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娘与两个堂姐
这里说的二娘，就是《三叔》那篇里给文迪打针的二大爷的老婆，也就是二爷爷的儿媳妇；两个堂姐，是她的大女儿和小女儿。
二娘在村里，也算是个人物，因为忽然有一天，她宣告说自己能下神了。我还小，住在爷爷奶奶家，奶奶因为哮喘和其他病症，总是身体不适，常常卧在炕上几天不能下地。看了邻村大大小小的医生，总不见好转，二娘就拎着自己的烟袋说，大娘，我给你看看吧。家里人起初也并不信什么，姑且一试。
晚上黑了天，二娘来奶奶屋里，点着昏黄的煤油灯。二娘指使小姑去拿了一根筷子，一只碗，把桌子放在炕中间。二年端坐在炕上，把晚扣在桌子上，拿起筷子问：“不要新的，要老的。”小姑就说，是老的，用了好多年了。二娘点点头，把已经磨得圆圆的筷子小头立在碗底，说：“站住，站住。”然后慢慢撒开手，那根黑黑的筷子竟然就立在光滑的碗底了。然后二娘就说，快看看，快看看，是不是没影。果然就没影子。
二娘让众人都不要出声，屋子里只听见奶奶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过了大概一分钟，灯花啪地爆了一下，那根筷子开始倒向一方。二娘嗖地地下，到筷子倒的一方去，似乎在捕捉什么，嘴里念念叨叨：“回去吧，都回去吧，别折腾老太太了。知道你们不放心，都回去吧，家里好好的。”过一会回来，到奶奶耳边说：“大娘，没事了。”
之后到西屋，大伙都问二娘是怎么回事。二娘拿出烟袋，说等我歇歇，抽袋烟，把烟笸箩抓过去，从里面捻出细细的烟末填在烟袋锅子里，摁瓷实了，划一根洋火，把烟袋点着，深深吸一口。灰色的烟从她嘴里吐出来，话也吐出来：“我大娘这不是病，是爷爷奶奶想家了，从那边回来看看。看看归看看，可大娘身子弱，经不住呀，就害病。我已经把爷爷奶奶送回去了。”然后二娘告诉父亲和三叔，让他们明天去买点海纸，给我太爷爷太奶奶烧了去，老人估计也是没钱花了。“送回去是送回去了，可不能什么也不给拿呀，那边过日子也不易。”二娘补了一句。
第二日，父亲他们去上了坟。又过了几天，也不知道是哪味药起了作用，还是二娘的法力见了效，奶奶缓了过来，又能下地烧火做饭，能背着小孙子到街上遛弯了。
自此，在大家半信半疑中，二娘也就小有神明，算做一号人物了。二娘的神通，也不见得总是灵，否则她不会被蛇咬一口。村子里一到秋天，都会去山上打羊草，草里常有各种蛇。二娘在打草的时候，被蛇咬了一口，急急被送回家，村里的医生做了简单的处理，赶紧找车到林东去，开刀，往外挤黑血，一连挤了好些天，加上打针输液吃药，才算是把毒清理干净。后来，她又得了一次掉檐风，也就是中风，治了许久才好，但嘴却斜了，她本来就洗好抽烟袋，一面嘴斜了之后就把烟袋叼在那边，好像嘴斜全是烟袋压的。有人打趣她，没算到自己有此一难，她摆摆手：“医生治不了自己，算卦的也算不了自己。”
二娘的大女儿，读书比我早三年，小学时在父亲的班里，常被她用杨树条打，后来还埋怨父亲：“二叔，都怨你，念书的时候不狠点打我，狠点打我学习好，也考上学，不种地了。”父亲会笑着说：“这打你们几下子还不乐意的，拿眼睛瞪我，还狠点打。”大姐念书，并不是很好，但自有女孩子的刻苦用功，也曾奢想过通过读书摆脱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我读初一，她读初三，初一放农忙假，初三补课，我却在村里的地头看见大姐在耪地。我问她怎么回来了，她说不念了，二娘不让她念。她是回来要补习费的，因为十几块钱的补习费，让二娘觉得读书是一个无底洞，多少钱也不够花，还觉着，姑娘家读得再好，将来嫁了人也就是别人家的人，亏。
几年后，我到镇子上的高中读书，大姐曾给我写信，诉说辍学务农的苦恼，我年纪也小，只能回信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种听来的话，没想到大姐一直记得，后来在一起吃饭喝酒，有些醉意的时候，她便唤我的小名，谢我，说这句话对她的安慰和鼓舞。
二姐也辍学，她们便同二娘家东院的一个沾着亲戚的兄弟到沙那水库打工。不管做什么，总算是离开了土地，且离开了家长的约束，有了难得的自由，她们开始显现出一种青年人该有的活泼。偶尔回一次家，带回来些泡泡糖、面包类的东西给家人。这一段时间的大姐和二姐，似乎看到了某种朦胧的希望。村里有喜事，请人坐桌吃饭，她们渐渐被当成客对待，可以上桌子，和从前只能仰望的叔叔伯伯一切划拳斗酒。而且因为从来都不许她们喝酒，这一放开，就有点天生好酒量的意思，不久她们姐俩都有了点酒名。
大姐曾立誓要嫁到远处，离开这个山沟沟，后来经人介绍，她果然嫁给了一个远处的男人。大姐夫家在内蒙集宁，离我们村几千里地，十几岁就到草原上去放羊，一干就是七八年。大姐实现了嫁得远的誓言，却始终离不开这个小小的村庄，因为大姐夫家那儿，似乎比我们这儿还要穷困。大姐和大姐夫，便在村子里买了一处二手院子，定了居。好在大姐夫若干年的风水雨打，练就了一身手艺：泥瓦活、木工活都能，大姐的户口没有迁走，也就还有口粮田，两个人日子过得还算顺当。只是大姐夫爱喝酒，因为当年在草原上放羊，整日和蒙古人喝酒，养成了习惯。一旦喝多醉了，便满村子串门，有人家的狗扑过来撕咬他，他竟然能捉住狗的两条前腿，对着张牙咧嘴的恶犬嘿嘿笑。
大姐生了一个女儿，还在怀孕的时候就让我给小孩起名字。“你念书多，给起个好听的名字。”我在家里许多次受此重托，几乎是翻遍了手头的字典词典，起了四五个名字给她。后来再回去，听见人们喊她女儿的名字，知道我挖空心思起的那些名字，都不入她们的法眼。大概，我给亲戚们的孩子起的名字，一个都不曾采纳。这些被父母给予了无限期待的孩子，只是叫了敏、峰、明之类的普通名字，当时我曾有挫败感，后来终于警醒到自己眼界的浅显。她们给孩子起名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给自己的一生做规划和总结，孩子就是她们的天和地。
从女儿出生起，大姐已经给她规划好的几十年的道路，上了幼儿园，她去接孩子，经常和老师讨论教育方法，过年过节时，也会同其他家长一样给老师送点礼物，每一次都为送什么和送多少费劲脑汁。是的，大姐把所有的一切都倾注在女儿身上了，几乎所有的农村人，都是如此。我能理解这些，我也悲哀这些，我甚至无法确切地说出，她们有没有实实在在地为自己活过。结婚之前，他们是父母的延续，结婚之后，他们又把自己的整个生命投注到儿女身上。他们也想为自己活，但现在的生活不给这个机会，因为他们绝不能接受儿女再重复他们的命运。那好吧，就把最好的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