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际财经时报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一员，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

　　这是对外部开放的标志性事件，此前中国漫长的近现代历史中，中国通常是被坚船利炮轰开大门。

　　时间倒溯208年，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四日，试图与中国从事贸易、制订贸易规则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到达乾隆避暑的热河，最终争论的焦点变成是否要行三跪九叩礼。至于国际贸易，热衷于探讨朝觐的天朝人从未理解的概念。

　　2011年，中国加入WTO十周年，十年间，中国的进口、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增长4-5倍，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完善，国家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通过发展出口主导的外向型经济，中国实现了大范围的脱贫，完成了中低端制造业产业链条布局，对外开放成为大势所趋，没有力量能够阻止这一趋势。

　　在入世十周年时，从国际角度看，贸易摩擦并未减少，国内对于是否应该加入WTO的争议未曾平息;从国内角度看，经济艰难转型，与对外开放并行的是在资源等领域的国进民退，中国未能在对外开放时积极稳健地推进面向民资、致力于建设市场化基础的对内开放。

　　激进而成功的对外开放

　　中国开放，主要指对外开放，从1978年以来，以开放促改革，以外向型经济拉动经济发展从未动摇。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中国加入WTO十年后，2011年1月27日，在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表示，中国将以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为新起点，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2011年4月20日上午10时，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朱宏任表示，中国完全实现了加入WTO过程中所做的承诺，中国经济也在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而取得了又快又好的发展。

　　曾评价中国为世界贸易领域内“大象”的WTO总干事拉米，2006年在中国加入WTO五周年之际，对中国入世后的作用给予了“A+”的打分。2011年，在中国加入WTO十周年之际，拉米再次给出“A+”的高分。

　　中国对外开放是激进而成功的，这说明对外开放不会摧毁中国经济，反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鲶鱼，通过参预国际竞争，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如在电信设备领域的华为与中兴通讯，如在IT领域内的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等。

　　关税大幅降低，外贸经营权的彻底放开，是我国履行承诺中极为重要的一步。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取消原需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进口招标商品的限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十年来我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从入世前地15.3%降到了9.8%，开放了100个服务贸易的部门，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清理立法的工作。

　　国外商品涌入我国，加上我国逐步开放的服务市场，使我国本土的经济面临着强烈的竞争，中国人了解了更多的国外品牌，创建了一大批本土品牌，洋品牌的溢价逐渐消失。但在国外的一些品牌如大宗消费品如哈奶达斯等品牌，在中国仍然作为高端品牌享受溢价，正是中国开放不足的反映。

　　对外资开放已经深入核心的金融资本领域。

　　根据入世承诺，银行业在入世五年时分步向外资开放：加入WTO两年后，获得许可的外资银行可以开办人民币业务;5年后，中国将进一步开放银行业，但仍在股权，地域和业务范围上对外资银行进行限制。截至2006年5月底，已有71家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了197家营业性机构，并可在25个城市开办人民币业务。从2006年至今，外资银行在中国资产从0增长至超过1.3万亿元。

　　外资银行与股份制银行对于金融人才的激烈争夺，使金融行业的薪资增长了数十倍。渣打银行中国区总裁林清德表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尤其是2006年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之后，银行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让这个行业的竞争更加激烈。更多的参与者进入中国市场。新的外资银行来到中国，你会发现行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了各机构人才的供应储备。因此，对渣打来说，当时最大的挑战就是人才。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要在某地开设分行，在我们最早进入的时候，需要确保了解当地的经济情况，会招收当地的人才，因此，高管需要是本地人，需要很了解当地政府、监管部门和当地社区的情况。

　　各种争论仍在继续，中外贸易博弈日趋激烈，正是中国开放之后的表现，中国正在学会运用国际规则参与国际竞争。

　　为加入WTO，有关部门对当时法律法规规章及其政策措施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最全面、最彻底的一次清理。从2000年7月截至2002年12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修改有关法律14件;国务院废止行政法规12件，制定、修改有关行政法规38件;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修改、废止部门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1000多件;废止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3370件、修改1126件;决定停止执行省级政府及其部门和较大的市政府及其部门其他政策措施约18.8万件。入世十年来，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工作从未间断，个别清理始终进行，相继废止了《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修改了著作权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

　　从规则制订到经济分工，中国都在进入对外开放的深水区，成为国际经济市场举足轻重的经济体。

　　迟缓而痛苦的对内开放

　　对内开放从未能跟上对外开放的步伐。

　　对外开放是正确的，并不意味着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是正确的。对草根市场经济的歧视，导致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现象，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根基不稳，从而激发出广泛的民粹主义情绪。

　　在重要的资源性行业，对内资开放徒有其名，直到目前为止，在煤炭等领域驱逐民资的国退民进仍未受到清理，在石油等行业通过进口权、排产权等限制弱化民资地位。在入世之后，外资享受的超国民待遇，民资因此被降落为非国民待遇，使更为明显，本应先对内开放的市场对外国投资渐渐敞开了大门，给外商的“国民待遇”大大优于民营企业，以至人们形象地称民营企业为“非国民待遇”。

　　在重要的税收方面直接歧视内资。

　　自2008年1月1日起，中国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此前外资所得税税率是15%，而内资企业的税率高达33%。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从2012年12月1日起，中国开始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这意味着中国内外资企业税制全面统一，在税收政策上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优惠彻底结束。此前，内资企业被征收了十几年的税费，城市维护建设税自1985年开征;教育费附加1986年开征。吸引外资作为政绩之一，外资买单将难言坏帐一盖了之等好处，让地方官员对外资趋之若鹜。

　　中国的金融机构成为对外开放而对内封锁的典型行业。2007年的数据显示，境外投资者通过低价入股国有银行狂赚1万亿，加上在香港低价上市的垄断型公司的利润，远超1万亿。

　　自欺欺人的可笑观点是，既然内部市场资源无法激活金融市场，外资又不是活雷锋，他们进来既获得了收益，使中国银行业开始了真正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化改革，也使中国银行业在资本市场获得了更高的估值，一举两得之事，何乐而不为?但中国金融业从未真正向内部开放，村镇银行升级，民间机构必须让出大股东位置;小额贷款公司被严厉禁止吸储，最终以高利贷的畸形方式获得赢利权，因此在政策上与道德上受到双重打压。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起步，竭力争取在境外开疆拓土设立或者通过并购的方式分支机构，也设立了理财中心为国内投资者到境外投资，但市场化并不只是并购游戏，也不是股权激励，其实质是一种竞争体制，所有的一切组织架构都围绕竞争而来。但体制内的银行恰恰缺乏对于竞争的本质理解，他们是天然的蓝筹股，他们可以获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利润，在资本市场降生伊始就是股市的定海神针，可以理直气壮地首批获得QDII资格。

　　市场改革绝非一蹴而就，许多人都清楚的事实是，许多国有银行的董事会仍然缺乏人事支配权，银行内部建立以业务为条线的事业部制等体制如一团乱麻。银行的改革路径在验证一条以开放促改革的路线能否成功，现在看来问题极大，只有对外开放而缺乏对内开放一翼的市场，无法改造内部的行政土壤，无法形成真正的竞争环境，无法改变漠视境内投资者利益的不良文化。

　　另一个典型行业是资源行业。由于对民企的步步紧逼，民企在石油等行业步步撤退。1998年以前，民营企业在石油流通领域占到了85%，每年上缴利润高达人民币1000多亿元。民营石油批发企业与民营加油站固定资产总投资约为人民币7720亿元，就业总人数134万人。据统计，民营资本占成品油批发企业总数的33.4%和国内加油站总数的56.3%。民营企业进入中国国成品油分销领域的各个环节，不仅企业数量多，而且分布区域广。到2007年，中国民营石油批发企业由1998年的3340多家锐减到663家，4万5000多个民营加油站有五分之二处于死亡边缘。

　　按照中国入世的承诺，国内石油零售市场在2004年对外开放，国内石油批发市场在2007年对外开放。而从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经贸委等八部门的“38号文”便明确规定，国内各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要全部交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的批发企业经营，其他企业、单位不得批发经营，各炼油厂一律不得自销。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重申两大集团的成品油批发专营权，并进一步赋予其零售专营权。2007年1月出台的《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和3月的《成品油经营企业指导手册》，过高的门槛实质上是在驱逐民营石油企业。

　　大型企业可以与国际石油巨头建立合资企业，康菲石油在渤海溢油事故后态度傲慢，民营油企至今仍在追问，生存还是死亡?

　　正因为民营企业生存艰难，要求给予民企生存空间的文件才层出不穷。2003年10月，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大对内开放，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提出“把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结合起来”。

　　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颁发，从七个方面提出36条意见，被称为“非公经济36条”。这是新中国成立56年来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核心是给予民企国民待遇。让人遗憾，老36条未见效，只能推新三十六条，旧三十六条颁布5年后，国务院再次颁布《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对非公有资本的开放力度更大，形容为将已经透明的玻璃窗擦得更亮。有传闻称，细则将在2011年底出台。

　　中国存在“王爷经济”，官方垄断企业拥有天然优势;中国还存在“诸侯经济”，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被各种费用等层层分割，国内市场物流费用甚至比远洋出口更高昂。

　　中国的市场化只完成了一小半，重要的资源行业、金融行业均未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根基，也未在用工制度上建立市场雇佣机制，更没有在资源配置上响应市场召唤。中国的市场化是表层的浮浅的市场化，从根本上不接内部市场化的地气。最接近民间市场化的温州草根经济，处于生死关头。

　　对外开放对内封锁的恶果

　　对外开放而对内封锁，加上权贵经济推波助澜，使得国内民粹主义泛滥。

　　对西方经济的解读只剩下两个字，“阴谋”。甚至在中国本土也亟需的知识产权方面，也认为是西方对中国封锁技术的阴谋。这显然是受虐心态的表现，虐待之源来自内部的不平等。在不平等待遇下，民营企业家既痛恨权贵的不公，也痛恨外资的跋扈，由于无法向权贵发作，只能向外资一开火。从2005年开始抨击外资并购，到近期抨击金融战——对内不开放，引发的民粹必然导致民粹对外资的痛恨，对外开放难以持久。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主动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与传统中的封闭路径割裂。

　　1978年，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允许草根市场存在，但2011年，仍然在探讨国退民进。1861年到1894年，中国开始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可以视为上一轮的国企参预世界竞争，最终，退回到民粹主义的彻底闭关锁国。

　　没有内部的市场经济，以偷懒的对外开放取代内部的艰难市场建设，必得市场软骨症。

　　洋务运动经历半个世纪以血腥的战争方式失败，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造就了空前的饥荒悲剧，而现在，是回到了洋务时代，还是进入了新一轮的市场草莽的建设期，以真正的市场建设立下中国发展的百年根基?

　　希望不是前者。