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进入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但湖北人熊伟并不气馁。他说，自己参加人大代表选举从一开始就只是冲着参与基层民主、唤起更多人而去。几个月下来，他发现了选举过程中的程序和细节之陋，对民众同人大代表制度之间的疏离感，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参选之初，他就成立了“非京籍人员选民资格”协助办理志愿者办公室，指导那些与他一样的“外地人”介入本地公共政治生活。一块红色的牌子标识办公室的所在地，北京西郊比邻圆明园的胡同里，散乱的商铺、小摊和游荡的猫狗将它缠裹在市井的喧闹之中。这里是打工者和外来人的聚居地之一，对于民主选举的陌生尤甚，熊伟也是其中的住户。他要做的，就是让他们捡起5年一次的权利。只要填写一张表格，熊伟就会传授以参选步骤和注意事项。来者多会这样询问：“登记选民对我有什么好处?”熊伟无法阐释践行权利能够带来的眼前利益，只能从《选举法》中搜出一项对普通人最能产生“推动力”的答案：“成为人大代表，就有了罢免权。”
好奇者众，而大部分人都会因繁复的手续作罢。光是需要回到户籍地去开具选民资格证明，就已让他们打消了念头。
无论动员的结果如何，熊伟的阶段性使命已经完成，那就是让更多人意识到手中一票的存在价值，虽然影响力囿于小众，但从长远公民意识的培养来说，这样的一小步自有它的意义。
对熊伟来说，致力公民参与已是日常生活和工作准心。过去8年中，他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游说全国人大代表、参与立法，被称为最专业的“编外代表”。
这位做过热电厂工人、当过记者的民间学者奉蔡定剑为楷模，坚信从民主法治中才能找到共商国是的出路。
1990年，从湖北荆门大学毕业的熊伟成了一名普通工人，他以“位卑未敢忘国忧”为题，写下一份万言书寄给北京高层领导，20多条建议囊括“修改刑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发起少年足球工程”等完全不同的领域。反复寄了4次之后，仍然没有任何回音，熊伟便放弃直接给高层上书的路径，转而寻求通过全国人大代表推行自己的主张，开始了参与立法之路。他四处搜集人大代表的联络方式，提供自己的调研结果、分析见解。与人大代表的合作不无挫折，他的“纠缠”常常会引得对方横眉冷对，但也不乏皆大欢喜的时刻，曾经的“两会”上，一名代表参照熊伟提供的材料写出的议案被评为优秀。
1999年，熊伟离开了热电厂，成为一名记者。2002年，他来到北京，不久便辞去工作，成为专职“游说者”，奔走于人大代表之间。几年中，累计和全国人大代表合作提交议案和建议100多个，让民情直通立法平台，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起草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在农村采访时，熊伟曾几次目睹村委会选举的混乱失序，农民的选举热情更是让他极为震撼，于是便产生了这个大胆的想法。草拟的法案1.3万多字，几经易稿，前后共征得1000多名人大代表和10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支持，成为其联名上呈的议案，虽没有最终形成法律，但也直接推动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
“知识分子首先需要自我启蒙，然后才能启蒙大众。知识分子需要清醒地认识，什么才是中国民主法治的基本路径、如何寻找现代化强国的突破口，知道应该怎么做，然后才能去告诉别人。”熊伟说。亲身参与立法即是自我启蒙，他找到了一条能够践行理想和改变社会的道路，并自认是现行体制框架中最为务实的一条。2005年，他成立了一个从事公民参与立法研究的NGO，取名“新启蒙”。在完成了自我寻路之后，他希望更多人成为参与立法的追随者，践行启蒙大众的使命。
“新启蒙”吸引了北京高校的20多名学者成为顾问，然而正式的工作人员只有熊伟。“未来每个项目我们都要设置一个办公室，有全国选民登记管理系统、土地制度改革、村委会选举……”熊伟指着一片在他住所旁租下的民房说。虽然里面连办公、采暖硬件都没有，更谈不上人员配备，但这个常年节俭度日的单身汉却很乐观：“明年你来的时候，这里肯定会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