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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神秘肺炎失控，庚子年除夕前夜，当局宣布武汉封城，接着武汉作家方方开始写封城日记，60天后停笔。方方日记的英文版« Wuhan Diary »译者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学院的白睿文教授（Michael Berry）。以下是对白睿文教授的专访，谈他翻译方方日记始末。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希望翻译方方日记？
白睿文：我大概前年认识了方方老师，当时认识方方是因为一位朋友的介绍，那个时候就开始谈她的另一个长篇小说的翻译计划，后来我去年便开始翻译方方老师的《软埋》一书，之后就一直保持着联系。疫情爆发以后，我也知道她人在武汉，由于担心她的安全情况，就写信问候了她和家人。就这样，今年年初有了几次联系，她并没有提到正在写日记。后来是一个朋友告诉我在网上看到了方方日记，觉得很有参考价值，建议我不妨看一下。
我大概在看了一两篇之后就非常感动，而且我觉得这个声音非常宝贵。那个时候，中国以外的媒体关于病毒方面的报道其实不多，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缺乏了解，而且新闻报道也大多都是新闻性质的，有很多客观的数据，但缺乏人的精神。而方方完全是用个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情, 表现的是被封城后，被封在家里的整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她的声音蛮有价值的。
我大概看了一两篇以后就马上决定翻译，然后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希望和她合作，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但是她一开始拒绝了，她说日记刚刚开始写，而且疫情还没有完，不知道会写成什么样，更不知道最后情况的发展，所以暂时不要合作，以后看看有机会再说。我也非常尊重她的想法，没有继续问。过了一个星期，她回信联系我说，有出版公司和杂志也联系了她希望翻译日记，所以我们还是合作吧。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翻译了。大约是2月23，24号左右吧。当时她也正在写作当中。这是个非常独特的经验，等于说创作和翻译同步，她每天在写日记，我也每天在翻译，但比她晚了一个月，所以一直非常努力地补课：她每天写一篇，我大概翻译三至五篇，大约五千字，所以也很辛苦。后来加州也封城了，我就呆在家里，每天都在加紧做翻译工作。
记者：在翻译时就联系好出版社出版吗？
白睿文：她一旦接受了合作，我就开始找一个我早就认识的代理人，代理人就开始联系一些出版公司，我也赶紧准备了一些样章给出版公司参考。
记者：英文版出版的消息一出来，方方就开始受到攻击，认为她给外国攻击中国“递刀子”，因为出版社开始推广这本书的时候正逢武汉解封，反对她的人也认为这些都是有预谋的，您如何回答 ？
白睿文：绝对没有阴谋论。正如我刚才所讲，我当时正在翻译方方老师的另一篇小说。其实我翻译 « 武汉日记 »，就是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要帮助武汉老百姓，要帮助方方老师，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全世界的人来了解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直到现在，我们也不了解新冠病毒的各种情况，每天看报纸都还有新的发现，一月份，二月份的时候更不知道这个病毒的很多细节，所以我想我们要通过方方老师的观察、见证和感想去了解当时疫情在武汉的各种细节。我觉得为了了解整个封城的来龙去脉，《武汉日记》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声音，也算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件。
记者：您认为出版这本日记的意义在此吗？
白睿文：其实它的意义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后来新冠病毒影响到了整个世界，我觉得这本书是病毒刚刚开始爆发时的一个见证，这一点很重要。另外，方方老师这么勇敢，愿意站出来说几句真话，我觉得现在全世界都需要更多这样的人，尤其是美国！现在美国新冠病毒处理得特别糟糕，我觉得总统和各个政府部门都处理得不太漂亮。他们其实可以从中国的例子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老百姓也可以从方方的敢说敢当 中学到不少……
记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注意到了没有日记里有比较“敏感”的章节？
白睿文：其实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点都不敏感。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很多读者都非常喜爱方方，她的读者群非常广大，而且很多人全力支持方方日记，每天都在看。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所谓的“争议性”和“敏感性”。其实，日记越往后写，这些“敏感“题材越来越凸显出来，当日记的内容开始涉及到“追责”这个议题，攻击和恐吓她的人越来越多。但我开始翻译，二月底的时候，我自己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敏感”的文本。但是后来确实变得不一样了，我没有想到，估计方方也没想到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记者：英文《武汉日记》电子版五月中已经上线，但法新社曾报道说印刷版八月份出版，后来又说六月三十号与读者见面，可方方的“武汉日记”的印刷版至今还没有面世！
白睿文：是的，在亚马逊网站上最早说八月份出，后来又改成六月，最后把时间完全拿掉了。出版社一直在改变他们推出的计划，所以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他们的想法。出版社有他们自己的考虑。但我不能代表出版公司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他们内部的决定。
记者：电子版出来以后，很多人读了。美国读者有些什么样的反馈？
白睿文：出版之后有很多书评，包括 « 纽约时报 »， « 纽约客 »杂志等美国最大的媒体平台都做了非常有深度的书评，没有一个试图把这本书当成“伤害中国的武器”，唯一有这种说法的就是中国国内那些攻击这本书的人。所以我觉得特别荒谬，极左势力一直强调这本书有意伤害中国和抹黑中国，其实作家完全没有这个意图，我也没有，出版社也没有。
所以，这些谣言不过就是谣言。整个事情变得非常荒谬，我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 无法想象最后会变成这样……
记者：怎么听说您也受到了网络攻击, 这是怎么回事？
白睿文：有各种各样的攻击信和恐吓信，有些带着种族歧视，把我称为“白皮猪”什么的；也有很多把我当成美国情报局CIA的人员；还有人说不是我自己翻译的，因为翻译的速度如此快，所以不可能是一个人做的，他们认为是一个团队，我是这个团队的头目，我们都听美国情报局的指示，就是要制造一个伤害中国的武器等等……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替美国情报局工作，我一直都是在做电影文学的学术研究，也做文学翻译。二十余年以来，我的身份一直是一个单纯的学者兼大学教授。
最可怕的就是恐吓信，说要把我杀了, 把我儿子杀了,把我全家杀了……真的从来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我也不过是做了翻译。就算是翻译一本书，也不表示认同作者的每一句话，我也不是作家的代言人，翻译的职责就是把那本书的内容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用另外一种语言把内容表现出来。
这个结果真的让我无语。我曾经有三次写了公开信，准备在微博上发表，用自己的立场来解释这整个过程，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录在案，但最后都没有发出。这是因为不但有别人在造谣，他们在网上和各个报纸发表的很多文章都不按照事实来写，同时还有这么多的恐吓信，我觉得这种手段非常恶劣，让人不知所措。不同人有不同的说法，看事情也有不同的视角，这是很自然的想象。有话可以好好说。但一旦有一方开始使用流氓的手段恐吓和威胁，那已经失去一个好好沟通的平台。即使我站出来说话，不管我说什么，又会变成他们另外一个攻击的目标，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保持沉默比较好，让书来自己说话。书出版了，读者越多，就会发现他们的造谣和极左的说法都是谎言。
其实这本书没什么好怕的，就是一个退休的作家，封在家里，写病毒爆发之后的各种细节。她的声音非常宝贵，她的日记中讲了很多人不敢讲的话，但是她敢于站出来，讲出来，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也非常重要，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说不定会冒犯到一些人的利益，说不定最后的攻击跟这点也多多少少有些关系吧……但我真的相信，凡是有理智的人，如果静下来阅读整个一本书，便会发现大部分的议论和攻击都是跟这本书的精神和内容无关的。
记者：您受到这么大的压力时，后悔不后悔自告奋勇翻译方方的“武汉日记”？
白睿文：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这是我做不了主的，到时候再看看。
关于后不后悔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在翻译 « 武汉日记 »的过程中，方方不仅是我的翻译对象，多多少少也变成了我的小偶像，因为我觉得她无所畏惧。虽然我也收到一些攻击信和恐吓信，其实远远不如方方老师的。而且方方在中国，她会遇到的挑战，受到的压力不知道比我大多少倍，但是她愿意承受，而且不管网上造谣不断，谎言满天飞，她还是一直愿意站出来讲真话，让我非常佩服。我觉得如果她能做，我也能坚持住。其实我做的一切，跟方方老师比，真的不算什么，所以我不后悔。
翻译是我的职责，我把中国当代一些作家和导演的作品推广到海外，也有一些研究的成果曾经在中国出版过，其实我一直想做的就是当一个中西文化的桥梁。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出发点是对的，就是要帮助中国，要帮助武汉。方方老师也早就说过，她自己这本书所得的所有利润都会捐出来给武汉在疫情中牺牲了的医疗人员家属。
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很好，很善良的，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好后悔的。最后事实已证明，武汉控制疫情非常的成功；新冠病毒现在正在蔓延中，美国、巴西、欧洲尤其危险。我真真切切的认为，这些国家的读者都可以从《武汉日记》学到很多。方方关于“指责”的呼唤，实际上美国控制疫情如此失败，美国国内也非常需要这种声音。
记者：方方“武汉日记”英文版有一篇“译者后记“， 可否介绍一下？
白睿文：“译者后记”的第一段是关于“阅读武汉日记”，其中讲到：在西方阅读译稿和中国阅读原著是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因为当时方方日记是当天写当天发，很多人会看，传来传去，有人留言，而且留言板上会出现各种视频和图片，有人会攻击，也有人支持，所以互动性非常强，可以说整个是众声喧哗……那时候的阅读体验和后来在美国阅读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美国出版了以后，我觉得阅读起来会有点像进入时间隧道的感觉，因为你看到武汉几个月前发生的很多事情，美国也正在发生中。比如，在翻译一些片段时，就特别希望美国老百姓能够当天就看到，因为武汉已经经历过了，他们已经汲取教训了，知道如何处理，但是美国晚了好几步。
比如，方方讲到武汉新年时举办了一个“万人宴”，四万个家庭一起聚餐，方方对此非常理直气壮地进行了批评，指出，难道不是有病毒正在蔓延吗？在翻译这一段的当天，我就看到了美国总统川普准备一个几万人参加的大型活动，有人问他是否会因为新冠病毒取消，他说不会取消，还是要办。我看到这个消息就感到非常悲伤，希望当天美国的读者就可以看到方方的见证，如果他们可以提早读到的话，美国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但是没办法，好几个月过去了，美国还是继续在犯错误。
口罩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例子。方方老师早在1月初外出就开始戴口罩，而现在美国（已经是7月初啊！）许许多多的美国老百姓，包括总统本人，都不肯戴口罩！
还有一个例子。方方老师讲到有一个家庭四口人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因为病毒而离世，读到那一篇的时候我也非常感动。后来有一天我去看医生时，就和他谈到这个事情，医生也非常惊讶，他说“这个新冠病毒不是和感冒差不多吗，怎么会让一家人死亡呢？真的没有听说过！”
所以我觉得翻译这个文本就非常重要，因为看样子还是有很多美国人不了解这个病毒的危害性。几个星期后，我看到一条新闻。在我长大的新泽西州一个小镇上，我一个高中同学的家人有七个人染疫，四个人死了，速度如此之快。从我医生说这个病一点都不可怕，跟感冒一样到几个星期后我的小伙伴家死了四个人，传播速度非常快 !
所以,我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一直要加快速度，希望人们去阅读这个宝贵的材料。而且有种使命感，希望赶紧译完，赶紧出版，因为人们需要这样一个信息，希望学到武汉的经验，吸取教训。
还有很多这样的细节。在后记里，我也讲到翻译的动机，受到攻击的过程。还有我自己的生活如何愈来愈像方方老师：她没写作，我每天翻译；她被封在武汉，后来我也被封在洛杉矶；她每天收到无数的攻击，后来我也变成一个攻击的对象；后记都又把这些过程记录在案。
记者：美国版的《武汉日记》是否包含方方后来写的十几篇“关于”日记的解释和说明？
白睿文：没有。《武汉日记》的内容包含方方的六十篇日记、她写的序言和我的译者后记。另外，方方也写了一篇关于武汉这个城市的散文，题目是 «武汉这个地方»。她从两岁开始就一直住在武汉，她应该算是中国当代作家里最能够代表武汉的，她的很多作品都是以武汉为背景，我想可能从她的视角看，要加一篇向西方读者好好介绍武汉这个非常漂亮的城市的文章是很重要的。
记者：有人质疑方方日记的文学价值，您如何回答？
白睿文：几个月以来大家都在讨论方方风云和武汉风云，在Youtube，微博等网站能看到那么多的视频和评论，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现象，所以我觉得当然有其自身价值。
当然日记和方方的小说完全不一样，她的小说会在一个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来书写，会有一个完整的结构，文字非常漂亮，而且经过修改。但是《武汉日记》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它带着一种爆发性，是当天写当天放到网络上，所以会有一些错别字或重复的地方，可能没有那么漂亮。但是有时候，最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漂亮。当然还是有一些非常美的段落。
日记即时性的，和方方老师其它作品完全不一样，但我还是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你看，今年有那么多人在议论、在讨论、在攻击它，这已经证明了它的重要性。攻击这本书的人好像也不理解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你越攻击，想看此书的人越多。
记者：有人说方方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推荐提名，您知道这个情况吗？
白：我没有听说。但是提名本身没什么。任何作家和著名教授都可以写信给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推荐提名一个作家。
其实推荐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很多人都被推荐了。但是推荐和获奖完全是两码事。
感谢白睿文教授接受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