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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因为不可言说的原因，民间公开诟病「两少一宽」者日众，以至于如果你想展现敢怼政府的勇气，它是你能找到的最安全且最正确的下嘴角度。

这个话题我并未刻意了解，只是过去因为留意民族问题，顺带了解了一点皮毛，就我有限的了解，大多数人对「两少一宽」的理解完全是错的。

首先，1984年出台的「两少一宽」政策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最直接的就是1983年的「严打」。

关于「严打」，这里我就不多做解释了，相信读到这篇文章的读者，即使不了解「严打」的具体细节，对到底该怎么看有个大致判断。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严打」时，大家列举和熟知的例子，几乎全是城市案例，而且喜欢被举的例子，很多都是我们今天视为正常或非罪的情节或行为，当年被判了重刑。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记忆里，严打是与少数民族无关的。

其实不然，当时严打不会刻意遗漏什么地方。

这就要牵扯到一个多数读者比较陌生的问题，当时民族聚集地区与汉族社会有多大差别？要知道，中国很多偏远的民族地区。历史上从来不曾存在过我们熟悉的官僚体系和司法体系，有些地方，因经济和环境因素而采用一种社会治理成本最低的部落制。

这样的地方，它整个社会的「法制观」必然与我们完全不同。

在这种社会，我们认为应当通过国家机器根据「成文法」裁决处罚的行为，是依照当地「习惯法」，由部落头人、村民、甚至家庭处理的。部落「习惯法」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原则往往有高度的一致性。

比如亲人被杀，没有强力官府追凶惩凶怎么办？于是鼓励「血亲复仇」。如果我没能力复仇或希望做出补偿怎么办？那就按照本地传统，让对方给一笔「赔命价」。但这不意味着它是整天杀来杀去，冤冤相报何时了。

涉及到人命都是这样处理，其他呢？我仅举一例，以前看过苏联解体前关于吉尔吉斯斯坦社会的论文，依稀记得，当时已婚的吉尔吉斯人约有40%是「抢婚」。「抢婚」是其古老的民族传统，它甚至成为婚礼仪式的一部分，有些情投意合的青年男女，决定结婚时会表演「抢婚」。

「抢婚」也是中国一些民族的传统习惯，它必然有大量是违背女性意愿的。只不过大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如果你认同自己的「习惯法」，这件事就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严重——而且，在我看来，有些习惯法是不好说谁更高级或谁更文明的。譬如，有的部落的习惯法是，你看上了一个好姑娘，哥们几个能帮你抢回去即合法，而有的部落的习惯法，你看上了一个好姑娘，领导和组织同意，你们搬到一起即合法夫妻。

总之，中国各地因为社会形态差异，对规矩的理解完全不同。你可以想象，1983年的「严打运动」，到了少数民族地区，会抓多少人杀多少人。如果你有心，一定能找到相关的零碎片段信息。

在我看来，「严打」并不仅仅是在内地多杀多抓，整顿治安，也是官方第一次认真把自己的「成文法」，大规模推向千百年来一直用「习惯法」自治的广阔社会，此前，它是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来代替成文法来处理一切问题的。当时开始强调「依法治国」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九〇年代末，我读到北大法学院苏力教授的文章，当时我对这个翻来覆去强调本土资源、乡村习惯、司法成本的法学家，充满了疑惑甚至敌意。这其实很正常，一个城镇社会长大，自小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的人，真正接触到中国乡土社会才知道，原来我们居然还有这么多「封建愚昧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不是都搞了几十年吗？

像我这种人，刚进入社会，对一切不符合教科书灌输的是非观和价值观的事物，都秉持彻底革命之心，对落后愚昧的乡村陋习，或者说他们的习惯法，我的看法是，这还废什么话啊，最正确的办法不就是用机关枪扫射嘛。我猜，年轻人持类似看法的该是多数。

我对苏力教授的这种看法，是一个缺少地方性经验常识，把自己知道的文本知识看得高于一切的「知识分子」或「读书人」的典型想法。多年后，我逐渐开始了解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粗略知道一点成文法与习惯法之间的演进史后，便越是对苏力教授的研究心存敬意（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同他的全部观点）。

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即使在今天的民族聚居区，由于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外来的现代法律与本地的习惯法，依然存在强烈冲突。而且，本地人与我们的情感和判断与我们完全相反：

现代法律是「外地的」、陌生的、违背传统习惯，因而是非道德非正义的，斌且是不可理喻的；而大家熟知的习惯法，是本地的、传统的、真正体现了正义和道德的。你可以认为当地人愚昧、落后，但为维护政府权威，你要么无视当地人的习惯大捕大杀，要么做出调整，少抓少杀从轻发落。

所以，「两少一宽」与「优待少数民族」无关。其本意，是由于国家法律系统与传统社会的习惯法之间存在剧烈冲突，为维护国家权威做出的技术性调整。做出这样的政策调整，从不意味官方接受、默认各地的习惯法，相反，强力最扭转本地「陋习」才是官方意一以贯之的态度。

另外，王春永的《藏族「赔命价」习惯法积极意义之再认知》中提到，当官方越是强力打击传统的「赔命价」时，民间反而越倾向于用它来私下解决问题。这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形，在类似外来规则与本土习惯冲突的场合，几乎是一种常态。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我认为这项政策能延续至今，最重要的限制因素是财政原因，那些本地习惯法与王法冲突和差异极大的地方，往往是经济极为落后，人口密度极低。在一个国家机器运行成本无比高昂的地区，你想不「两少一宽」都难。

至于汉族社会对「两少一宽」政策的普遍意见，其实很好理解。这种声音几乎都出现在新世纪，因为偏远民族地区的劳动力开始流入内地汉族聚集区，由此带来一系列矛盾冲突，而地方政府处置这种纠纷时，明显偏袒少数民族一方。汉族社会对「两少一宽」政策的理解和看法全部来自于此。

内地基层政府在处置这种跨民族矛盾时的态度，与其说是他们错会了「两少一宽」政策的本意，不如说，这是官僚系统典型的「惰政」行为，为了免生是非故意寻找一个借口而已。

这种「惰政」，不但损害了辖区汉族居民的利益，也迅速改变了民族聚集地区的社会风气，加速了其社会的犯罪化趋势。少数民族内部精英阶层对此的愤怒，不亚于汉族社会对此的愤怒。

最后，有些人认为「两少一宽」政策是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诱因之一，为组织的短视操碎了心。我的看法是，任何把我们政府看成「小白」的人，都是对国情一无所知的「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