的守护者，不能允许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放荡在虔诚的沙特人的生活中出现。对伊斯兰教最神圣场所的监护对于沙特人的自我意识仍然至关重要。我在首都郊外的一个牲畜市场遇到的一群脾气暴躁的老人告诉我，他们可以接受像电影院这样的新奇想法，但是任何涉及“酒精和淫乱”的事情都是不可接受的。众所周知，每年游览迪拜的100多万沙特人中很多都纵情享乐，但迪拜发生的事情只能留在迪拜。
尽管历史上没有确切的相似案例，但是王储可能会研究另一位试图使保守的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皇家统治者：伊朗的巴列维国王。在西方的支持下，在国际都市中产阶级的支持下，他试图下令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并使人们更加顺从他的律令。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最初是颇具进步性的，与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势力关系紧密，直至被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反动势力所收割。
萨勒曼王储的成功大概意味着登上一个更加强大和繁荣的王国的宝座，他的竞争对手都已经被征服。这没有时间线，他的父亲已经八十三岁了，据谣言，他可能不会坚持到自己死亡，而是主动下台，让他的儿子尽快继承王位。就目前而言，年轻的王储已经走上了正轨，但他可能会发现，他无法通过面包和马戏的节目无限期地强加自己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