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研究政治哲学、伦理学、价值现象学、思想史与中国当代政治文化

去年的六七月我在土耳其呆了一个月,在南京的修和讲课两周,期间参与了#MeToo的几个案件,我以为这么让人惊心动魄的暑假可一不可再,结果今年又一次刷新了我的个人体验。“八月五号从派出所出来,我感觉自己已经跟不上世界的变化”。

派出所只是一个被借用的地方,来“慰问”我的那些人平时都不在这个所里工作。在里面十几个小时,我基本没有感到什么恐惧,这除了因为我没有犯下网上所指控的那个罪名,还因为这些人对待我的态度和我以往听闻的有所差别。从有司第一次找到我,我就感受到这种差别,也私下和朋友探讨过。有的朋友将这种差别归因于深圳的执法比较“文明”,这有一定道理,就像我在文中写到的那样:他们一直强调我享有的合法权利,也对办案过程中合乎法律程序的一面颇为得意。从宏观层面,这说明体制暴力机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理性化”了(至少在深圳),在微观层面,说明执法人员也已经部分地认可了“法治”的价值。这样的体制结构,当然有可能被极权化,而且由于它“理性化”后所具备的效率,更容易产生大规模的迫害,就像齐格蒙·鲍曼所揭示的那样。然而在作为改开最前沿的深圳,这种可能性暂时还不会变成现实。

尽管如此,我不会天真到以为事情会这样就过去,现在我更担心的是,网上掀起的“粉红狂潮”将会肆虐到什么地步。我出来才知道,四号晚的九点过后,我的朋友、老师、读者和学生,都在打听我的消息,怀疑我在里面受到了虐待。我向朋友报了平安以后,登录了豆瓣和微博。豆瓣上也有许多人在追问我的下落,有一些还是和我没有打过交道的网友。有一个有点名气的作者,发了一个豆瓣状态:在这种时候,我想说,我支持陈纯,得到了数百人的支持。

这让我颇为意外,因为我一直很少和豆瓣网友交流。我在2009年的时候热衷于在各种小组发言,并旁观了全盛时期的vivo和枫林仙的对骂,还留意到尚未成为教主的“数卷残篇”。2013年以后,我在豆瓣上就很少说话了,每次都是发了文章就走,默默地标记着自己读过的书和看过的电影。这几年来,我感到豆瓣的审查越来越严,在微信公号和微博能发出去的政治哲学文章,在豆瓣基本发不出去,对它的认同感越来越低,对在上面活跃的网友也无甚了解。我没有想到,豆瓣有这么多人跟我价值观相近的人。

在新浪微博上,我搜了自己的名字,在追着我骂的各种微博中,我看到吕频发的一条,大意是呼吁所有支持我的人都站出来,抵制这一场对我的网暴。在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时候,这条微博已经有三四千的转发量。我和吕频有不少共同的朋友,但一直没有和她深入聊过,我心里对她是抱有敬意的:在刘强东一方发出关于明州案的第一批视频时,是她第一个站出来写了文章力挺jingyao,为声援jingyao的行动者赢得了喘息的时间。五号晚上一位合作过的律师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好人是有好报的,你要相信这一点。

在我失联期间,几个学生和读者一直在想办法帮我澄清,他们将这些信息整理成一份声明,拿给我看,最后发了出来。这份声明内容清晰明了,无非就是说清楚我已经从中大毕业,不支持港独,且参加的也是合法的游行。他们认为我是爱国的,因为我跟他们提过我一直不想移民的一个原因是希望留在中国进行第一线的观察和记录。这份东西发出来以后,很快也有了几千个转发。小粉红迅速占领了微博的留言,但也有一些支持我的朋友跟他们正面对抗。几个小时以后,这条微博就被新浪删了。

从四号晚开始,那些在微博上帮我说话的朋友都受到小粉红的围攻。有一位在深圳的朋友在微博上提到我的次数比较多,所以很快就被搜到,小粉红在留言里奚落他说:“你的纯叔去香港打警察了。”他不得不把微博评论关掉了,另外一些没有关掉的,干脆不再上去看,免得影响心情。还有一些,在微博上发布了比较多的个人信息,被小粉红人肉到了学校和家庭所在地,和我同样遭到了人身威胁。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被黑上了两次热搜。小粉红的逻辑是:那些帮我发声的朋友,都是我的“脑残粉”,“脑残粉”越多,这个人就越可恨。我在四处出击的粉红微博中一再看到这样的思维,不仅替他们感到可悲。这些口口声声反“脑残粉” 的人,完全是以“饭圈”为参照系的,他们里面有的就是饭圈中人,有的却是一贯反饭圈的,可就连反饭圈的人,渐渐也被“饭圈文化”潜移默化了。他们里面没有人会想到:我和我的朋友们很可能是因为共享同一些价值,才如此守望相助的。

可能是因为我每一篇文章都引来很多争议的关系,我对别人骂我基本已经麻木,今年四月,我的微博已经经受过一轮刘强东水军的网暴,对这种事情基本免疫,但两次热搜把我的亲人和朋友吓得不轻。我妈在这件事中出乎意料地,没有过多的埋怨,她帮我向打电话过来的亲戚一一解释,还建议我暂停一段时间的工作,好好休养。一些关心我的学界前辈,有点恨铁不成钢地说,之前就叫了你低调,低调,你就是不肯,你进去了有谁能给你送饭?有多位朋友建议我移民,移民教主贾葭帮我设计了一套方案,在脸书上有初相识的海外朋友甚至表示,如果愿意,可以形婚助我移民。

第二次上热搜后,有几个部门的人又找了上来,这多少有点让我觉得不堪其扰,与此同时,我的两个微博和豆瓣账号全部被封禁,其中两个伴随了我十年。如果我继续留在中国,我以后的生活大抵可以想象得到:我在墙内的所有发声渠道都将被堵住,注册一个封一个,我的一言一行处于时松时紧的监控之中,这会严重干扰我的正常生活。当然,这还是运气比较好的情况,因为经过这一轮,我的安危基本已经被绑定在香港这件事上,如果上面真将此事定性为“港独”,那秋后算账一定有我一份。

我确实有想过就此离开,或者就算不离开,以后都低调做人,这意味着我不能再写任何和现实政治有关的东西。我可以写我已经手生多年的小说,也可以写纯理论的东西,分析哲学的政治哲学、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价值现象学……。即便我作出这样的让步,我的东西依然很可能无法在墙内发表出来,因为他们担心里面含有影射或曲笔。如果情况严重一点,我光写不发表也会有麻烦,他们可以定时扫描我的电脑,对我生产的每一句文字进行仔细地甄别。这等于说,如果我老老实实地过日子,那对写作就不要再抱有任何幻想。有几天时间,我一直沉浸在这样的忧虑之中。

把我拉出低潮的,不是什么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而是进一步恶化的舆论形势。先是“814饭圈大团结”,然后是澳洲和加拿大的小粉红在异国街头霸凌香港年轻人。一直以来,我都不认为“饭圈”的出现具有什么进步意义,但饭圈的政治化之快,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两年前就写过“粉红全球化”的文章,所以海外小粉红的言行基本在我的预料之中,但我担心的是,这种愚蠢的炫耀式民族主义,会让当地反过来出现排华现象,牵连那些并不那么民族主义的华人。最让我义愤填膺的,是墙内外愈益猖獗的人肉和举报。小粉红借助体制的偏袒,大规模翻墙出来,四处搜刮脸书和推特上的大陆用户,如果发现在香港问题上有与中国政府立场不一致的发言,那就截图,墙内举报,“孤烟暮蝉”这样的微博营销号成为他们猎巫狂欢的聚集地。在我认识的人周围出现了大量的“熟人举报”。同事、同学和同乡,在关键时刻“大义灭亲”,有的甚至将被举报者多年以前的言行报告出来,以增加举报的“可信度”。组织化、输出革命、熟人举报……这些事情串起来,毛时代的图景依稀可见。

看到了这些,我反而不忧虑了,也不为难了:如果以后这片土地要变成这样的地狱,那我选择离开,不就是做逃兵吗?那几天,巫宁坤先生刚刚去世,朋友圈里分享了多篇讲述他生平的文章,让我心有戚戚焉。有人拿他和李政道先生、余英时先生对比,暗示他做了错误的选择。我无法去评价巫先生的选择是否错误,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不想以自己的祸福作为行为的第一考量。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如此评价小加图:他固然不怕死,但他要是不自杀,可以给共和国带来更大的裨益,共和国或不至于覆灭。孟德斯鸠认为,归根到底小加图还是“自私”的,只考虑到了个人名誉,没有考虑到共和国的未来。对于我来说,离开还是留下,本身无关宏旨,关键是哪一种选择更有益于我所投身的事业,即本真的学术与自由的政治。

张洁平有一句话,我十分喜欢:漩涡中的人,有责任说出漩涡的样子。这两年来,我一次次靠近各种漩涡,也就是为了“说出漩涡的样子”,为此我招惹了不少麻烦,但并不后悔。然而最大的漩涡,当然是中国的政治社会本身,远离了这个漩涡,对我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也许是历史和哲学读得多了,我经常会想,自己死前的那一刻,会希望自己过的是怎么样的一生。今年来略微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终于“活得值了”。

我的微博和豆瓣被关闭以后,我对墙内的社交平台基本死心,于是彻底转战脸书和推特。很早以前有朋友提醒我说,墙内的“舆论阵地”不值得经营,因为能看你文章的人,基本都会翻墙,那些不会翻墙的,迟早会国家主义化。我不是很赞同他这个判断,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基本是以墙内有自由意识的人作为自己的目标读者的,但现在自己被迫噤声。在墙外我收到许多读者的慰问,他们有的一直想认识我,但我后来已经不开放微信给读者加了,这次很多人知道我出事,都在默默关心我的遭遇,其中有一些也和我一样被举报和人肉。我将《粉红狂潮与体制外的极权主义》发表出来以后,除了又被关心我的师友教训了一顿,也引起了许多争议。有些朋友觉得我夸大了小粉红的威胁,觉得体制本身威胁更大,小粉红只是任由体制摆布的乌合之众而已。

就好像我在写老朱的那篇文章里说的,我依然没有办法完全说服那些对我的论述的“科学性”产生怀疑的人,因为我的方法论属于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不属于实证主义。我当然承认实证的科学性是值得追求的,但不认为这个就是“学术”的全部。最重要的是,我的文章绝对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有明显的价值承载,我往往以这些价值作为基础,再展开我的论证或者描述。我希望我的文章,除了能揭示一些其他人看不到的现象和规律,还能成为唤醒和聚集“价值同道”的精神场域。因为在这样的时势,对国家主义抱有疑虑的人势必过得更为艰难,我们除了依靠自己的心力,只能依靠其他同道者施以援手,就好像我在八月所遭遇的那样。

这不意味着,我就是个“党派分子(partisan)”。我一直非常渴望拓宽自己的知识范围,经常想听听一些不同立场的人,对我们关切的问题的回答,偶尔也尝试站在不同价值的立场,去推演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判断。我对体制和体制内的人也并非抱着敌意,就八月这件事来说,体制当然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但它未必乐意见到一股不受自己控制的力量的出现,即使它看上去是“他们那边”的。如果反国家主义者不至于变成无政府主义者,那他们就必须承认,这套体制机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会控制着这个国家,和这个政权本身还有多长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国家主义者更了解这套体制是怎么运作的,那他们就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换句话说,如果体制外那股极端反动的力量最终同化了这个体制本身,那反国家主义者除了移民,还能怎么办?对那些没有能力移民的,他们能怎么办?这种可能性现在不大,但不是完全没有,尤其是经济持续下行,中美贸易战加剧,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的数量会急剧增长,这些人是更有可能被极端反动的一边吸引,还是更有可能被进步的一边吸引(不是说那些人天生反动,或者说进步的理念缺乏吸引力,而是进步力量的组织和传播资源严重匮乏)?

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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