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健委描绘出便捷就医等应用场景，试图让人们相信它升级健康码的正当性，可考虑到公民不能自愿选择、也无法退出，而行政力量任意行事的状况，渐变色健康码于情于法都该停止。

文| 杜 虎

杭州探索健康码常态化利用，即将推出渐变色健康码。5月22日，杭州市卫健委召开专题会推动此项计划，拟定往疫情期间搜集的健康码上加载提高用户黏性的应用，通过集成电子病历、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的相关数据，把用户的健康指标和健康码颜色联系起来，建立个人健康指数排行榜。

如果用简单易懂的话来解释杭州卫健委正在做的这件事，那就是：杭州要升级改造在新冠疫情期间搜集到的个人信息，以这些海量数据为基础，开发新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接入电子病历、抽烟喝酒等个人生活方式数据，然后对这些大数据进行色相评价，判断个人、楼道、小区乃至企业的健康状况。

渐变色健康码示意图 来源：健康杭州

相较于政府周密部署推动，将其看作为民解忧的立场，杭州的做法引发了市内外舆论的较多反对。反对的理由很简单，渐变色健康码涉嫌侵犯公民隐私。公民在新冠疫情期间让渡个人资讯，是为了配合防疫的紧急需求，而不是让出私密的个人资讯，成全冠冕堂皇的盈利模式。

杭州卫健委的做法之所以叫人惊诧，不只是它计划要做的事，更因为它在利用如此重大、敏感的人群数据库时缺乏基本的法律意识。不排除这些隐私数据全被掌握之后，可能会给某些民生服务带来便利，但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是大家的隐私可能被滥用，是企业的商业冲动可能和行政盲目的合谋。考虑到各地将杭州视作电子政务的样板城市，升级健康码的做法是一个不好的示范。

新冠疫情期间，为了实现社交隔离和公共防疫，追踪个人行踪的健康码迅速在全国普及。各地、各级政府都在不同阶段运行了健康码这一管理模式，民众出于大局考虑，被迫交出个人全面信息，包括姓名、住址、配偶、电话、常去地点、路线等，为控制及有效防止疫情的蔓延作出巨大的贡献。

这种公众的贡献，反过来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牺牲。因为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民众不知道谁能看到健康码搜集到的个人资讯，也不清楚这些极其宝贵的海量信息进了哪家特许公司的手中，更没人告诉他们在疫情结束后，这些个人信息如何处置。但事关防疫的公共利益，每个人没有选择，只能拱手让出。

眼下我们正在走出疫情，如何统一处置此前趁机搜集到的个人信息数据，理应得到严肃的讨论，以便匹配民众无私让渡权利的义举。全国政协委员李彦宏日前借助提案建议，针对新冠疫情期间采集的个人信息设立退出机制，对已搜集信息进行规范管理，降低数据泄露、滥用风险等，为杭州的激进做法敲响了警钟。

5月22日，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召开全市卫健系统深化杭州健康码常态化应用工作部署会。来源：健康杭州

如果杭州市民不同意健康码升级，要求在渐变健康码系统中删除个人资讯，也就是得到退出的机会，可以实现吗？只怕很难办到。相较于销毁健康码搜集的大数据，保障公民的个人隐私信息，开发渐变色健康码的商业大公司和政府部门，恐怕有更强烈的商业动机和管理冲动，想用大数据干点什么。

杭州卫健委在推行渐变色健康码时，强调是“造福百姓”，可无法解释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谁同意你们做了？在疫情健康码里让渡个人隐私是短期行为，而将它们强行纳入升级后的系统则是永久出让，没有任何程序，未经公民本人同意，就将公益的健康码转性为商业的渐变色健康码，这合适吗？

现有的许多案例证明，个人信息数据买卖不只是一门活跃的黑色生意，而出卖个人资讯的很多是银行职员等负有保管义务的人。趁着疫情放松个人信息的法律规管，在背后搜集个人隐私的那些人会比银行职员更有道德吗？勒令公民因防疫让渡个人权利的部门更有责任感吗？

总之，杭州卫健委推行渐变色健康码，无论有什么动听的理由，都无法否认它单方面改变了疫情期间搜集的个人信息的用途。卫健委描绘出便捷就医等应用场景，试图让人们相信它升级健康码的正当性，可考虑到公民不能自愿选择、也无法退出，而行政力量任意行事的状况，渐变色健康码于情于法都该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