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8月26日)内蒙古教育厅传达加强汉语教学的文件在内蒙古引起舆论波澜,许多蒙古族学者和学生家长认为新措施令蒙古语言生存陷入危机。有人认为双语教育的争论涉及宪法规定的民族平等问题。
由于争论涉及民族语言和民族平等的敏感话题,在社交媒体上的许多讨论群组,甚至一些蒙古语话题的网站被关闭。内蒙古各地的许多学生家长和老师都受到有关当局告诫,要他们慎言。
8月26日内蒙古教育厅发布了《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文件规定从今年秋天开学起,内蒙古民族语言授课的小学一年级开始使用全国通用的语言教材。在今后两年逐步开始小学一年级的政治课和历史课也开始改用汉语授课。
在7月份在内蒙古就已经开始风传有关消息,引起蒙古族学生家长的不满。不少蒙古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开始在中国国家媒体发表分析和看法,指出新政策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教育界的消息人士说,可能是由于事情敏感,这次内蒙古教育当局仅仅口头传达了上述文件,而且不许与会者作记录。
民族语言平等
在内蒙古双语教育新政策的传闻和争议刚开始的时候,央视发表了一段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齐木德道尔吉教授的视频讲话。后来这段视频已经被取消无法看到。
齐木德道尔吉教授在视频中阐述民族教育和民族团结关系,他强调内蒙古迄今为止的民族语言教育是成功的,并且委婉地指出,对现有的民族语言教育做不当修改会不利于民族团结。
7月份内蒙古大学的蒙古学专家央• 特古斯巴雅尔教授在《蒙古文化周刊》上发表文章表达了不能改变内蒙古民族教育中的教学语言的意见。他的文章在网络广泛转载后被屏蔽。
央• 特古斯巴雅尔先从宪法关于多民族国家和民族平等规定的角度指出,加大汉语教学学时会削弱蒙语母语教育,违背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平等的规定。
另外他从语言学习的角度分析说,在小学一年级加强汉语教育时间,弱化蒙语母语教育,很难达到”双语教育”的初衷,即培养出来的不是”双语者”,而是有缺陷的”单语者”,或者两种语言都不合格的”半语者”。
为了安抚民间表达对不满,官方公布的新方案解读文件强调,新双语教育方案并没有改变原来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课时,教材和体制。
“行之有效的做法”
几位内蒙古双语教育的亲历者对BBC记者说,按照一直以来的被他们称为”一类双语教学”的做法,他们在学校都是从小学3年级开始学习汉语,而且是教师用他们的母语向他们讲解汉语。现在的做法是小学一年级开始学生使用全国统一的语文课本,用汉语教授。
他们认为”一类双语”体制培养的毕业生一般都做到了蒙汉语兼通,而且这些人在走上社会或进一步深造过程中,得益于过去的双语体制,许多人都更加容易地掌握了英语,和日德等第二外语。
他们担心现在要实行的”二类”语言教学体制,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天增加一个课时的汉语文,必然导致包括母语在内的他科目课时减少。许多人在公开信中表示担心,认为当局会逐步加重政治,历史和其他的汉语授课时间,可能会让蒙语授课生在升学考试中处于劣势。
旅居德国的内蒙古人民党主席特木其勒图(席海明)曾经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当过教师。他说那时候牧区学童也在学校学汉语,不过那时候是老师用蒙古语教授汉语,就像现在学生通过母语学习外语一样。
语言自豪感
吉日木图是一位受过双语教育的公司职员,蒙汉语兼通,而且能说流利的英语和瑞典语。他对BBC记者说,现在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呼伦贝尔等地方的学生家长都在进行串联,写联名信向当局呼吁修改政策。
吉日木图说许多学生家长都表示如果呼吁无效,他们会让孩子在秋季开学时抵制入学。但是他说学生家长的联络活动已经受到警方的告诫和干预,一些人已经不敢发声。
乌兰察布市的一位退休的蒙语教师说,蒙古文字是世界上唯一的站立的文字(竖写),是蒙古人的骄傲。最近内蒙古企业家巴特尔出资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世界宣传竖写的传统蒙古文字,受到所有关心蒙古语言文字人的关注。
他说内蒙古当局要草率修改蒙古语言教学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做法令人费解。这位退休教师认为,这可能说明当局对蒙古语言文字没有给与应有的尊重,也说明他们低估了蒙古语当中包含的民族感情。
流亡海外的内蒙古人民党主席特木其勒图表达了更激烈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中共违反了自己对少数民族的承诺,逐步开始了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灭绝。
1981:前车之鉴
1981年北京下发关于放松内地向内蒙古移民限制的”28号文件”曾引发内蒙古蒙古族学生罢课,抗议和进京上访。特木其勒图当时是那场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他说当时的”28号文件”规定不得阻拦内地流向内蒙古的无计划移民,而且强调在内蒙古不许成立”单独由蒙古族组成的文化和学术团体”。
特木其勒图认为”28号文件”之所以让他们那代对文革整肃有记忆的学生能够走上街头抗议,罢课,进京上访,是因为当局的政策又揭开了文革时期留下的伤疤,让他们看到民族平等政策被践踏。
在19967-69年内蒙古发生的”挖肃内人党”事件,在蒙古族人口中造成大量伤亡。”挖肃”加深了民族矛盾,许多挖肃幸存者仍然未摆脱受迫害的阴影。旅居日本的蒙古族学者杨海英在《没有墓碑的大草原》书中通过大量采访和第一手资料记录了那段历史。
特木其勒图说,1981年的运动虽然被压制下去,他本人也因此开始了政治流亡生涯,但是1981年的学生运动是在文革”挖肃”后再次唤起了蒙古族的维权意识,在延续民族主义情绪方面是个里程碑的事件。
他认为在网络舆论和自媒体发达的时代,当局很再像1981年那样控制不满舆论扩散。如果当局不顾蒙古族民众反对,强行推行”不得人心的语言政策”,这次很可能会再次形成一个里程碑事件,再次造成内蒙古的民族主义情绪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